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创新榜样】中国建材蚌埠院院长彭寿:中国玻璃已从“跟跑”变“领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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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曹煦 | 北京报道

编辑:蒋莉莉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13期)

“需要进一步加大对企业创新的支持,特别是要集中将各类创新要素向科研院所和创新型企业集聚,这不仅有助于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也是打造具有国际一流水平创新中心,助推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实现由追赶型向领跑型转变的重要举措。”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下称“蚌埠院”)院长彭寿日前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

彭寿说,在高质量发展中,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其创新活力和创新能力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总体质量。他所在的蚌埠院主要发展“三新”产业,即新玻璃、新材料、新能源。他带队研发的0.15毫米超薄触控玻璃,技术领跑世界,靠的正是不断的创新。

此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正在参与到“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中。彭寿建议,加强对“一带一路”投资的政策引导,设立“一带一路”重点项目支持基金,并加强对“一带一路”境外投资企业的管理。

玻璃创新的“中国方案”

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领域,长期以来,我国的信息显示材料技术一直被美国康宁、日本旭硝子垄断。但近年来,我国在该领域进步明显,在科研院所和创新型企业为龙头的带领下,世界最薄0.15毫米触控玻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8.5代TFT玻璃基板等一批高端产品不断涌现,为国防军工和光电信息产业提供了关键原材料,极大增强了我国的经济创新活力和核心竞争力。

据彭寿介绍,目前中国玻璃产业不少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浮法玻璃、光伏玻璃领先于全球,信息显示玻璃、特种玻璃等领域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以前我们的中小尺寸玻璃全部进口,现在也成了出口大国,市场占有率达50%以上。”

以彭寿所在的蚌埠院为例,该院近年来以技术升级带动产业升级,以科技创新带动产品创新,围绕着玻璃的“超薄化、功能化、高透化和大尺寸化”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取得了具有引领意义的创新成果。

在显示屏玻璃领域,蚌埠院主要研发了手机、平板电脑、液晶电视的显示模组。“很多年前,手机、电脑、电视都很贵,现在价格相对便宜了很多,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显示屏玻璃的成本降低了。”彭寿说,“一块显示屏的玻璃可以占整个产品成本的40%,所以玻璃的技术创新,推动了整个产品成本下降,消费者的使用成本也大幅降低了。”

在光伏玻璃领域,蚌埠院为晶硅太阳能电池提供基板和盖板玻璃,打破国外垄断。“不管是单晶硅还是多晶硅,还是多么薄的太阳能电池,都要有一块玻璃基板。我们研发出了这块玻璃,它需要高透过性,并且不折射,难度很大,但我们也做出来了。”

彭寿透露,在特种玻璃领域,如航空航天、深海探测、高铁用玻璃等,中国已经有了相当的技术储备。“通过努力,我们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推动了中国玻璃行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化能力由跟跑、并跑向领跑跨越。”

产品创新背后的深层密码是什么?在彭寿看来,蚌埠院从一家昔日的传统科研院所转型为今天的科技型企业集团,与机制创新和深化改革密切相关。

在机制创新方面,蚌埠院建立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机制,提供科技工作者发展平台,让他们在项目上能够真正自主地实行项目课题管理,在机制上保障科研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此外,蚌埠院还建立科技投入长效机制、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建立以园区形式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机制。“让产品真正地产业化,用产业化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彭寿说。

在深化改革方面,蚌埠院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事业单位改制和公司制改制,建立规范化的公司治理体系;新建项目采用科技人员持股,进行股权激励;探索实行混合所有制,激发弘扬企业家精神。

企业“一带一路”投资需要政策指导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创新”一词出现多次,并且提出,2018年,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高标准建设国家实验室,鼓励企业牵头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

顶层设计在企业层面如何落地?对此,彭寿建议,加大对以企业为龙头的创新型体系建设的政策支持。对有内生动力、有市场需求、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创新创业型企业,支持其建设高水平创新中心;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同时,加大对以企业为龙头的创新型体系建设的资金支持;优先支持具备条件的转制科研院所,开展科技人员持股和整体上市。

此外,加强对“一带一路”企业境外投资指导,是今年全国两会彭寿提交的另一份建议。在他看来,建材行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玻璃行业设立了国内首个“一带一路”产业整合基金,有效利用了金融机构、民营企业、资本市场以及境外机构的资金。

彭寿坦言,当前建材企业在走出国门后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存在企业投资“各自为战”“一哄而上”现象,部分产品结构单一且同质化严重;二是对于一些重大境外投资项目,企业在采用EPC开展工程服务时,资金短缺问题时有发生;三是“一带一路”国家中多为发展中国家,国情复杂多样,部分企业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缺乏理解,社会责任意识不强,冲突和矛盾时有发生。

对此,彭寿建议,加强对“一带一路”投资的政策引导。按照环境、安全、质量、科技、成本等要求,制定境外投资企业目录,实现“共商、共建、共享”;设立“一带一路”重点项目支持基金,实现金融与产业的有机结合。

彭寿认为,应该制定“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协调管理机制,按照“服务地方、文化融合、责任担当”的原则,深耕“一带一路”根据地,传播中国声音、树立中国品牌、展示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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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13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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