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赵磊 | 上海报道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最近一直在做关于中国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他就未来的金融改革方向以及地方政府隐性担保潜藏的风险等问题，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中国经济周刊》：在未来的金融改革中，一些存在于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的改革死角，尚需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与创新？

朱宁：针对银行业的改革中，利率市场化是最核心的问题。目前我国银行业一半以上的利润来源于存贷款的利差。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的深入，存贷款的利差可能会缩减，这会对银行的盈利水平带来很大的冲击，这也是为何近来，银行极为看重中间业务比如企业的增值服务、私人银行财富管理的原因。利率市场化将是银行业领域最重要的一个改革方向。

保险行业在成熟的市场中，主要有三个收入来源，一是死差益，即保险条款预期的赔付额与实际的赔付额之间的差额；二是利差益，即保险条款预定的利率与保险公司实际投资收益之间的差额；三是费差益，即保险条款预定的费用和保险公司实际发生的费用之间的差额。

目前，我们保险行业的主要收益来自于利差益，这促使保险行业逐渐变成了投资机构。针对这种现状，保险行业需要进一步提升整体业务的盈利能力和专业化水平。保险行业在整个金融行业的定位和社会地位相对较低，如何改善自我形象，使之更加专业化，从而得到社会和其他金融行业所尊重，是保险行业今后需要着力提升的重要方向。

证券行业主要面临过度监管、创新不足等发展瓶颈。所有券商的业务同质化严重，这需要监管层考虑如何放松监管、鼓励市场发展、鼓励更多的金融创新，开发更多创新产品。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改善国内银行长期以来依赖存贷款利差获取收益的局面？银行未来还有什么办法去丰富和完善对客户的服务？

朱宁：对此的改变，必须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从整体行业的竞争程度来看，银行业是一个高度竞争行业，但是为何银行业还主要依赖存贷款利差获得高收益，这主要是制度性的原因，是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对利率进行管制的结果。

监管层如果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存贷款利差缩小挤压银行的获利后，在利益的驱动下银行自然就有动力去发展其他业务，这个更多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改革过程。

目前越来越多的银行意识到今后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是今后的发展方向。主要原因是，随着中国人财富的逐渐积累，相关的业务和定制化的服务会增多，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市场力量会吸引银行进入目前还没有开展充分博弈的业务领域，这些领域一是涉及小微企业融资，另一个则是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管理业务。

《中国经济周刊》：您如何看待地方政府对于未拿到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的各类创新性金融机构的推动？

朱宁：各地方政府已在推动金融创新，自从温州金改以后，各个地方都鼓励成立小贷公司，或者原有的小贷公司改制成村镇银行，地方政府对此都有一定的推动。比如上海奉贤就出台了促进对类似机构发展的政策。

这类创新性金融机构的出现，促使我们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到底如何界定金融机构，尤其是出现互联网金融之后，大家对科技企业、金融机构等的业界界限日趋模糊；二是如何更好地帮助中小企业融资。

地方政府在提供政策激励的时候固然要考虑财政税收以及传统金融行业的盈利，但也应该更好地考虑如何促进那些可以为本地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发展。这类没有拿到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的创新性金融机构应该得到额外的政策扶持或资助。 这些机构的落户的确能够增加地方政府财税收入，这对地方政府来讲是利好的。

《中国经济周刊》：在我国目前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中，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决策权，这也让人担心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风险。您认为地方财政体系有哪些不足？

朱宁：首先，我们的财政体系必须有所改革，需要鼓励地方财政更加透明。地方政府预算和财政收支平衡必须有审计，但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到底如何，几乎无人可知。

一些地方政府的预算远远小于实际支出，但是中央政府对此的态度是“这些实际支出不告诉我，我也不过问”，这就助长了地方政府这些不合适的行为；其次，官员的考评体系也需要改革，官员在任期内的财政状况要对民众负责。

如果地方政府出现财政收支不能平衡的问题，就得削减财政支出，中央政府可以提供一定的救助，但不是无偿的救助，地方政府必须要为自己的问题付出代价。只有经过几次博弈和互动之后，地方政府才会意识到自己有职责维护财政平衡。

今后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增幅放缓，尤其在土地拍卖收入这个最主要的财政来源出现枯竭或者不能增长时，不排除会出现财税政策调整，改变当前地方政府财政体系的现状。

我最近所做的关于中国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发现，从表面上看我们的财政状况似乎问题不大，但是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的信用状况，在很大程度上都建立在隐性的刚性兑付，或者对一些金融机构的部分金融产品提供的隐性的金融担保之上。

我个人觉得这种情况对整个金融系统来说潜藏着非常大的风险。对具体的金融机构或者政府而言，怎么走出这个怪圈，值得深入探究，需要让大家意识到信用价值和潜伏着的信用风险，才可能使得地方政府了解真实的投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