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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8期
总71篇
序言
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自己的70华诞。70年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却创造了灿烂辉煌、彪炳史册的业绩。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探索的70年，是中国人民从贫穷走向富裕的70年，是从落后的农业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70年。
七十位亲历者的讲述
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在新解放区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农村，党领导农民完成了土地制度改革，3亿多农民分得土地、农具等，从而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解放。
1949年6月，中央通过《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选定了陈云为统一财经工作的总负责人。在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统一全国财经和稳定物价这场财经战线上的战役，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连续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也结束了旧中国几十年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的局面。毛泽东因此评价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1947年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没收官僚资本”的口号，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着手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导下，没收官僚资本企业的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这一巨大价值的财富收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经济物质技术基础的最主要部分。
农业合作化最初几年受到农民欢迎。但后来出现了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倾向，“农业合作化应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不宜过快”的意见受到严厉批评，“稳步推进”的方针被改变，1955年10月，中央召开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会后，农业集体化急剧加速，到1956年底，绝大多数农民加入了合作社，基本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
统购统销，在特定时期起到了抑制市场投机行为、稳定市场价格、缓和粮食危机的作用。但逐步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阻碍农村经济发展。农村改革之后，粮食逐年增产，价格放开，粮食市场形成，实施了39年之久的统购统销政策退出历史舞台。
2016年9月，北京市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至此，中国大陆31个省份全部出台了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改革意见中，各地普遍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部分地区放宽落户条件。我国存在半个多世纪的二元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在新中国历史上，五年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部分，主要是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等作出规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1953—1957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一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
1954年9月，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大跃进”的初衷和愿望是好的，希望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打开新的局面。但由于决策本身的某些失误和执行中出现偏差，急于求成的努力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令社会经济遭受重大挫折。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全国农村出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短短数月时间，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农户达1.2亿户，占总农户的99%以上。
新中国成立之初，特别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我国进一步意识到水利、化肥和机械等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随后几十年里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
1959年到1961年，我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遭到破坏，农业大幅度减产，市场供应紧张。为了战胜困难，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适当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召开，初步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随着经济调整方针的贯彻，我国的经济情况有了新的起色，逐步开始恢复。
持续3年多的石油会战，共探明面积达860多平方公里的特大油田，建成年产原油500万吨的生产能力，累计生产原油1166.2万吨，占全国同期原油产量的51.3%，共完成财政上缴10.6亿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
半个世纪来，我国坚持走自主创新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道路，从原子弹、氢弹到“天宫”“蛟龙”，从“东方红一号”到“悟空”“墨子”，从点的突破到系统性提高，我国科研事业和科技创新水平实现了开拓性进展、全局性提升。而在研制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过程中形成的“两弹一星”精神，也成为中国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激发亿万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勇拼搏。
1964年到1978年，在中国中西部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称为“三线”建设。它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2052亿元，占同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9%，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一批各具特色的工业基地和新兴工业城市在崇山峻岭中拔地而起。
“上山下乡”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1977、1978年大批知识青年开始返城。198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劳动部门统一管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解决上山下乡运动的遗留问题。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基本结束。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下乡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
20世纪70年代，袁隆平育成我国第一个三系杂交稻野败不育型“二九南1号A”。从1976年到1987年，中国的杂交水稻累计增产1亿吨以上，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6000多万人。近年来，我国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占全国水稻总面积的五成多；全国水稻平均单产每公顷约6.4吨，其中杂交水稻每公顷约7.5吨。杂交水稻对世界范围内减少饥饿也做出了卓越贡献。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1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1977年末和1978年夏，中国迎来了史无前例、规模最大的高考，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重要观点。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家庭联产承包的推广，充分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粮食大幅增产，解决了温饱问题，也由此拉开了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序幕。
1978 年12月26日，52 名“首航学者”启程赴美。“首航学者”，即改革开放后首批中国留学生。基于“文革”期间派遣留学生工作已经中断多年，恢复派遣留学生，成为恢复高考之后中国教育界的又一件大事。
从1970年毛泽东邀请斯诺访华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再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整整历时8年多。这期间，两国领导人为解决两个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消除彼此的成见与隔阂，恢复彼此尊重、彼此不敌对的正常关系，可谓呕心沥血。
1987年，乡镇企业产值比重首次超过农业。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全国工业产值中“三分天下有其一”。如今，一批优秀的乡镇企业经过多年市场历练，成长为知名上市公司。
改革开放以后，乡镇工业快速发展，劳动力市场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并大规模跨区域流动。2018年，中国农民工达28836万人，其中，到乡外就业的农民工17266万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吸引外资工作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2018年新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发布，以深入推进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
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核心和关键环节。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80%以上的城镇就业，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把经济尽快搞上去，中央设想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给予更多的自主权，以发挥两省毗邻港澳台优势，扩大对外贸易。1980年８月，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应运而生，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新探索。深圳也得以完成了由一个边陲小镇向超级城市的蜕变：经济总量从1.97亿元增长至2.42万亿元，位居亚洲前五。
1981年以来，党中央部门进行了4次改革，国务院机构进行了7次改革，逐步建立起具有我国特点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沿着适应和推动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改革这条主线，聚焦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政府基本职能，机构改革的脉络清晰可见。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商品价格是由政府统一定价。1984年后，国家启用价格双轨制，即从计划和市场两种价格体系并存，渐次过渡到市场价格为主。
1988年，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指引下，中国科技发展逐步推进、快速提升。1995年，江泽民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释他对科技的深刻洞察。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浦东开发正式起步，给上海带来了划时代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1990年年底，上交所和深交所相继成立并正式开业。股票和股票交易所，这个被长期冠以资本主义特有标识的市场化产物，在姓“资”姓“社”的争论中悄然启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据人社部统计，至2018年11月，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9.26亿人，参保率90%，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3.5亿人，参保率95%。
小平南方谈话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直接促成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中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演进轨迹，与改革实践的不断拓展相辅相成。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大做出决定,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将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分税制。新一轮税制改革正式拉开帷幕。通过分税制改革调整，中央财政状况得到极大改善，有力保障了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增强了宏观调控能力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提出要建立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分离出政策性金融机构，建立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从此开始了金融体制改革历程。
汇率是国家宏观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经济变量，而汇率制度则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和自信程度的集中体现。因此，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一直是深化改革的关键性课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被公认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跨越式改革。
当前，我国城镇化正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密切关注城镇化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明确关键环节，采取有力举措，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让全体人民共享城镇化发展红利。
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成立。重庆成为继北京、天津、上海之后的第四个直辖市，也是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适度超前、统筹衔接的一体化现代基础设施网络初步建成。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和水平显著提高，整体质量全面改善，综合效率明显提升，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速度”。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香港一度也成为国际金融大鳄的攻击对象，但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支撑，最终顶住压力，香港金融市场得以稳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内外、着眼全局，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推动形成东西南北纵横联动发展新格局。
自主研发的“复兴号”，在254项重要标准中，中国标准占84%，是真正的“中国造”动车。“中国标准”正逐渐超越过去的“欧标”与“日标”，形成世界上独有的核心竞争优势。
中国入世的意义，也体现在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促进了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改变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演变。
几十年来，中国航天人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先后将11名航天员14人次送入太空，全面突破和掌握了载人天地往返、空间出舱和交会对接等载人航天基本技术，为后续建造和运营载人空间站，并向宇宙更深处探索打下了坚实基础。
SARS疫情，也让中国公共卫生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同时，政府官员问责制正式启动。
取消农业税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一次重要调整，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措施，使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张文中案的再审及其判决结果，提振了民营企业家的信心，鼓舞了民营企业家的士气，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从申办到筹备再到举办的全过程，北京奥运会始终秉承“绿色奥运”“人文奥运”和“科技奥运”的理念，让世界全方位了解中国，让中国更深入地融入世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各国带来了深刻教训，中国政府更加重视金融领域健康有序发展，更加注重宏观政策审慎平衡，注重审慎推进金融业改革。
港珠澳大桥的原创性技术革新，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扩大开放是既定战略，而非一时之策，中国将按照既定节奏，坚定推进改革开放。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十分丰富，概括起来说，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一带一路”建设有力促进了相关国家的发展，改善了当地民生，为多边主义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凝聚了更多共识。同时，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过去40年，中国森林覆盖率几乎翻番， 绿色发展理念根植人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要求，确保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十八届三中全会形成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次总动员、总部署，已经并正在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产生重大推动和引领作用。
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是新发展理念中“共享”的具体体现之一。通过住房保障工作，约2亿困难群众圆了“安居梦”，改善了住房条件，增强了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屠呦呦获奖，表明中国科技人员的世界级贡献获得认可。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最近这两年，人们不经意间发现，呼吸畅快了起来，蓝天多了起来，远山的影子也清晰了起来。
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挥了非常大的指导作用，人们的认识也更加深化了。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真正建成现代化强国。
中美之间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经贸摩擦，是一个正确方向。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5G竞争的核心是标准和技术之争。中国在5G技术、标准、产业、应用等方面显现出引领态势，仅华为披露的5G专利数量就位居全球第一。
“三新”经济无处不在,网约车、外卖平台、短视频APP、手机支付、服务机器人……轻轻松松就可以满足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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