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钮文新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3、4期合刊）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系统中嵌入了新的因素，所以经济战“疫”切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不是应对而是应付。如何找到一个系统抓手，纲举目张地让短期经济战“疫”措施同时可以有力地推进长远战略目标的实现，这同样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深化经济治理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世界在经历百年不遇的大变局，顺应时代潮流、变革通往未来。历史多次证明，大灾大难的关头，往往是加速改革、推动经济跨越式进步的重大机遇。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典型案例，其最大意义在于：危机结束了40年金融主导经济的时代，并开启了实业与金融协调发展的时代。从表面看，奥巴马提出、特朗普推进的所谓“再工业化”就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经济特征，而且深刻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尤其是中美之间，中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其地位和作用在全球骤然提升，这招致以美国为首的个别发达国家严重忌惮，从而形成东西方经济格局“再调整”。

谈当下的经济战“疫”，为什么要说全球经济大变局？笔者认为，经济战“疫”最有效的方式是：以看清大局为前提，依据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诉求”，把短期经济拉动措施与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结合一体，让灾难变成加速改革的机遇，并通过加速改革，释放经济潜力，自然填平疫情带来的经济凹陷。

改革需要理论突破

为阐明上述主张，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当今世界在经济理论方面的一项重要成就——新凯恩斯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具体应用，这是全球经济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理论依据。

每个时代都有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从西方近代经济理论发展的历程看，按照次序，其主线大致是：1933年之前，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经济学（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是主流经济学理论，时代以此为据而演进；1933年之后，以“罗斯福新政”为起点，美国开始接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开启了一个新的经济时代，而政府主导成为这个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经济“滞涨”现象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开始主导经济行为，同时开启了金融资本主导经济的时代，正所谓“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

回首过往10年，金融资本行为开始受到限制。“沃尔克法案”亦称《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的确立就是代表性作品。金融危机10年之后的2018年5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经济增长、放松监管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几乎否定了“沃尔克法案”，但从实际内容看，所谓“再度放松金融监管”不过是“重新梳理了必须审慎监管的金融机构之标准”，并为小型金融机构释放出监管空间，但2008年之后开启的“金融审慎监管”理念却坚如磐石。

纵观一些西方国家，与金融约束对应的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再培育”，与之相伴的是民粹主义抬头，贸易保护名义下的“市场保护主义”兴起。从国际层面看，贸易战、技术战明火执仗，货币战、资本战暗流涌动；从国内层面看，罢免案、罢工潮此起彼伏，金融肥、民众苦怨声载道。但切莫迷惘，这其实恰恰是这个新时代初期的基本特征。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必然导致各国既要充分保护本国市场，又要更多占领他国市场，为此而采取各种“战术手段”，不足为奇。与此同时，金融利益集团占据的经济舞台中央，根本容不下实业资本挤占，于是其国内金融利益集团与代表实业资本利益的政府发生激烈冲突，在所难免。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清一个重要经济格局：未来，绝非金融资本或实体资本独占经济舞台中央，而是二者水乳交融的共生共荣。2017年6月，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个创造经济机会的金融体系——银行与信用联盟》的报告；2017年10月，又先后发布了针对资本市场监管、资产管理及保险业监管的改革建议。从这些报告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金融监管的改革目标均体现着抑制空转、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内涵。其“度”之关键在于：不是去分辨谁重谁轻、谁该取代谁，而是如何形成“两类资本”的合力，更为有效地“创造经济机会”。

这明显是对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扬弃”，也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经济特质。但问题是：这个时代经济政策、经济行为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它作为当前经济理论最重要的前沿课题，正逐渐演变为“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最核心、最重要的经济依据。

关于新凯恩斯经济理论

笔者更愿意用新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简称“新凯理论”）取代新凯恩斯主义的提法。

事实上，经济实践在不断发展，经济理论也应与时俱进。“新凯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机械、不教条，博采众长。更为可贵的是，作为“新凯理论”研究的前提假设更加讲求贴近实际，实事求是，不仅坚持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内核”，同时也吸收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合理内核”，从而使理论对实践更具指导意义。

20世纪80年代，凯恩斯主义式微之后，“新凯理论”进入研究阶段，它们在凯恩斯和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重新给定了一系列理论假设。比如，凯恩斯认为市场不存在出清问题，而新自由主义主张时刻出清状态，但“新凯理论”则认为，“非完全出清”才是市场常态；凯恩斯认为工资、价格刚性，而新自由主义认为工资、价格弹性，但“新凯理论”则认为“价格粘性”才是市场常态。原因在于，凯恩斯认为政府主导，新自由主义认为充分竞争，但新自由主义认为“当今世界，垄断竞争是主体”；在垄断竞争前提下，工资和价格变动更多取决于垄断集团的利益考量，所以变化很慢，呈现粘性。诸如此类。

就目前看，尽管理论界对其仍有诸多质疑和争议，但学界依然普遍认为，“新凯理论”已经使西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改变了理论界和实践层对于宏观经济的思考方式、研究范式和实践方法。正因如此，“新凯理论”已经对宏观经济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影响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但在美国，华尔街对“新凯理论”又爱又恨。爱的是，2008年它们依靠“新凯理论”支撑的一套做法躲开了破产命运，也是依靠这套做法让整个美国金融体系走出了崩溃的边缘；恨的是，“新凯理论”推翻了它们心中自由市场主义神殿，而必须接受很多、更严格的监管，同时可能使自己失去对经济的“绝对统治地位”。

“新凯理论”的实践与借鉴

基于对垄断竞争的认识，“新凯理论”从微观角度论证了“工资和价格粘性”。正是这一论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结论：尽管工资、价格变动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动态关系，但工资、价格变化更多取决于垄断厂商对利益判断。而很多时候，价格上涨和工资变动未必会给垄断厂商带来利益增长，反而有可能在更大程度上侵蚀其利润，哪怕价格变动只需厂商支付轻微的“菜单成本”，但“菜单价格的变化”会引发一系列沟通成本的大幅提高，甚至使厂商丢失市场。所以，无论货币供给如何变化，垄断厂商往往会依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充分考量价格变动给自身利益带来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并以垄断定价权对抗货币供给变动带给物价的影响，从而导致“价格粘性”——价格随货币政策变化而变化显得非常迟缓。

这样的理论至少部分地否定了为我们熟知的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值得特别注意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两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和珍妮特·耶伦都是“新凯理论”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代表性人物。在他们的金融行动中，除强化金融监管、大力约束“私下签约”的金融衍生品无度发育之外，还大胆启动了“货币资本化”进程，这被华尔街称为“扭曲操作”，实际就是向金融市场大量注入长期基础货币，并借此培育长期资本市场，而以长期股权资本的增长，有效压低金融和实业企业过高的负债率（杠杆率）。

美国金融危机救援三人组——伯南克、盖特纳、鲍尔森共同证实，金融危机发生的基础风险源自“容易导致挤兑的短期融资过度”、期限错配导致的“高杠杆”风险和金融系统向影子银行转移过多风险。同时，这些领域的监管几乎是空白，而且美联储的紧急安全保护网也无法覆盖到它们。

从一系列“大变革”的结果看，貌似危机救援的政策，实际不仅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危机阴影，而且推动其走向历史性变革，并取得积极的经济成果。比如，压力测试显示美国银行体系的优质资本金已经非常充足，这大大降低了金融系统对短期流动性的依赖，从2008年到2015年，证券贷款从平均每日的2.5万亿美元降准至1万亿美元；曾带给贝尔斯登和花旗银行大麻烦的几类高风险融资工具，已被彻底清除，至今都未出现；金融危机之前，无抵押短期负债占金融体系资产总额的1/3，而现在仅为1/6，大幅降低了50%。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美国经济已经步入稳定增长历程，失业率屡创历史新低，而被新自由主义担忧且被反复提及的“恶性通胀”并未发生，这是不是“价格粘性”的作用？美国一系列政策变革当然是“新凯理论”的重要实践。

中国发生重大疫情，对经济构成重大影响，尽管其程度远不及2008年金融危机，但这毕竟是一次重大经济事件。如果简单以过去的方式，通过加大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或填平疫情损失，那势必加重中央和地方政府、央企和国企的债务负担。尤其在疫情本已导致企业债务恶化、银行逾期负债增加的前提下，杠杆进一步放大，势必加剧中国金融风险。

现在看，短期内经济杠杆率上涨不可避免，但绝不能让不可持续的杠杆风险被疫情推向极致，从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所以，必须改革宏观调控方式，让短期政策符合长期发展战略，为此建议：宏观财政政策要以补短板为重，比如疫情过程中表达出来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缺位等；而货币政策部门，完全可以考虑借鉴“新凯理论”的标志性作为——借助“货币资本化”必然带来的资本市场升力，把经济战“疫”短期拉动经济的需求、中期经济降低杠杆风险的需求，以及长期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的需求结合起来。

2020年第3､4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