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矿业联合会

本报告以商务部、国土资源部委托开展“中国企业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类境外投资备案”工作为基础，结合其他公开信息，对2013年1—11月间中国企业境外固体矿产投资情况进行了整理分析。

中国企业2013年境外矿业投资概况

2013年前三季度，中国企业境外固体矿产投资项目122例，同比减少22.78%；中方投资额50.9亿美元，同比减少45%。其中，并购金额24.06亿美元，勘查勘探金额4.6亿美元，矿山建设金额18.34亿美元，其他金额2.11亿美元【见图1】。投资涉及中国企业118家，资金流向全球44个国家。

(一）投资矿种

以投资金额计，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主要矿种依次为：铜17.38亿美元， 项目数18例；金9.49亿美元， 项目数34例；煤炭8.25亿美元，项目数11例；铁4.35亿美元， 项目数16例；铝3亿美元， 项目数1例；锂1.57亿美元， 项目数1例；其他矿种合计6.86亿美元， 项目数41例【见图2】。

(二）投资目的地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依次为：澳大利亚13.06亿美元，项目数13例；南部非洲10.77亿美元， 项目数25例；加拿大6.06亿美元， 项目数5例；拉美5.68亿美元， 项目数8例；西非4.05亿美元， 项目数9例；东盟3.61亿美元， 项目数29例；北亚2.78亿美元， 项目数23例；其他5.1亿美元，项目数10例【见图3】。

(三）行业来源

跨行业企业成为投资主要来源。按照投资金额排序，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主要来源为：跨行业企业、矿山企业、勘查单位，投资额分别为30.56亿美元、19.37亿美元、0.97亿美元，项目数分别有80例、16例、26例【见图4】。

(四）企业性质

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投资比例接近。国有企业投资额为23.39亿美元，民营企业投资额为27.51亿美元；国有企业项目36例，民营企业项目86例。

上市公司投资比例突出。前11个月出现14家A股上市公司（吉恩镍业、零七股份、炼石有色、山东黄金、河北钢铁、洛阳钼业、天齐锂业、齐星铁塔、海亮股份、驰宏锌锗、华丽家族、特变电工、恒顺电气、中润资源），14家企业投资额22.7亿美元，占全部投资额的44.6%【见图5】。

投资情况分析

(一）国际矿业公司资产剥离为走出去提供了机遇

本年度，世界前五大矿业公司中有4家已经确定了首席执行官的更换，矿产行业的换帅潮预示着“一个在资本管理上更加严格、关注股东回报时代已经到来”，矿产企业将剥离非核心资产、减少资本支出，这为中国企业获取优质矿业资产提供了机遇。

(二）资本市场在中国企业境外矿业投资中发挥的作用增强

前11个月，中国境外矿业投资主体中出现14家A股上市公司，投资额占全部投资额的44.6%。上市公司的国内直接融资成为境外矿业投资的又一重要资金来源。在香港上市或打算上市的矿业公司也在增多，继专注赞比亚铜矿开发的中色矿业去年在港上市后，开发秘鲁铜矿项目的中铝矿业本年亦在港上市，更多的企业，如紫金矿业、西色国际等，都有将其境外矿业资产在香港上市的计划。

(三）企业国际化运作经验不足，项目整体进展不顺利

尽管部分项目的并购和运营取得重要进展，总体来说中国企业境外矿业投资存在盲目性。企业对境外投资涉及的当地劳工、社区、环保体系陌生，没有考虑或区分开不同国别的工程成本、劳动力成本、环保成本、运输成本等因素，一些中国企业以国内标准衡量国外矿产资源价值，导致呆矿的出现。大量的跨行业、跨矿种的企业介入境外矿业投资，在技术能力和行业经验方面存在不足，加之信息不畅，导致项目选择出现偏差，甚至无法开发。部分金融机构缺乏专业性，对市场行情预判及投资风险考虑不到位，对一些项目开始重新评估。一些企业未能很好把握“战略”和“战术”的平衡，投资项目在矿产品价格下行趋势下面临考验。

(四）非洲国家对外商投资采矿业提出更多附加条件

针对中国在非洲矿产能源领域的投资，尼日利亚央行行长拉米多·萨努西撰文称，非洲国家“应制定鼓励其在非洲土地上建设制造业的激励举措，以及确保非洲就业的政策”。他的言论反映出非洲越来越多的高级官员对于中国在非矿业投资的态度正在转变，与此同时更多的非洲国家对矿业投资采取了限制措施，包括限制原矿出口、要求矿业产业链在当地延伸、收紧劳工制度等。譬如乌干达开始禁止铁矿出口，刚果（金）禁止出口铜精矿及钴精矿，中石化在加蓬的油田开采权面临被当地政府收回的危险。

(五）境外矿业投资面临可持续发展的考验

一些中国企业在部分国家矿业投资的投机性强，中小型矿山开发比例过高，不规范、低层次的矿业开发容易引发境外对立情绪，在赞比亚、加纳等地发生的中国采矿者与当地政府和劳工的冲突敲响了警钟。一些拥有大型项目企业对社区发展和信息透明度的重视不足，容易引发与当地社区的误解和矛盾，造成人员财产损失，在缅甸、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形势尤其严峻。与此同时，更多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程度在提高，如老挝修改的矿业法中增加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和理念，2015年前暂停新的采矿项目审批，先进行企业“能力建设”，避免出口原材料，鼓励在国内消费矿产。马来西亚提出，企业应该“保护与开发并重”，采用比当地更高的技术，为员工提供安全的环境，要让公众更多参与。

(六）政治风险形势依然严峻

由于中国企业矿业跨国投资起步较晚，在政治环境稳定的国家投资处于后发劣势，更多的企业选择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投资，这些目的国政局相对不够稳定，政治风险较高，严重影响工作的顺利开展，如中国境外矿业投资集中的老挝、菲律宾、刚果（金）、津巴布韦等地区。近年来中国大规模对资源行业的投资也激起了对于中国矿业投资的政治阻力，以国家安全等为由拖延或否决来自中国的投资。

对策与建议

中国企业需要在资金结构配置，对风险和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以及对矿种、目的地、标的的选择等方面总结经验、重新思考，需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完善市场服务体系。

(一）优化投资结构

国际并购格局的改变，为中国企业廉价获得较高质量资产提供了有利条件，应抓住机遇，优化投资结构，更多地通过并购国外上市矿业公司，获取风险更小、周期更短、质量较高的成熟项目。增加在低政治风险国家的收购，适当降低在高风险国家的投资占比。谨慎投资铁、钾盐等耗资大、周期长、价格风险大的矿种。

(二）冷静思考，准确定位，避免跟风

“走出去”矿业投资应结合自身优势，选择熟悉矿种，以符合企业战略发展的合作模式或投资方式，在擅长的勘查开发阶段介入，合理布局，做到技术和管理风险的有效控制。注意防范操之过急的心态，一定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避免因准备不足导致的收购代价不合理、合作伙伴选择不当等情况的发生。要注意资产的质量，注意矿产品价格波动风险，秉持审慎、理性、耐心的态度扎实走好每一步，掌握好每一环节。

(三）加强投资环境研究，优化股权比例

企业要对拟投资目的区域政治、经济、宗教信仰、民族风俗、基础设施、环保、法律等方面内容做全面透彻分析和研判，不能套用国内做法，需根据当地运作模式，做出合理投资预案，对可能存在风险做详尽调查。在进行目标项目选择时尽量避开所在国敏感的矿种或敏感的项目，提高项目审批成功率。投资发达国家上市公司时，在股权比例上尽量不要谋求控股，以便充分利用原有的人才管理和资金融通力量；在发展中国家与当地企业合作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时宜掌握控股权，防范商业道德风险。

(四）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强化互利共赢观念

在资源民族主义趋势抬头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企业应该充分考虑项目投资的政治影响因素及其带来的风险，与所在国政府等组织充分沟通，获取对方理解，做到事前预防，最大程度化解政治风险可能带来的影响。在收购过程中应与当地政府充分沟通，获取对方的信任和理解，避免可能的政治障碍，同时在收购过程中要强化战略合作、共赢发展的宗旨，既提供技术服务，又提供资金支持，积极帮助所在国家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注重加强与东道国政府、教会和社区的交流，通过投身公益事业、修建学校等方式，与当地政府、教会等公共机构保持良好关系，树立负责任的企业形象，融入当地社区环境。

(五）加强自律组织建设，开展行业自律

加强境外矿业投资自律组织建设，共享信息，维持境外投资秩序。以行业自律组织为纽带，加强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建立企业联盟，共享信息，共御风险，通过合作，促进各类企业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信息互通，维护境外矿业投资秩序，避免恶性竞争。关注中小型境外项目在劳资关系、环境保护、安全生产方面的问题，提前做好排查，准备应急方案。引导大型项目参照国际最佳实践改进和提高在信息透明度、社会责任、本土化等方面的工作标准，防范风险。

(六）加强境外矿业投资服务与合作平台建设

境外矿业投资服务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尤其是信息和技术咨询服务亟须需加强，通过行业组织聚合专家资源，为走出去企业，尤其是缺乏经验的企业，提供咨询和引导，提高合作项目质量和加强决策科学性，减少企业投资的盲目性。积极关注非洲矿业投资政策变化情况，提醒当地中资公司制定风险应对预案，做好政治风险和政策变动风险的防控。鼓励民营企业在境外投资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发挥具有融资优势的国内上市公司的资金优势，引导私募基金在内的跨行业投资者在矿业资产收购中扮演更重要角色。鼓励成熟项目在香港和国内直接融资，鼓励探索风险勘查项目直接融资，引导包括私募投资基金科学参与境外矿业投资。开展对中国境外投资典型问题的研究，加强对企业的引导和协调，形成老带新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