“新常态”需要正解

钮文新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做出以上表述。于是，“新常态”变成时髦词汇，引发各界的高度关注，越来越多的人用这一概念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经济。乃至以“新常态”作为经济关键词，仅百度搜索就有256万个相关结果。

但我注意到，“新常态”一词并未在中央层面给出较为准确的“正解”，而各部门、各省市、各学者各有各的理解，认知相当混乱。令人担心的是：在认知混乱的情况下，“新常态”会被别有用心者利用，甚至把“经济衰退”也当做“新常态”，为其导致经济衰退的政策错误寻找借口，并成为其继续制造“经济衰退”的理由。

所以我认为，中央有必要对“新常态”给出较为明确的正解。

据了解，“新常态”一词是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在一次“探讨危机后美国各个经济领域复苏和发展新模式”的论坛上，提出了这一概念。论坛对“新常态”在不同领域给出的解释大致如下：

金融领域：“后危机”时代的金融体系不可能简单回归到危机之前，“新常态”的金融体系代表着“更低的金融杠杆与更多的政府干预的结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宾塞解释说：“我们将会有一个非常不同的金融系统，它的‘新常态’将是被严格地监管，资本需求会很高，银行系统会更有效”。

商业领域：“后危机”时代的“消费群体和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商业环境也发生改变，全球企业界需要拨开经济不确定性带来的迷雾，思考企业在“新常态”中的定位，以适应这种变化。”

宏观经济：“后危机”时代“经济恢复缓慢而痛苦的过程”被视为“新常态”，大多数美国人都在慢慢适应经济形势的“新常态”。但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则认为：美国经济不会出现这种“新常态”，实现快速增长的可能性犹存。

美国的情况是否可以被简单地平移到中国？“新常态”之于中国应当有怎样的“新内涵”？如果我们非要对此有个说法，那就需要中国的研究机构尽快研究并给出“相对完整的结论”，而绝不是现在这样“乱猜”。更不能允许把“新常态”当成一个“筐”，乱七八糟往里装。

比如：纵容货币投机的大规模膨胀，以致市场利率过高的情况是否属于“新常态”？如果不是，那就必须“采取规则性手段”去除货币投机，而不是单纯依赖“去除货币投机的环境治理”，因为要把货币市场利率压低到存款利率水平，消除“基准利率双轨制”，那货币政策成本会非常高，而且会出现货币供给大起大落的情况，不利于中国的经济、金融稳定。

再比如：有人认为，只要就业稳定增长，就可以不管GDP的高低。央行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也说：“增长、就业、物价、环境等经济变量之间的匹配关系正在变化，经济运行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和新常态”。我认为，“新常态”需要“新观察”和“新论证”，而不能简单地否定“增长与就业”的“正相关”关系。因为历史证明，就业数据与增长数据之间的走向一致性从未受到破坏，只是时间上会有差异而已。对中国而言，就业数据往往滞后于增长数据，这是“解聘员工的成本越来越高”的就业政策作用的结果。所以，就算经济出现衰退，就业也不会马上出现下跌，这已经被历史多次证明。我的担心是，如果我们采用“就业不跌就不管增长”的政策，那就业下跌的滞后性，就很容易使我们的经济政策滞后，而频现被动。

总之，关于习主席“新常态”的理解五花八门，有些听起来明显带有“异样的味道”。所以我们诚望中央给出明确的正解，避免认知和政策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