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金融业降薪问题再度引发社会关注。

据媒体报道，一些金融机构的基层员工对降薪表达了不满。其实，从华尔街到外滩，真正收入过高的金融业人士是该领域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他们动辄百万、数百万、上千万的年薪才是最该大幅调降的部分，而并非一般性的基层员工。

曾几何时，金融业高薪似乎天经地义，全世界无不如此。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一些金融机构高管，他们为获“聘用合同”所约定的高额奖金，居然不惜铤而走险，通过放大金融机构的整体经营风险而谋取高利，最终导致金融机构烂账满谷、破产倒闭。更有甚者，这些破产金融机构的高层管理者，在被迫离职之时居然还要金融机构向他们支付违约金，而且带走的现金动辄数千万美元。

这样的金融风气是否影响了中国？金融是否也在中国经济中变成了“贵族”？到各个城市去看看，最漂亮、最壮观的高楼大厦哪座没有金融的身影？最为泛滥而夸张时，大量P2P公司租用北京CBD的写字楼，以豪华气派彰显实力，以奢靡挥霍展示高贵，进而让客户从心理上变得卑微，最后心甘情愿地臣服其下，变成任其宰割的羔羊。此情此景历历在目，但问题是：华尔街让“经济保姆变成经济显贵”的现象，难道也值得模仿？

当然，金融业的高收入者中，有一部分是搞“金融工程”的技术人员，他们的工作的确没日没夜，而且必须技高一筹地去设计各式各样的金融“交易模型”，以期所在机构能够套取更多的金融交易差价。

这些“金融工程”人员或许应当适当高薪，但其数量绝不该如此庞大。应当承认，近年的情况有所改观，因为“金融工程”正在被“金融数字化”取代，更多在金融普惠中发挥风险发现和防范作用。这就对了，这就是金融回归本源。但是否依然存在大量的“技术套利者”？当然。

比如在证券市场上，计算机高频交易规模越来越大，它实际已经给股市、债市带来高频而大幅的波动。其原因主要是：（1）为了赚快钱、赚大钱，所有高频交易者都必须寻求“高位早跑快跑，低位早进快进”，这样的心理会导致高频交易者所能套取的利差空间越来越小，但给整个市场带来的波动却越来越大；（2）市场波动越频繁、波动幅度越大，高频交易者的机会就越多。所以“不怕单次利小，但求频次增多”的设计理念，必会放大市场波动，让更多无法使用高频交易的投资者变成韭菜。

对“金融工程之下高频交易”只能靠监管，不仅要求依法严惩，而且要“给飞速转动的金融机器里掺入沙子”。这是“托宾税”倡导者的建议。

说回到金融业降薪。应该说，多数金融业基层员工并非高收入人群。最近有篇报道，说上海的一家银行，其基层员工的月收入不过万元上下，现在要被降至6000余元，这是不是不太合理？

根据2022年8月2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要求：积极优化内部收入分配结构，科学设计薪酬体系，合理控制岗位分配级差。“金融企业应当合理控制岗位分配级差，充分调动一线员工、基层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平衡好领导班子、中层干部和基层员工的收入分配关系，对于总部职工平均工资明显高于本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其年度工资总额要进一步加大向一线员工、基层员工倾斜力度。”

按照通知要求，一线员工、基层员工不应成为降薪的主要对象。那上述银行的高管为什么还要这样做？是用这样的手段宣泄对自己降薪的不满？还是想拿一线底层员工去影响政策？也许都不是，仅仅是“有原因的个案”而已。但无论如何，在金融业降薪的过程中，必须防止波及基层员工的合理权益。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3年第10期）

2023年第10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