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些知识青年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落户农村参加农业生产。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大规模展开。1968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被称为“老三届”）大部分前往农村。“上山下乡”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1977、1978年大批知识青年开始返城。198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劳动部门统一管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解决上山下乡运动的遗留问题。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基本结束。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下乡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

1969年2月22日，首都知识青年到革命圣地延安农村安家落户，陕西省革委会委员、延安枣园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雷治富向首都来枣园落户的知识青年赠送毛主席像章。（新华社）

我把青春留在乌兰布和

童年和少年，熟悉了江南的杏花春雨，听惯了从喧闹弄堂里飘来又弥漫在水乡田亩阡陌中的吴侬软语，我的青春岁月——16岁到23岁，却是在内蒙古西部乌兰布和沙漠中度过的。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席卷上千万青年人口的大迁徙，我就是这洪流中的一个水滴，从上海来到内蒙古西部中国第八大沙漠——乌兰布和沙漠，成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后改制为农场）的“知青”。“知青”的全称是“知识青年”，主体是那个年月里毕业和尚未毕业的高中和初中学生。“下乡知青”从城市来到农村或牧区，从事农牧业生产，原本在农村上学又回到本村劳动的，则称为“回乡知青”。

当年我怀着满腔热忱，抱着建设边疆的信念走进了乌兰布和。虽然家庭在政治运动中遭遇了不幸，然而我没有埋怨地奔向千里之外的塞上荒漠，决心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改造自身，使自己成为一代“新人”。

知青拉开大规模改造乌兰布和的序幕

“将沙漠变良田”，是乌兰布和知青耳熟能详的口号，他们为之倾洒了汗水，奉献了青春。1969年春天起分批进入乌兰布和沙漠东部的上万名知青，编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他们用推土机，更多的是手持铁锹，挪走沙丘，挖出渠道，栽种防沙林带，开垦农田，种植小麦、玉米等等作物。

乌兰布和的春天常常风沙弥漫，一场风沙卷来，打死了刚刚出苗的小麦，于是再播种；再刮风死苗，那就接着种。到秋天，最后保住的麦子往往一亩地只收二三十斤，还不及种子的数量。但也有零散田地在成年防护林庇护下，夺得了亩产四五百斤。几年屯垦下来，随着防护林的完善，粮食产量渐渐提高。

我到乌兰布和时已经住上土坯房了，两年前来的知青有许多住过半地下的窝棚。但营建任务远远没有完成，我身为知青的第一个职业是团部基建排的泥瓦工。后来我到了农业连队，挥锹挖渠，担土筑堤是最为艰苦的劳作。刚去的时候身量未足，干这些活磨坏了手，压肿了肩，累出了腰肌劳损。

特别难忘是1975年冬天，到阴山脚下参加河套“总排干”的挖掘，这是消除河套盐碱的重要工程。有一天晚上接到指令，供应冬天吃的白菜运到了，要马上卸车放入地窖保存。其实，运到的白菜已经挨冻了，一棵菜就像一个冰坨子。从卡车上卸菜下来，只一会儿，手就完全冻僵了。一车卸完，双手完全失去知觉。回到屋里，双手先在冷水里浸过，接着渐渐回暖，只觉得万箭攒心一样痛裂，痛得失声叫唤。被严重冻伤的双手终于没有后遗症，是我的万幸。

来到乌兰布和，体验到了改造自然的艰辛，体验到使用简单工具要达到丰衣足食非得拼尽全力。

5万多知青从北京、天津、上海……来到以河套平原为中心的农牧区，他们用青春拉开了改造乌兰布和的大幕。

进入21世纪的乌兰布和是大规模治理沙漠的典范，昔日的知青垦区梦想成真已化作万顷良田，成为河套粮仓的组成部分。今天的乌兰布和沙漠，紧紧依傍铁路和高速公路，纳林湖建成了国家4A级景区，是沙漠观光的绝佳之地。而沙漠深处原貌，已是需要保持和保护的自然景观。今天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是高产农区和工业区，是人口流入地。

这里的人们常常带着怀念的口吻回忆当年数万知青，称他们将城市生活的观念带进了乌兰布和，说他们是“乌兰布和的开拓者”。过去这些年，我多次回到乌兰布和“第二故乡”，深感知青的汗水没有白白流淌，今天的乌兰布和很美，其中有知青的青春在闪光。

自学起步有意外帮助，由学医获得自信

艰苦劳动使思想体会变得深切起来，在乌兰布和当基建工与泥水砖头为伴，若干天之后就使我猛然察觉，曾被我摒弃的中学时光系统学习无比可贵，我却永远失去了它。而要建设美好生活，就不能没有科技文化。至此别无选择，唯有自学，把每天的劳作之余交给它。

此时与我素不相识的邱连长，关键之处拉了我一把，使我迈出了紧要的一步。后来，我寻找他38年。

白天劳作疲乏，自学颇感艰难。宿舍12个人，睡通铺，每人铺位不足1米宽，一只木箱盛下大部分家当，还成了我的书桌。 麻烦的是，劳作一天的战友们临睡前喜欢甩一把扑克，叫我参加时不去不好，显得清高；去则并不情愿，因为消耗了时间。

有一天下雨不出工，同伴打扑克热火朝天，我趴在床上看书，忽听有人问：“你在看什么？”抬头一看，炕前站着一位中年现役军人。在建设兵团，军人至少是连级军官，我赶紧起身说：“首长好！”

军人翻阅我的书，随口问：“你怎么不打扑克？”

我说：“他们人已经够了。我看书是因为上学时候读书读少了。”

他问过我名字就走了。一年后我所在单位解散，我去了八连，连长邱崇运正是那天躲雨进屋发现我在看书的人。我已经忘记了他，他没有忘记我，点名要我去八连。半年以后，我当上了连队文书。

至此我和通信员两人一屋，我有了一张办公桌，学习效率提速了。

改善了自学条件，我赶往县城磴口买书。新华书店空空荡荡，新出版的书屈指可数，我还是满心欢喜地花两角七分钱买到一本明朝大医学家李时珍的《频湖脉学解》，开始自学中医，同时学起了针灸，让自己的四肢很吃了一些苦头。

半年后是春节，卫生员张凤兰回京探亲了，我在连部唱“空城记”值班。年初二早晨，木匠老姜满头热汗急匆匆赶来，说小女儿凤兰肚子痛得不行了，央求我赶紧给团部医院打电话请求派车急救。那时，全连只有我屋里有一部手摇电话，我看老姜脸上冒汗，情知不好，立刻摇起了电话手柄。

电话要通了，对方回答说要找值班医生，还要找值班司机，要是找到人，40分钟以后赶到。要是找不到人呢？人家没有说。

跑回家照料女儿的老姜，不一会儿又跑回来，说女儿不行了，等不及了！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我鼓起勇气说：“只有一个办法了，我给你女儿扎一针。”

当时读了几遍李时珍的医书，我已知道针刺腿上的足三里穴可治腹痛，并在自己身上演练多次了。

老姜向来相信我的话，事到如今也没有了别的选择。他说：“行吧。”我拿起针筒跑到老姜家，只见六七岁的凤兰躺在炕上，脸色惨白，一层层地淌冷汗。我顾不上想许多，抽出长针用棉花蘸白酒擦拭，并上三指在她右腿上确定穴位，就在她腿上进针向斜下方探刺，按着医书上说的那样捻动银针。

真没想到，祖国传统的针灸神奇伟大！一针下去，女孩的腹痛顿时缓解。一小时后团部的吉普车赶到，接走了姜家父女。

事后我曾有后怕，生怕一针扎坏了女孩。但团部医院很快传来肯定我针灸的好消息，使我产生了强烈的自信。“知识就是力量”，信念既然坚定了，那就坚持吧。

我在乌兰布和生活了6年多。1977年12月，我参加了中断11年后恢复的高考，成为一名77级大学生。我感谢大学生活，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乌兰布和的知青岁月，那片广袤荒凉的沙漠以宽广的胸襟接受了我、包容了我，给我锻炼给我启迪。

在我的生命中，从未有另一种生活像知青岁月那样使我怀念，因为它是和青春联系在一起的。

(本文为钱江为《中国经济周刊》撰稿)

编辑：邹松霖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8期）

2019年第18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