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过了的机会？

缓解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最好的办法是改革户籍制度，取消行政垄断，让企业和人员进行自由竞争。

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供给制和人身管制的产物，在今天已经显得不公平和过时，并且成了中国继续发展的障碍。但中国政府并没有下定决心取消户籍制度，主要原因是担心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脆弱的公共服务将不堪重负。

中国城市养老金账户的亏空已经达到了1.3万亿(有人认为还不止这个数字)，医疗体系因为“看病难、看病贵”饱受诟病、教育投资不足(各级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一直没有达到GDP4%的目标——这个目标还是1993年制定的)，还有数以百万计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

如果4万亿不是去做投资，而是用于取消户籍制度，情况会怎么样？黄亚生觉得，那样做可能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未来。

“‘4万亿’提供了一个大规模投资的借口，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强制拆迁。这是在以一部分人的收入降低为代价来发展城市化，不是刺激消费，而是在降低消费。”黄亚生说，如果不选择这种方式，而是让农民工在城市里定居下来，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唯一的不同就是GDP增长会慢一些。”

“这在我看来没什么不好”，黄亚生说，“如果关键的居民收入没有相应增加，GDP增速太高实际上是在补贴美国。”

而对行政垄断，2008年开始实施的《反垄断法》对此不置一词，而作为经济刺激计划的配套政策，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文件上有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说法，但缺乏可操作性。

行政垄断显然会在政治上产生效果。大型国有企业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命脉，因此，掌管这些企业的高级干部必须服从组织人事部门的安排，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国企的市场取向，又必须对这些高管的市场绩效进行考核。这两个目的自相矛盾；因为前者目的在于强化党和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后者却削弱了中央和地方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现实中国资委屡屡下文，要求大型国企必须加强集体决策、限薪、服从宏观调控，甚至是约束投资某些行为——如在房地产行业的投资，看上去是为了努力追求前一个目标，但实际上只是反映了后一个趋势已变得越来越明显。

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是这种情形的必然后果。这使得缩小收入差距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种局面有其必然性。黄亚生曾经解释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他说，1980年代中国的金融改革是倾向于农村、个体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到了19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政策取向由扶助个体私有制转向扶持国有经济。黄亚生认为，以个体企业为主导和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的主要区别不在于产值的增长，而在于真正获利的是哪些人。

不同的政策产生了不同的结果。1980年代，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这10年也是中国脱贫成就最显着的时期，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这个时期共有1.44亿人口脱离贫困状态。到了90年代，农村收入从80年代的两位数增长急剧下滑到4%左右，脱贫人口也只有6200万人。

许多人都知道中国是最严重的收入不均的国家之一，黄亚生说，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1980年代，中国的贫富差别缩小了很多，到1990年代却急剧恶化。他认为这和两个时期不同的发展模式有关。

中国本来有机会让工业分布在农村，提高农民的收入，同时让更多人在城市生活，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而不是像现在这样：2亿以上的人口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奔波，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编辑：樱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