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国:湾区合作,为建设亚太共同体“探路”

11月18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亚太地区汇集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湾区,湾区经济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协同性、外溢性。中方支持成立世界湾区经济合作联盟,深化各湾区交流互动,探索亚太经济合作新路径。

湾区是对内联通、对外合作的天然试验场

从近代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湾区的形成须具备几个条件。从地理区位看,湾区一般依托海湾这一自然地理纽带,以一两个中心城市为核心,形成由周边城镇组成、高度联动的城市群;从发展布局上看,湾区是港口、产业、科创、金融等深度交织的区域,也是区域和全球各类资源交汇的天然枢纽。

除了江海联动、海运空运等交通基础条件发达之外,湾区还有一个关键特征,就是能够实现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快速流转;产业配套完整,城市群内部可以协同发展,必要时还能带动腹地、联动周边协作。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世界各地主要湾区大多伴随工业革命兴起,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都催生了相应的大型湾区。其中一些湾区既是全球生产要素的核心驱动点,也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为何选择湾区来探索亚太合作新路径?湾区天然是对内联通、对外开放的绝佳试验场。湾区经济具有三大鲜明特质:开放性,即能够打破壁垒、面向全球吸纳资源,促进资本、人才、技术以及信息、数据等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协同性,即湾区内部各个城市总体上分工清晰,避免同质化和无序竞争,强化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外溢性,即能够把发展经验、配套能力、制度成果等向外辐射,带动周边共同发展。这些特质使湾区之间适合先行先试,为更大程度的区域合作探路。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务实路径

纽约、旧金山、东京这些湾区,大多依托相对单一的经济功能,规则统一、要素流通边界简单。世界其他新兴湾区目前还大多处在培育阶段,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机制尚不成熟。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国两制”下的超大型湾区,背靠超大规模市场与供应链,叠加香港国际金融法律服务通道、澳门特色平台,无论内部产业协调还是对外对接全球通行经贸规则,都是制度型开放的样板。

中方支持成立世界湾区经济合作联盟,目的是以湾区这种开放枢纽为载体,走开放包容、互利共生、共商共建共享的区域一体化道路。它不追求一步到位统一规则,而是兼顾各方发展差异,让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都能找到合作契合点。深化各湾区交流互动至关重要。摸索出一套在城市群协同、跨境要素流通等方面可参考、可落地的方案,将为亚太共同体建设提供微观实践样本,也能为缩小各经济体之间的发展鸿沟贡献思路。

当前全球保护主义回潮,区域经济合作遭遇复杂挑战,亚太地区自贸协定数量最多,但各经济体间也存在较大发展差距,各方诉求复杂。湾区是市场主体、科创资源、服务贸易高度集聚的前沿载体,从湾区经济合作着手,在产业、标准、规则等层面的务实对接中积累互信,对探索亚太经济合作新路径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当然,物流、跨境基础设施依然关键。经过多年建设,亚太区域硬联通的瓶颈正逐步缓解。现阶段最突出的堵点已转化为规则差异、标准不一、监管不协调等软壁垒。以湾区为载体,把合作重心转向规则、管理、标准的软联通,用试点方式推进,能够切实降低跨境交易成本。

今年恰逢亚太自贸区(FTAAP)愿景提出20周年,在这个节点推动成立世界湾区经济合作联盟,对FTAAP进程也是有力助推,是渐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务实路径。

给广大后发经济体提供可参照的湾区发展路径

推动成立世界湾区经济合作联盟,既是面向亚太地区,也是面向整个世界和长远未来。它至少有以下三层重要意义。一是对冲当下世界经济阵营对抗、保护主义抬头的逆流。湾区是资本、科创、先进制造、数据资源的集中区域,推动世界湾区交流互动能够维护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流通与韧性。

二是提供差异化合作范本。不同于少数经济体主导、高标准强约束的协定模式,中方立足湾区微观场景,走工商主导、试点先行、经验互鉴的路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湾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身位置,给广大后发经济体提供可参照的湾区发展路径,为缩小发展差距创造条件。

三是助力全球经济治理转型。湾区是制度型开放、数字经济、绿色转型的先行试验场,互通共享各地监管经验与标准实践,能够为全球贸易、绿色低碳、数字治理等议题沉淀务实共识,以地方层面的实践力量助力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立足亚太、面向世界,就是让湾区合作从区域协同升级为融通全球经济的桥梁。

在此背景下,中方支持成立世界湾区经济合作联盟,也是再次向世界明确亮明态度,我们将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打开合作之门,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歇。(作者是商务部原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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