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友的《人民日报》(我与人民日报·纪念人民日报创刊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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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 2018年06月09日   12 版)  

魏 凯

一封给《人民日报》的建言信,时任社长和总编辑均作批示,还开展课题研究。在我工作的第二年,与《人民日报》的这段往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等再过四五十年,到我老了,肯定也会坐在火炉边将其讲给孙辈们听。现在,这对我是一种激励,使我坚信无论读书还是工作,付出才有回报,踏踏实实努力比什么都重要。

孩提时我就听父辈们讲起过它的名字;小学时,在家里的箱子底儿还见过一张发黄的《人民日报》,是爸爸退伍时从部队带回来的,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它;生平第一次完整地阅读,是在2008年的元旦,在京参观大学期间,在人民大学的校园报刊亭里,花六毛钱买了一份那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至今仍放在书架上,打算永远留着。

几个月后,我上了大学。未成想,我会与这份报纸在大学期间产生故事。2010年年底,大三上学期即将结束,我到人民日报社天津分社寻求实习。接待我的老师告诉我他们这儿不同于总社,一般不接收实习生。看我有些失落,她又微笑着说不过可以提供一些机会锻炼着学习写稿。

《人民日报》的记者果然名不虚传,不仅对党的理论方针政策把握精准,而且见识非凡,令我获益匪浅。两天后,我的第一篇作品就上了要闻版,七天后,另一篇又上了海外版要闻版,第一周两次被要闻版采用,我内心充满喜悦。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前夕,我与人合写了《一生都为了“三观”》,登在2011年6月28日17版党建周刊“身边的共产党员”专栏上。临近毕业的2012年4月,我用近一个月时间深入天津的各个殡仪馆、公墓、殡葬用品批发集散地和殡葬用品商店做调查。一个月的付出没有白费,除在报上发表一张图片外,2012年5月15日19版读者来信版大篇幅刊登我参与采写的调研文章《政策落实难“梗阻”在哪里》。

文章刊登时,我已在天津市和平区委组织部实习,那时我就想,大学这几年,《人民日报》带给我什么?它不仅仅带给我文字和调研能力的提升,更练就我攻坚克难的毅力和勇气,同时养成我空闲时间读书读报的习惯,也使我学到严谨和实事求是的作风。

通过考试,我被天津市委组织部招录为一名选调生。学习法学的我到了一家基层法院工作。自2012年7月参加工作,我仍订阅《人民日报》,空闲时就静静地一份一份读,但没再写稿、投稿,一心扑在本职工作上。

2013年8月份,我感到心头对报纸有一点建议不吐不快,感觉不写出来寄出去,就浑身上下不得劲儿。一气呵成写完寄去,顿感轻松。那时以为,恐怕没人看,看了也不会当回事,多半会石沉大海,便没再想。

可我没想到也没敢想的是,大约两周后的一天上午,我在办公室正整理案卷,准备到法庭开庭,电话铃突然响起。我以为又是诉讼当事人,可接通得知是人民日报研究部的,告诉我领导对建议已经批示,想见见我,问何时有空。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也没有思索,一心都在马上要开的这个庭上,便说了一句“对不起,我马上开庭,实在没空,你留个电话,我下午给你回过去”,对方留了号码,我便先到法庭去了。

下午,我回电话,得知我的建议得到了社长和总编辑的批示,将做研究。研究部考虑到我工作太忙,决定抽个我方便的时间到天津来找我谈——我本以为应该我这个年轻人主动过去的。过了几天,研究部的老师们来到天津,详细听取我的建议,我将自己一年多读报的资料拷贝给他们。此时才完整得知,邮寄给时任社长张研农同志的建言信,寄到报社第三天他就批示了,认为我的意见是好的,并批给时任总编辑杨振武同志,杨振武同志也作了批示,并安排研究部研究。我这样一个年轻人的建议,报社竟如此重视,令我没有想到,喜悦和欣慰难以言表。

八年来,我一直坚持每天阅读《人民日报》。它影响着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亦师亦友,并将陪伴终生。日月如梭,物换星移,往事已矣,但对我的影响不会消失,那些人那些事在心底不会被时间抹去。这张报纸七十岁了,作为一个忠实的读者,我会更加仔细地阅读,并向身边其他年轻人介绍,让更多人成为这张报纸的忠实读者。

(作者为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科员,天津市2012年选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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