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转折。

1978年12月，北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新华社）

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五天

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期5天。会前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为期36天，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时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7倍，的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理解，何以5天的全会能开得那样成功。

出席者和列席者名单

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2月15日散会，18日就要举行三中全会。不是中央委员的人要离开京西宾馆。曾涛、胡绩伟和我等少数几个“非中央委员”留下来了，仍住在原先的房间没有动。

12月15日是个星期五，周末我回家休息了两天。在回家前我已经知道三中全会的议程，18日是阅读学习文件和传达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位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议程上当然不会说参加了工作会议的人可以不阅读文件，但事实上听过那三个讲话，又在14日、15日两日讨论过那几个讲话的人，18日能自由支配时间。

12月18日星期一我回到京西宾馆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研究那个三中全会参加者和列席者的名单。从这张名单知道，十一大选出的333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6位已经去世，他们是郭沫若、罗瑞卿、彭绍辉、王铮、林李明和谢正荣。前4位我熟悉，后两位不熟悉。

在余下的327人中，又有25人由于种种原因经中央决定不通知他们到会。这25人是：河北的王国藩，黑龙江的于洪亮，福建的江礼银，河南的耿其昌、杜学然、杜昕，陕西的吴桂贤，辽宁的蔚凤英，吉林的冯占武，云南的七林旺丹，新疆的贾那布尔，解放军的刘兴元、孔石泉、任思忠、刘光涛、黄荣海、江燮元、陈先瑞、吴忠、张积慧，中直机关的曹轶欧，中央另行分配工作的刘建勋、郭玉峰、解学恭、钟夫翔。327人减25人，余数是302人。

这张名单上因事、因病请假的有21人。实际出席三中全会的中央委员169人，占中央委员201人的84%，大大超过法定人数。开这个三中全会的目的是对中央工作会议准备好了的事履行合法手续，所以这个名单很重要，会议准备的名单就比中央工作会议搞得严密多了。

这张名单上列为列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有9人。包括宋任穷、黄克诚、黄火青、胡乔木、韩光、周惠、王任重和习仲勋等，都是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建议增补为中央委员会的人，而且一旦全会通过增补他们成为中央委员，他们便成为既有发言权、又有表决权的出席者了。

曾涛、胡绩伟、杨西光和我，可能还有别的很少几个人都不是中央委员，但因有可能工作需要，中央工作会议散会后没有离开京西宾馆，无以名之，就叫作非正式列席人员吧。非正式列席人员没有上名单。我注意到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的李鑫等人似乎没有留在京西宾馆。

在12月18日上午我看到的三中全会分组名单按工作会议的6个组分组，各组召集人不变，原来在组内的中委不变，各组人数比以前只略多一些，西北组从原来的35人增加到44人，加上宋任穷、王任重两位正式列席者共46人，没有上名单的我，就自动按照老规矩仍去西北组听会。

五天日程安排

会议以12月18日整天阅读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和传达闭幕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和华国锋的讲话。

这次中央全会没有作主题报告。从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三位中央领导人讲话的内容来看，邓小平的讲话由于精辟地、全面地论述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任务和组织问题，出席者都知道它实际上就是这个全会的主题报告。

18日晚上，在京西宾馆举行三中全会第一次大会。大会上华国锋讲了这个会议的开法、会议的议程等。这些话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已经讲过的那些。他的讲话很短，从内容上看很明显不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日各组继续看文件，西北组首先开始讨论。从20日到22日各组进行讨论。我的印象，增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增补陈云为党中央副主席这件事，都是在一天的大会上表决其他问题之前通过的。我记得三中全会只在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开了大会，其余都是分组会。

三天分组会的内容，概括起来有四条：第一条是原先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委们以发言的形式向未参加会议的中委们介绍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第二条是所有出席者都对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表态，对全会增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表态，对中央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表态；第三条同中央工作会议一样，对“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平反冤假错案、康生问题等发表意见；还有一个，即第四条便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草稿表态并提修改意见。

三天分组会做的事情是很多的，但是会上不再有不同意见的讨论。会上对汪东兴和有些同志继续发表了一些批评意见，并揭露了一些中央工作会议还没有揭露出来的新情况。

最后一天晚上举行了大会。大会首先通过关于增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原则通过两个农业文件和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通过全会公报。在增补前，三中全会的正式列席人员还没有表决权，增补通过后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时他们就有表决权了。

选举结果，候选名单100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全部当选，并选出第一书记陈云，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还有副书记11人、常委23人。陈云当选后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举行三中全会的过程中没有什么事要我做，简报很少，6个组的简报加在一起只有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组那么多，阅读简报不花太多时间，我过了5天比较轻松的日子。

另注：在三中全会期间，我忽然想起了一件本来想做的事，那就是为了修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楼，我们派了杜干全副秘书长去香港考察。回京后他带回一份关于九龙元朗一个房地产商的卖房广告。这个广告引发了我的一个想法：在深圳修建类似元朗广告上那种住宅，再把这些住宅卖给九龙的居民，同时放宽罗湖边境对成为这些住宅主人的香港、九龙的人的进出境限制，简化手续。这样，深圳土地由于离市场远近而产生的级差地租与香港九龙挂起钩来，能够大大提高深圳的地租，使得我们成为社会主义的“地主”，坐得其利。

习仲勋当时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有一天晚上，我去他的房间谈了我的想法。他听了很感兴趣，让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焦林义（他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但是出席了三中全会会议）带了秘书来找我，听我的意见并做记录。后来我得知习仲勋、焦林义回广东后，把我的意见向下做了转达。我的建议是深圳建立特区的来源之一。当然这是一件与三中全会没有关系的事情，我讲这件事，只是表明那时我比较空闲了，而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是不会想到去做这样的事情的。

（摘编自于光远著《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一书）

编辑：王红茹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8期）

2019年第18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