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媒体关于可能会放松生育政策的报道，2013年11月11日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完善生育政策”是新组建的国家卫计委的重要职责。毛群安并没有透露“完善生育政策”的具体内容。但我们认为，“完善生育政策”的根本方向，就是应该全面放开生育。

毛群安称，“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

中国计划生育始于1971年，自1980年开始以城市一胎化为代表走向严厉化。从1971到1980年，生育率从5.8左右的高峰直线降至比替代水平略高的水平。如果说对1980年之前的相对柔性的生育控制的实际作用还值得争辩的话，从自1980年开始的极端控制政策则是毫无必要的。过去30多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世界所有的发展中国国家都经历了生育率快速下降的过程，与中国大陆文化相近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参考其他未实行生育限制背景下的国家的生育率变化来估计，如果没有1980年代的生育限制政策，少生人数最多不到2亿人，而这也正是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说法。

从历史经验来看，计生部门对涉及人口的数据的估算和规划毫无可信度。比如，在“十五”期间，计生委规划的人口增长为6257万人，比实际增长的4013万人高出55.9%；在“十一五”期间，规划的人口增量为5244万人，比实际增长的3418万人高出53.4%。连续两次对短短5年的变化的规划都可以高出50%以上，哪有任何预见性可言？

毛群安称，“如果当初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现在我国人口恐怕要达到17亿至18亿，人均耕地、粮食、森林、淡水资源、能源等将比目前降低20%以上，不仅资源环境难以承载发展的需要，而且经济社会发展也不可能达到现在这个水平。”

姑且不说这20%的节省有多大的可靠性，即便按这个幅度来估算，其意义也远非所称的那样。比如，从1980至2012年，中国的年能耗增长超过400%。若为经济发展可接受能耗增长400%，降低20%的人口有何意义？若用同等力度和代价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节省效果何止20%？至于人均耕地和粮食，早在世界仅有10亿人的时候，马尔萨斯就警告地球无法养活更多人口，现在地球70亿人，整体营养条件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中国在1950年代末人口为6.7亿，但却遭遇饥荒，现在人口是13.5亿，但却有不少人因为营养过剩而面临健康问题。其实，过去50年，世界各国的粮食亩产都在持续上升，中国迄今的粮食亩产依然显著低于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中国在农业技术推广的投资强度仅相当于1980年代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在发达国家占70%至80%，但在中国仅占45%。靠控制人口来节省资源完全是舍本逐末。

毛群安称“计划生育转变减少了出生人口规模，降低了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减轻了对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压力，对促进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巨大作用。”

养育孩子当然要付出代价，但孩子最终带来的回报要远超这个代价。以对政府税收的影响来估计，相对于GDP来说，少生一个孩子确实是可以给政府节省5%的教育投入，也会节省对孩子长大工作退休后的养老支出，但它却会造成20%的税收损失。两者相比，最终的损失要远大于节省的程度。靠消减孩子来降低所谓的压力，是极其短视的杀鸡取卵的行为，最终是让社会、家庭和民族付出更大的代价。一个不愿意为孩子付出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毛群安还称，“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劳动力比例持续上升，人口红利凸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劳动力规模大、成本低的优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实现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2位。计划生育功不可没。”

生育变化对经济的发展有几十年的滞后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是改革开放，与计划生育几乎毫无关系。即便根据最宽松的估计，严厉的生育限制使得中国人均GDP的增长在过去三十多年来最多快出一到两年，但它所加剧的人口老化和未来人口的急剧衰减，却势必严重拖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人口红利的前提是生育率下降之前的高生育率，没有1960-1980年代的相对高生育率，哪来所谓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来说，高生育率是在积累能量，生育率从高到低，能量得到释放，推动经济发展，但长时间维持低生育率则是在不断地低效释放能量，更是在耗费发展的后劲。

针对未来，毛群安表示，“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占有量比较少，环境的容量不足，发展不平衡，仍然是国家的基本国情。人口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将长期存在。所以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