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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分化原因剖析:城乡分割拉大收入差距(2)

文章导读:   经济网综合网讯 富人穷人距离多远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贫富分化是个普遍的经济现象,如果不能很好地加以控制,就会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财产集中在国家手里,人民普遍贫穷,城市居民

城乡分割拉大收入差距

麻省斯隆商学院教授黄亚生给记者发来的材料中,有他和中山大学2009年在广东所做的一项农民工调查。他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城市化有一种特有的迷惑人的地方。

从2000年开始,中国开始急剧地城市化。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城市化会带来家庭收入的增加,进而刺激消费的增长。

“中国城市化把2.3亿农民变成农民工,这个过程本身增加了国民收入”,根据黄亚生团队的调查,农民工在广东打工的收入是在老家相同条件下打工收入的2-3倍。但这一“不得了的经济成就”却没有拉升中国的消费。黄亚生说,2000年以后,中国家庭消费占GDP比例实际上在下降。

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家庭更注重储蓄而不是消费。事实上,农民工的确很重视储蓄。广东的农民工的储蓄占收入的40%,比城市居民要高15到20个百分点。

城市化带来的增长之所以没有在消费行为中体现出来,黄亚生说,是因为公共服务的欠缺抵消了这种增长。而中国的公共服务是和户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公共服务和户籍联系在一起,人口史专家葛剑雄说,意味着农民工虽然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但不能享受与本地市民一样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机会。

黄亚生和中山大学调查了2000多名农民工,一半以上的人在广东已经生活了6年以上,其中有一人从1976年就在广东打工。他们都没有取得当地户口。

城市和农村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人口密度高,消费需求集中,能够减少交易成本,有利于发展服务业。黄亚生说,这种经济上的规模效应是近代以来全球性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城市化往往会带来消费上升,但中国例外。

农民工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主要消费却发生在农村。以广东的农民工为例,他们存钱的主要目的是供孩子上学和在老家建房,仅前者一项,就占到了农民工总开支的33%。

如果农民工子女能够和有城市户口的孩子一样,进入收费低廉而资质更好的公立学校读书,农民工的收入就能够得到显着的提高。所以,东部的城市如果能像给有职业、长期居住的农民工和本地居民同样的公共服务,就能够降低他们的储蓄率,从而促进消费。

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一直在扩大,从1978年前的1:2.36扩大到了2009年的1:3.33。如果算上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国际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这个比例将进一步扩大到1:4以上。实际上,复旦大学教授陆铭认为,这是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

“重庆的人均收入比上海的人均收入低很多,不是因为重庆城市居民比上海城市居民收入低很多,而是因为重庆的农村人口比重比上海高很多”,陆铭说,在城市化率较高的东部省份,收入差距在缩小。这说明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背后是城乡收入差距。

谁能进入高收入行业?

以对基尼系数的贡献论,唯一能够和户籍制度相比的是行业收入差距。少数行业的收入远远高于其他行业,这是导致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主要原因。

根据复旦大学陈钊教授的一项研究,1988年,行业收入差距对整体收入差距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到了2002年,行业间不平等已经成为仅次于地区间差距这一因素之外的,导致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第二重要的因素。

90年代以来,“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和“金融、保险业”这两大行业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收入越来越高,“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给业”的收入也迅速和其他行业收入拉开差距。这三个行业的高收入是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有一些行业收入较高是因为需要特殊的技能,比如软件业和计算机服务业。但中国的高收入行业的普遍特征是行政垄断。陆铭说,行业收入差距拉大“主要是由一些具有国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引起的”。

陈钊说,对公用事业、邮电、通讯等没有受到市场化冲击的垄断盈利部门来说,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对它们影响不大,而金融、电信等部门则积累了大量的利润,其中一部分就体现为这些行业内员工收入的快速增长。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改革进入了难以根本触动以垄断行业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阶段,因而垄断行业在市场化改革中逐渐得益,并最终较为稳定地处于高收入行业之列,而竞争性行业则一直维持着相对较低的收入状态。”

在经济学上,垄断并不必然导致行业工资过高。只要劳动力能够在所有企业之间自由流动,人的竞争会导致行业收入趋向于均等化。也就是说,即使老板之间的竞争不可能,只要员工之间能够自由竞争,垄断并不会持续拉大收入差距。

但陆铭和陈钊合作的另一项有趣的研究表明,进入高收入的垄断行业做员工,和成为这个行业做老板一样困难。教育、经验固然重要,但关键是父辈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以及他们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比如说,量化研究显示,父亲受教育年限和党员身份,对于子女进入高收入行业都有重要作用,但在东部地区,父亲的党员身份更重要——其作用相当于给父亲增加了近10年的教育。

和一般人想象的情形相反,他们的研究表明,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父辈的社会关系和当地户口对能否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影响越大。

行政垄断在行业准入上、也在分配上造成了巨大的不公平。尽管垄断国企都声称自己对国家的贡献不可替代,但事实并非如此。垄断国企提供的绝大多数产品和服务,同样可以由民营企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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