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

新中国成立前，占全国面积约1/3的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国家要“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在新解放区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农村，党领导农民完成了土地制度改革，3亿多农民分得土地、农具等，从而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解放。

北京市郊土地改革时农民在丈量土地 （新华社）

我到甘肃参加土改

1951年，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参加三大运动（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土改运动）筹备委员会”组织了大规模的土改工作团。我参加的，大概算是第二期，全国一共31个团，3658人。

我们西北土改工作团于1951年10月25日从北京坐火车出发，此行延续到次年新春方回，前后三个多月。

头一站到西安，停了几天听当地领导的报告。在这之前，已经学习过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彭德怀、习仲勋以及马明方在1950年有关西北工作情况，特别是有关西北和陕西省土改工作计划和任务的报告等文件。从西安出发，那时候铁路才修还没修通，只能走西（安）兰（州）公路。我所在的西北土改工作团一团，在兰州又分了队，我属皋兰工作队。11月5日在兰州听了甘肃省委书记的报告，11月10日在皋兰听了县委书记的报告。我们工作队分赴皋兰的源泰区和水川区。

发动群众：没有想象中困难

水川区靠黄河边，是全县的好地方。全区共九个乡，我被分在五乡白茨滩，星散着好几个自然村，有226户，1440人，农业人口1430人，土地4256.27亩，人均2.98亩。地主8户，富农2户，中农58户，贫农104户，雇农27户。乡长张守家为贫农，农会主任曾富河为雇农。

我们北京来的三个人，政务院的朱明，中央戏剧学院的葛崇娴，还有我，跟三位地方干部组成一个工作组，搭配工作。

我们11月16日进村，先合后分。一开始通过乡村干部会、农代会、青妇代会、农会会员大会、村民大会宣布土改，按照统一的宣传大纲，向群众宣讲政策。

工作组跟群众见过面，就分头下各村去摸底，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大约个把星期，认了门，我们就分别住到贫雇农家，同住而不同吃，当地干部把我们的三顿饭，分别派到中农乃至上中农家里，据说这样可以使他们安心，于是差不多天天是热腾腾的“臊子面”，白面条，黄色的酸菜，浇上红色的辣子，有时还有肉末。其实主要是贫雇农家拿不出像样的饭食。我到雇农牛喜田的窑里住过两夜，后来还是搬出去了；他一个光棍汉，自己饥一顿饱一顿，又哪管得了我的饭？

很长一段时间，走村串门，总是三位地方干部之一、副组长老许带着我。冬闲，下午太阳照着，到谁家去，都拿出一笸箩干枣儿，随抓随吃随聊天，老许真有办法，吃着聊着，便把村里村外人们之间的故事、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家长里短性质的过节儿，弄得一清二楚。老许口无遮拦，有时骂骂咧咧，但越是这样，群众越喜欢他，他才能“打成一片”。自然，有阶级的分野，地主不喜欢他，甚至怕他。一样的政策，从他嘴里讲出来，显得有份量，有权威。因此，老许走到哪儿都是理直气壮，很有“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气魄。

但我发现，不是所有的贫雇农都像老许这样。比如五乡的农会主任曾富河，地道的雇农，但不善言词，肉肉乎乎的，凡是开会，都由乡长张守家出面讲话，老曾不讲话，可他在贫雇农里人缘好，为人实在、可靠，这是群众推举带头人时最重视的。农会主任，这在土改时可是重要的岗位，在没有建党的地方，他们就是农民的领袖，运动的领袖，举足重轻。

共产党、毛泽东在农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老乡们以为我们既在北京就常看见毛主席，因而关切地问：“毛主席的生活好吧，能赶上富农了吧？”

划分成份：算细账

发动群众阶段，我们工作组自然是主体。划分阶级成份，特别是划定地主富农，一直伴随着斗争，但这斗争已经是靠贫雇农们自己出面，我们想包办也包办不了，因为只有他们才各有铭心刻骨的一本账，虽然划成份以解放前三年的经济收入情况为准，但勾起家家户户祖祖辈辈的血泪家史，他们的追忆和控诉，是不能以过了“追诉期”来阻拦的。

划成份要计算剥削量，须算细账，到没收和征收土地、房屋、耕畜和生产资料等五大件的时候，更加要算细账，不但农民中少数识字的如数家珍，胸中有数，就是平时显得木讷的不识字的农民，在这场合，也表现得心明眼亮，心知肚明。

土改中强调斗争大会与人民法庭相结合，我所在的乡也报批了一个地主应予镇压。镇压的震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此后就没听说本乡本村的地主富农有谁“不识时务”。只在没收、征收阶段，有一个地主寡妇曾经大哭大闹过。那是因为土改积极分子说她“转移”，亦即藏匿了“浮财”，她说没有，于是僵持不下。后来好像并没有搜缴出什么值钱的物件。

我们在1951年11月入驻时，白茨滩乡各自然村已确定、半确定的地主富农名单上共有10人。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在10月下旬，划成份后确定了地主10人，富农3人。另外划出小土地经营者3人，小土地出租者1人。

我当时郑重记录了这些人划成份时的依据，如：张富源，4人，水地5.72亩，沙地31.36亩，“土地”5.96亩，共43.04亩；有劳动力不劳动（43岁），雇长工1年，放债300斤棉花，出租7斗。划为地主。

土地、劳动、出租或雇工情况，在这里只是一个个小小的数字，但在当时，在这些数字背后，则是具体的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所得分配的财富。据以划定阶级成份后，各个不同的阶级成员遂有各各不同的命运。

分配土地：一片节日气氛

1952年阳历年前，就进入分配阶段。在所有“胜利果实”中，最要紧的是土地。土改的胜利者们在一片节日气氛中，细致地把土地按产量分为十六级，在这个乡里，产量最高的自然是水地，一等水地亩产小麦232斤，而产量最低的山旱土地亩产只有14.5斤。在农会代表扩大会上，选出了分配组。

这样，1952年元月上半月，就不仅烧了标志过去地租和高利贷剥削的一切契约文书，而且钉了地界牌子，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主要一课，剩下的建政建党建团建立妇联建立民兵，以至宣传建立互助组等等，都成了余兴和尾声。

我们要在旧历年前出村，让“翻身”农民自己好好过年，有的人家已经在准备娶媳妇聘姑娘，喜气洋洋。我们当然只是着眼于土改受益的农户们，至于地主，只要在民兵监视下他们老老实实不捣乱，谁管他们这时候怎么想的，我相信“一路哭何如一家哭”，革命就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嘛。

我们起了个大早，到石洞区集中，一队骡车马车在冰天雪地中走过，一直回到兰州。

30年后，听到一些别处的做法，我偶然想过，为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否只有这一种做法？但也只是一闪念，稍纵即逝了。

（摘自《温故》一书，文中标题为编者所加）

编辑：陈栋栋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8期）

2019年第18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