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评论员 葛丰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6期）

中国银监会近期公布了邮储银行甘肃武威文昌路支行违规票据案件查处结果，对涉及该案的12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合计罚没2.95亿元。

这是银监会全面出手“治乱象”的又一案例。有数据显示，仅2017年一年间，银监会系统开出的罚单就达3452张，被罚机构1877家，罚没金额近30亿元。而这种强监管严监管态势下很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就是监管的震慑作用明显提升，金融机构违法违规和监管套利大幅减少，经营行为主动趋于理性规范。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严监管的必要性对于曾经弊病丛生的中国银行业而言须臾不可淡忘，因为中国银行业在这短短十几年间高歌猛进的发展态势，是在付出极大代价重置后的基础上取得的。其中仅1998年2700亿元资本金补充、1999年14000亿元不良资产剥离，以及2004年数百亿美元注资，就足以反证出一个治理水平低下的银行体系离我们殷鉴不远。

如今，中国银行业在付出巨大代价后终于面貌一新，但是，这种总体平稳健康态势下，仍然存在诸多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风险与挑战，其中有些风险与挑战，是新生成的，还有一些风险和挑战，是原来暂时被掩盖的沉疴经由新形势刺激后复萌的。因此，这就决定了中国的银行业监管是一个必须时刻追随形势变化，不断更新、完善、强化的任务。

例如，当前金融监管重点旨在解决的宏观杠杆率过高与资金脱实向虚势头，尽管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还是中国金融体系既有的产权安排与市场结构，导致金融企业的规模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外生于市场真实需求的。而这个病根在整体经济逐渐转入新常态的过程中，就开始加速呈现出“以量补价”以及“体内空转”等“新”的病症。

金融领域的重大改革需要遵循渐进、审慎原则，但金融风险的积累与爆发可能非常迅猛。同时，如果从更本质的角度来看，金融领域的特殊性之一，即在于即使一国金融体系可能看似安然无虞，金融危机也可能正在某个不为人重视的环节悄然发酵并猛然发起致命一击，甚至按照明斯基的解释，金融业的繁荣反而加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因为过于乐观的情绪会战胜对于危机必要的恐惧。肇端于欧美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例证。

因此，无论从中国的特殊性还是金融部门的一般性而言，金融越是发展，就越是要重视发挥金融监管的积极作用，而不是把外部监管作为金融发展的阻碍因素加以排斥。不久前召开的2018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非常坚定地提出“四个务必”，就是在对金融发展与监管辩证关系清醒认识的基础上，为金融业稳中求进及时、充分地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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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6期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