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提交“改革报告”：

干了不少事，但慢在哪儿？

肖亚庆晒出国企改革“成绩单”

顶着舆论“改革缓慢”的压力，6月30日，履新不足半年的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受国务院委托，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作了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与体制改革情况的报告。

肖亚庆这样总结当前的改革成果：目前，改革顶层设计基本完成，配套政策不断完善，重大改革举措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积极进展。

例如在制度设计方面，自去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出台后，目前已相继制定出台13个专项改革意见或方案，还有9个文件正在履行相关程序，相关配套文件即将全部制定完成。

目前已相继制定出台的13个专项改革意见或方案，共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的5个专项意见；第二类是深化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等方面的5个专题方案；第三类是贯彻落实《指导意见》任务分工等方面的3个工作方案。

再如在国资监管改革方面，国资委取消下放21项监管事项，宣布废止和失效33件规范性文件；在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两家中央企业开展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24个省级国资委改组组建50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几个国改重点领域也有喜人的数据。在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方面，肖亚庆介绍，国有企业积极推进集团层面公司制改革，引入各类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大力推进改革上市。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改制面超过80%，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及子企业改制面超过90%。截至2015年底，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388户，中央企业61.3%的资产、62.8%的营业收入、76.1%的利润集中在上市公司。

关于稳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肖亚庆指出，已出台了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有序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鼓励和规范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截至2015年底，中央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达到67.7%。

在完善公司治理方面，85家中央企业集团层面已建立规范董事会，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等5家中央企业开展了落实董事会选聘高级管理人员、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等职权试点。

国有资本布局优化方面也有亮点：国资委大力推动企业重组整合，央企总数从2012年底的115家缩减至目前的106家；国有资本更多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领域集中，国有资产在军工、电信、民航、能源等重要领域占比达到90％以上；通过进场交易、兼并重组等方式，实现低效无效资产稳妥有序退出，加快退出长期亏损、产业前景不明、缺乏控制力的资产，推进“去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工作。自2012年以来，中央企业通过产权市场处置低效无效资产1080亿元。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19.2万亿元、所有者权益40.1万亿元，分别是2012年的1.5倍和1.4倍；其中，中央企业资产总额47.6万亿元、所有者权益15.9万亿元，均为2012年的1.3倍；2012年至2015年，中央企业国有资产年均保值增值率为106％。

从数字来看，国务院国资委推动改革的这份“成绩单”不可谓没有分量，却依然被中央巡视组与外界认为改革进展较缓。各界殷切的期望和平淡的改革现状，凸显国企改革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慢在哪儿？为何慢？

中央第十四巡视组向国资委党委反馈专项巡视情况时提出的四点意见建议中包括，“强化‘五大发展理念’，抓紧向‘以管资本为主’的监管职能转变，抓紧制定和完善国有企业改革各项配套制度，加大央企改革试点和总结推广力度。”

吴敬琏在6月30日的演讲中便直言：“首先要在认识问题上求得统一和共识，这是迈开步子往前走的前提条件。”吴敬琏特意举了一个反例说，“有些熟人是在国企部门的，他们就认为管人、管事、管资产还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情况之下，作为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公司治理怎么能够建立起来呢？”

如果说思想上达成共识属于“隐性因素”，实操阶段的种种现象则更易被观察。

在1+Ｎ的国改文件体系尚未全部出台的背景下，具有为全局蹚路意义的央企改革试点备受瞩目：早在2014年7月，国资委就公布了第一批央企“四项改革”试点名单，当时共有6家央企进入试点范围，但时隔两年，第一批试点企业的具体成果和状况至今仍未公开披露；参与第二批试点的名单，截止记者发稿时，也迟迟没有完整公布。目前公开资料可知的第二批试点信息仅有：今年2月，国资委有关负责人透露诚通集团和国新公司两家央企将成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企业；今年6月，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五矿与中冶的重组大会上宣布，新组建的中国五矿已纳入国有企业改革试点。

镇江市国资委副主任谭浩俊认为，国企改革进展缓慢，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的“冷热不均”。首先是“中央热、地方冷”，谭浩俊称，决策层对国企改革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可是部门和地方普遍出现了等待观望的现象。其次是“外部热、内部冷”，对新一轮国企改革，一开始社会各方面的期待和参与热情是相当高的。特别是民间资本和资本市场，都把国企改革当作新的机会、发展热点和投资热点。可是，这一切都是昙花一现，这种投资热情很快就陷于平淡。最后是“文件热、行动冷”，已经出台的国企改革文件目标非常明确，要求也相当高，但落实乏力。

谭浩俊特别强调，国企改革进展缓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建立真正的容错机制，没有允许部门和地方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而过多地把国企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差错等与个人的责任联系在一起，让那些有改革精神、改革能力、改革意识的人也放弃了改革意愿。“如何消除这方面的顾虑，也是新一轮国企改革必须高度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国企改革中面临的难题和制约，其实也是当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后的一个缩影。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周天勇举了一个颇有现实意义的例子：有地区想改革，就改革方案先与有关部委厅局自己熟悉的领导电话沟通，或者到北京、省会汇报，领导私下说，你是真想改革，还是假想改革？回答：真想改革。领导劝导，真想改革，你就不要打报告，你自己干就是了，成功了功劳是你和我的；不成功你自己负责任。

“你又想改革，干出点政绩，又想让上级来承担责任，哪有这样的好事？”周天勇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