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普遍性的脱贫曾被国际社会视为“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而作为回应，依托改革开放双轮驱动，中国的贫困人口比例已经由1981年的65%下降至2007年的4%（引自世界银行《中国贫困评估报告》），中国反贫困的成果成为同期全球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最主要的原因。

当然，作为一体两面的另一面，巨大的反贫困成就进一步凸显出共同富裕的紧迫性与艰巨性：其中专就前者而论，由于相对收入决定人们的行为，因此，伴随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中国不可避免地开始进入各类矛盾紧张阶段；就后者而论，依照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加之市场转型必然伴生的不确定性增强，曾经有效的反贫困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于解决新形势下的贫困问题。

身处改革开放最前沿，持续保持经济总量全国第一的广东省合乎逻辑地最先、并且最为深切地体察到扶贫工作新的挑战，也正因为此，该省创造性地提出“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开发式扶贫新模式，以与时俱进地回答“谁去扶贫”、“扶谁的贫”，以及“如何去扶贫”等根本性设问。

中国以往扶贫的经验大体可以归结为三条，具体来说就是：首先，政府主导的责任主体，即通过建立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的扶贫工作领导机构，集中人、财、物力以期尽快取得显著效果；其次，区域为主的扶贫重点，即继以县为单位划定扶贫重点，2001年起又将此对象进一步细化至14.8万个重点村，通过按照区域划拨扶贫资金，改善贫困人口生存环境；第三，自上而下的动员机制，即依靠政府组织调研、确定规划、掌控进展、评估效果，引导村民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产能力。

这些经验在总体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空间范围内，可以并且确实收效明显，而在其后，至少在先发地区，由于贫困人口的分散化、贫困缘由的多样化，以及贫困标准的主观化，“传统的以地理区域为扶贫目标的扶贫方法已经不再适合于解决严重的贫困现象”，更有甚者，“单纯依靠经济增长本身（无论它是如何有利于穷人），也已经无法解决贫困问题”（摘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的扶贫政策》），因此，扶贫工作必须要有新的替代模式才能持续应对新的挑战。

广东的“双到”模式可以视作直面挑战的有益尝试，基于这一模式，扶贫工作的责任主体由政府主导转为政府引导与支持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解决贫困问题；扶贫工作的瞄准对象由贫困区域转为直接探至贫困农户或贫困人口；扶贫工作的动员机制则由政府主导转为贫困人口充分行使知情权、主动权、管理权与受益权。

扶贫模式的转换，归根结底来源于发展理念一脉相承又应时应地的嬗变。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发布的公报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历史性地不再被复述，取而代之被强调的则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只有全面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这一点，当此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迅速升至全球第二位的新时期，更应同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毕竟，倘若人均GDP的提升只能解构为部分人口、部分地区的高增长以及另一部分人口、地区的低增长甚至无增长，那么，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会很成问题，更不用说，这种偏颇终究不合发展的本义。

所幸长期敢为天下先的广东又一次迈出了探索的步伐，我们期待，广东的这一步能够再一次造福一方，表率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