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化

农业合作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方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翻身农民刚刚分到土地，有互助合作的需要，党中央引导农民按自愿原则从互助组、初级社，再到高级社，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农业合作化最初几年受到农民欢迎。但后来出现了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倾向，“农业合作化应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不宜过快”的意见受到严厉批评，“稳步推进”的方针被改变，1955年10月，中央召开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会后，农业集体化急剧加速，到1956年底，绝大多数农民加入了合作社，基本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

20世纪50年代，山东泰山农业合作社，代表们一致通过小麦预分方案意见。(FOTOE)

“毛选”里表扬了俺们希勤村

1953年，我19岁，六年级毕业。当年，国家刚刚度过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恢复时期，农村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

当年能读得起六年书、有点文化的没几个人，于是，我就回村到刚成立不久的胜丰社任财粮委员一职，这个职务主抓合作社的财务和生产资料及粮食生产统计工作。

由于解放早、“土改”早，农民获得土地从事农业生产也早，希勤村的农业互助组和合作社相对全国其他地方开展得也就早一些，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但希勤村百姓做梦都没想到能成为《毛泽东选集》中的农业合作化样本。

“插犋搭伙”的互助组

1947年土地改革后，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但牲畜和农具不是家家都有，大部分是有犁没马、有马没车。为种地方便，农民开始“插犋搭伙”，你有车，我有马，他有犁，就这样，自发组成了互助组。

由于自愿搭伙的农户是强找强，不少生产能力差的农户加入不了互助组，种不上地，只好将土地租出去，甚至出卖刚分得的土地来维持生存。还有一部分自己能种上地的农户由于天灾、人祸等原因又陷入贫困之中，这样就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现象。

1951年，黑龙江省双城县永胜区委书记张忠堂带领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白长荣和两个推广员来到希勤村蹲点，帮助农民组织生产，推广良种和规范种植。借此机会，希勤村党支部书记于文化和村长乔世红决定把农民引到互助合作的道路上来，便动员大家组建大型互助组，将时年65岁的王世安等一些年老体弱以及没牲畜没农具的农户吸收入组，帮助他们种地。没有牲畜和农具的农户就采用人工换马力的方法，干一天活顶两天马工。1951年当年就组建了三个互助组，由韩兴武、袁英常、袁振荣三个带头人分任组长。

大型互助组的成立，有效遏制了农民变卖土地的现象。

组建第一个农业合作社

互助组的成立解决了许多生产能力弱的农户种地和吃饭问题，但由于互助组的土地分散，耕作起来不方便，村民便提出能否将土地连成片来耕作。于是1952年末，村里研究后上报县里批准，三个大型互助组合并组建了第一个农业合作社——胜丰社，由村长乔世红任社主任。第二年我就到社里当了财粮委员。

成立之初的胜丰社有50多户，三四百口人，合作社的形式与互助组不一样了，土地归到一起，不再吃租子，统归合作社；车、马、农具作价入股，年终按股金分红；社员劳动实行评工记分制度，劳动的数量多、质量好工分就高。到年末，合作社除去生产费、农业税和按3%提取的公益金、公积金后，按工分来分红。

要说对合作社印象最深的事，一个是胜丰社成立第二年（即1953年），希勤村就建起了粉坊（生产粉条），村里有了企业；还有农业技术推广站不但指导农户生产，还带来了优良品种和马拉新型农具。之前我们种地播种都是“手滤”（即用手撒），或者用“点葫芦”点种子，很不规范。苞米那时种的叫“杂花子”，一大步一棵，当时一小垧地（约合7亩）也就产4担粮，亩产不到100斤，经农业推广站的指导，苞米亩产能达到200来斤。采用马拉播种机播小麦、亚麻很省事，还成行成垄；再有就是入社后，人的精神状态好，上地排着队、唱着歌，生产热情高，其他没有入社的人非常羡慕我们。

当时希勤村有两个自然屯，300多户人家，由于胜丰社只解决了50多户村民合作种地的问题，其他没能入社的农民纷纷去县里要求加入合作社。1953年末，双城县委书记郭献毕领着县农工部长赵德运和三个记者来希勤村了解情况，总结创建初级合作社的经验。过了元旦（1954年），村里就召开会议研究新增合作社的问题，当时让我做笔录，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要求入社的村民挤满了院子。

这次会议研究了要求入社户数，谁能当社主任、大老板（赶车的）、会计等，经研究后，希勤村又成立了三个合作社：永丰社、新丰社和庆丰社，三个社的架子完全按照原有胜丰社的形式组建。

1954年秋，黑龙江省委农工部副部长骆子程来希勤村总结合作化经验，他的总结报告成为黑龙江省委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的重点内容。这是后来骆子程下放到希勤村时亲口告诉我的。

向高级社发展，希勤集体农庄成立

1955年7月31日，毛主席在全国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肯定了希勤村农业合作社的做法。毛主席在报告结束时说道：“我看就照这样办吧。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当年，村民在广播里收听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人人激动万分，大家合作化的热情更高了。广大群众除了白天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外，还经常利用晚饭后的一段时间进行义务劳动，都争先恐后去干。不但男劳力，很多妇女也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夏锄季节，妇女抱着孩子走出家门到地里铲地间苗，离家远的就在地里搭起席棚，成立了简易托儿所，由专人照看小孩。

村支书于文化也因此成为当时的典型人物，1956年他当选党的八大代表，进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为此，村民还编了一首民谣：“毛主席报告到咱乡，全村人民喜洋洋，忙打场，忙送粮，盼回支书来建庄。”后来又给这首民谣谱写了曲，全村男女老少都会唱这首歌。这里说的“盼回支书来建庄”指的就是成立高级社。当时受苏联电影《集体农庄》的启发，村民纷纷要求将几个初级合作社合并在一起，组建高级合作社。1956年秋，高级合作社“希勤集体农庄”成立，村支书于文化任农庄主席。

要问成立高级社有什么好处，一个是土地连成片，高级社有四个生产队，全村土地按生产队统一划分，连片管理；再一个是领导可以合理搭配，党员、干部、社员也合理搭配，杜绝了强找强、不管弱的现象；另外，车马农具也都按几匹马、几个犁、几挂车平均、合理分配。人们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一冬天就打井80多眼。直至干到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希勤集体农庄才变成人民公社下的一个管理区。

（本文为《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的报道）

编辑：陈栋栋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8期）

2019年第18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