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25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25期）

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20年，弹指一挥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香港形势发展变化的新情况，审时度势，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指导“一国两制”实践，稳妥应对香港出现的各种复杂局势，对港工作取得许多新突破、新进展、新成就。

“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邓小平曾在阐释“一国两制”构想时，用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描述。“香港人的生活常态、习惯都没有什么改变。变的是什么呢？讲普通话的人多了很多，大家开始了解国家，有更多的接触。特别是经过人脉交流、经济互动，以前香港经济通过和美国、欧洲的贸易，现在更多依赖内地，这些都是大变化。”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说。

这些“不变”与“变”，生动体现了香港回归祖国之后的发展轨迹。香港2016年生产总值达2.5万亿元，较1997年累计名义增长81%；2016年总就业人数达380万人的纪录高位，较1997年增加约65万。“十三五”规划纲要中，特设港澳专章。其中，中央对香港至少有9项支持，希望早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发挥香港现代服务业的强项，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内地更好地“走出去”。

祖国内地持续稳定的发展为香港提供了坚强的后盾；繁荣稳定的香港也为国家建设、内地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20年来，中央政府陆续推出CEPA、开放香港人民币业务、沪港通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为香港的稳定发展和长期繁荣提供了强有力保障。同时，通过经贸、金融、科技等多领域合作，香港也为内地社会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

香港回归20年，也是不断与内地融合互惠的20年。20年来，内地与香港经济全面、深度融合，实现了两地互利共赢。香港也正在变化中寻找在国家发展中的新优势。

值此回归20周年之际，《中国经济周刊》特别策划封面文章《 香港新征程 》，从CEPA、股市、投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粤港澳大湾区新定位等多维度，全方位透视香港回归20年来经济发展的脉络及未来新趋势。

 

实现向全球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跨越

中国银行(香港)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 鄂志寰

责编：徐豪

回归祖国20年以来，香港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并没有受到经济低速增长的影响，反而抓住了内地企业大举来港上市融资及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性机遇，实现了由区域性金融中心向全球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跨越。香港股票市场成为内地企业“首选境外集资中心”，推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体系结构由银行业主导转向资本市场主导。

展望下一个20年，香港金融业仍将面临来自全球经济增长结构性放缓及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加快发展带来的挑战，但更将继续受益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内地金融市场加快对外开放，并迎来“一带一路”深化发展、大湾区建设全面展开等历史性机遇，可望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优势

从过去20年的历史演变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新股上市集资、基金管理和银行业资产扩张及离岸人民币业务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而在债务工具市场发展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

股票市场一枝独秀，新股上市集资全球领先，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突出优势。2016年港交所新股上市集资金额总计1953亿港元，超过上海证券交易所1150亿港元和纽约证券交易所1016亿港元，居全球市场首位。1993年首家内地公司“青岛啤酒”上市标志着香港股票市场开始为内地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截至2016年底，已有222家内地企业通过发行H股在香港主板上市，总市值达5316万亿港元，占主板总市值的21.74%。与此同时，红筹股的影响力也在逐步加大，主板市场中红筹股由1997年的59只增加到2016年底的152家，同期市价总值占比由15%上升至20%。H股和红筹股市价总值合计已占香港主板市场的41.78%。

香港新股上市集资获得全球领先地位及股票市场的快速扩张，是内地与香港经济贸易联系不断增强的直接结果，亦进一步证明了香港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方面的独特优势。经过20年的发展，香港已形成了一套完全成熟的市场化操作规则，市场上有丰富的交易品种和操作手段可供选择，包括供股、配售、定向配售、代价发行等方式。

基金管理业快速扩张，拉动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发展，推动香港成为重要的全球资产管理中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财富管理的重心开始由欧美国家向亚洲地区及新兴市场转移，大量海外资金流入香港，来港开业的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服务机构日渐增多，以充分把握在亚洲的投资机会。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年度基金管理活动调查显示，截至2015年底，香港的基金管理业务合计资产达17.4万亿元，其中68.5%为国际投资者资金，总计为11.9万亿，在香港管理的资产总值为6.82万亿。

银行业继续保持区域领先地位，银行业资产规模相对于GDP 的水平居全球主要市场之首。香港是全球银行最集中的地方之一，截至2017年4月，共有194家认可机构，包括156家持牌银行，21家有限制牌照银行及17家接受存款公司，另外全球前100家大银行中约有七成在香港设有分支机构。2017年3月底香港银行体系的总资产达21万亿港元，约为香港GDP的8.5倍。

债券市场尚处初步发展阶段，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短板。香港债券市场发展较为缓慢，截至2017年4月，香港外汇基金票据及债券的未偿还总额为9650亿元，其他债务工具为7842亿元，二者累计1.75万亿元。在现行制度安排下，香港当地大型企业更乐于选择在美元债券市场集资。此外，由于香港政府财政常年盈余，很少需要发行公共债券，难以形成债券市场无风险定价基准。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当前面临的三大挑战

实体经济增长长期低速、其他国际金融中心此消彼长和国内金融中心迅速崛起

过去20年，香港金融业整体规模和结构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实现了由区域性金融中心向全球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跨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也面临着来自外部经营环境和国内金融中心迅速崛起的挑战。

实体经济长期低速增长带来的挑战。香港是全球最为典型的小规模开放经济，其重要特征是外部环境变化对内部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1997年以来，香港经济经历了数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长期低速发展阶段，香港实质经济增长随之放缓至平均3%上下，低于1988年至1997年平均约5%的增幅，经汇率因素调整后的香港与内地相对经济规模由1997年的18.4%回落至现时的2.9%。从现时情况看，环球经济和贸易低速增长已经成为新常态，香港经济增长缓慢的趋势亦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可能对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前景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

其他国际金融中心此消彼长带来的挑战。根据伦敦城公司（GFCI）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金融业具有重要的国际地位。过去10年，全球金融中心的前两位通常在纽约和伦敦之间上下调整，香港与新加坡则争夺第三或第四名，多数时间香港超过新加坡名列第三。因此，美国时代周刊曾将纽约、伦敦、香港列为三大世界金融中心，并称“纽伦港”(NylonKong)。香港在亚洲区域内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新加坡，自2007年以来多数时间是香港金融中心的得分稍胜新加坡，两者差距较大的时期是在2010年9月至2012年3月期间，得分差距一度扩大至37分左右，近年差距有所缩小，2016年新加坡以4分之差超越香港。

此外，香港作为全球排名第三或第四的国际金融中心，与伦敦和纽约两大成熟金融中心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纽约和伦敦主导全球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向，而香港则相对被动接受外部市场波动，应对外部冲击能力较弱，在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大幅波动的情况下，容易暴涨暴跌，放大波幅，表现出明显的新兴市场特征。

国内金融中心迅速崛起带来的金融重心迁移的挑战。进入21世纪后，欧美金融机构继续主导全球金融活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美国金融市场，随后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影响传统金融中心表现，全球金融市场发展的重心逐渐转向亚太新兴市场，国际金融中心格局出现此消彼长的结构调整，上海和深圳金融市场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在2016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上海排在第13位，深圳排在第22位，双双开始呈现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苗头。

此外，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金融与科技结合不断走向深入，金融科技(Fintech)迅速崛起，开始冲击全球金融中心的现有格局。长期以来，香港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方面有一定的不足，尤其是创新金融是其金融市场的明显短板。相反，深圳在科技研发和创新驱动的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方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金融科技将成为深圳建设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支点，为其加快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中国内地的金融市场与全球市场加速融合，将进一步推动人民币计价交易的快速增长，成为推动上海和深圳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不竭动力源泉。

人民币国际化将提升香港的深度和广度

展望下一个20年，内地将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和实现与国际市场的深度融合，将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过去10年，作为人民币跨境使用系列政策的最佳试验场，香港发挥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先发优势，迅速形成规模优势，离岸人民币资金池持续积累，交易活动日益活跃，产品选择日趋丰富，逐渐形成从需求到供给再到需求的良性循环，离岸人民币业务构成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最为重要的比较优势。人民币纳入SDR篮子后，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动力将从之前的贸易结算领域为主，转为投资计价及金融产品发展为主，人民币资产和外汇交易产品加快发展。

香港作为全球资金自由港，具备辐射其他离岸市场的先天条件，可以借助各地建立起来的人民币业务系统，加强与其他地区合作，充分发挥离岸人民币的枢纽作用，通过完善离岸人民币业务五大中心，将自身打造成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的神经中枢。

第一，打造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开发中心。香港应发挥内地企业“走出去”及跨国公司“走进去”的主要跳板的区位优势，针对人民币业务新需求，加快人民币产品创新，提升服务能力。

第二，建设离岸人民币风险管理中心。香港有能力提供全面的外汇风险对冲工具，为配置人民币资产保驾护航。随着人民币在投资及金融交易领域的使用日渐广泛，汇率风险的重要性将会日益突出，引起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投资者的关注，对冲风险、锁定收益的产品需求快速上升。香港银行业应根据环境的变化，加快开发此类产品，满足各类客户的避险需求。

第三，继续巩固香港作为最大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的地位。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快速增长，香港离岸人民币日均交易量从2010年的107亿美元等值，上升至2016年的771亿美元等值，增长幅度高达6.2倍。人民币在贸易以及投融资方面更广泛的使用，为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续添强劲的增长动力。

第四，培育离岸人民币资产管理中心。香港金融业可以加强开发资本账下产品，加快扩大客户基础，与央行、主权基金、超主权机构、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和交易所客户群体建立业务往来。完善境外机构债券投资代理模式，吸引客户开立账户，全权代理其人民币债券投资，以及管理人民币资金。建立更灵活的资金管控机制，扩大交易和持盘能力。

第五，完善离岸人民币清算基建中心。香港应继续完善香港人民币清算体系，巩固现有的金融基础设施平台，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币业务联系和业务往来，为香港银行业提升跨境人民币服务能力打造坚实基础，提升人民币产品优势及服务水平，全力拓展新市场及新领域。

第六，围绕互联互通机制，打造领先交易平台。沪港通和深港通以及债券通的陆续推出，拓宽了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之间的连接纽带，为建设两地共同市场提供了巨大空间。随着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机制的不断完善，内地与香港市场的资金联动更加多元，将有效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深度和广度。

“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香港提供新的发展契机

“一带一路”建设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需要构建强有力的投融资渠道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是内地与港澳在现有贸易、投资合作基础上的模式创新。香港可借此提升自身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综合竞争力，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在全球经济新格局下制定的顶层倡议，突破了传统以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主题的区域合作理念和方式，通过为沿线各国提供共同受益的国际公共产品，为持续低迷的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亦为解决当前全球经济贸易困境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地位提供新的思路和中国方案。要把推进“一带一路”资金融通模式的创新作为建设“一带一路”创新之路的重要内涵，完善“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为中国金融业在丝路沿线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广阔的空间。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在推进“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香港金融机构可以积极参与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目前，各类人民币海外基金规模预计约为3000亿元人民币，可以更好地为沿线国家基建项目提供融资。中国已与多个国家签订产能合作协议，一大批重点项目纷纷落地，中方设立的各类产能合作基金已达到数千亿美元，并将派生出众多金融业务的需求，为融资模式的创新提供有益的补充。

打造服务“一带一路”沿线产业园区及经济走廊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作为推进“一带一路”的平台，中国相继在东盟、中亚、南亚、中东欧和边境地区共设立了多个产业园区。对于政治环境友好、基础设施具备一定条件、产业聚集达到一定程度的园区及入园企业，香港银行业可以提供授信支持为核心，制定完善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为其提供不同的金融产品和多样化的资产配置工具，包括兑换平盘、同业拆借、银行间债券投资以及日常资金清算中的跨时区服务等多个方面。

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金融市场体系，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香港可吸纳沿线成熟的投资项目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上市，发行基建债券和基金等产品，打造国际化的融资平台；加快推动区域债务工具市场发展，推动亚洲区域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以完善“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网络体系；通过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香港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以及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强化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构建具有高效的资源分配能力和良好的风险分散机制的投融资管道，从根本上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中存在的资金短缺和融资不足问题。

“一带一路”将为香港银行业带来源源不断的业务机会。背靠“一带一路”整体市场，香港金融业界可以借助内地力量，利用与国际接轨的法律制度、市场规则以及语言文化的优势，借鉴全球金融中心差异化竞争的经验，促进融资市场蓬勃发展；将潜在客户范围扩大到沿线各国，将投资由证券金融市场拓展到基建、实业领域；加强与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和丝路基金合作，争取多边金融合作框架下的参与权和话语权。

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成为香港加快发展的推进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是内地与港澳在现有贸易、投资合作基础上的模式创新，具备巨大的发展潜力。与国际著名的东京湾、纽约湾和旧金山湾区及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均具有明显的规模、制度和产业集群等比较优势。香港作为区内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培育了金融服务、旅游、贸易、物流、专业服务及其他工商业支持服务等支柱产业，同时拥有对接国际的法律制度、营商环境和大学资源，将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中心作用。粤港澳金融合作，有利于提升香港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地位。同时，香港可以成为内地企业、特别是粤企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商贸平台，珠三角地区转型升级将为香港服务业带来更多机遇。

 

撑起港股半边天

内地企业占据港股“半壁江山”；H股和大红筹公司20年融资超4万亿港元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贾国强 | 北京报道

责编：陈惟杉

随着香港回归20周年纪念日的临近，港股市场的热点新闻不断。

6月16日，港交所宣布拟推出主板及创业板之外的创新板。港交所在创新板框架咨询文件中说明了原因：目前香港市场仍存在不足，“好些内地新经济行业及其他高增长型公司选择到其他市场上市。”港交所总裁李小加亦表示，“在过去10年，香港的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一直在全球名列前茅，但全球经济环境瞬息万变，我们不能骄傲自满，更不能对成功想当然。我们必须继续保持竞争力，必须与时俱进，必须继续提升市场素质。”

这不禁让人们联想到2013年时香港曾“错失”阿里巴巴上市。

港股市场这一项改革措施，也被不少市场人士解读为与A股“抢生意”。由此可以看出，港交所对内地企业的看重和欢迎。在过去的20年间，也有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选择赴港上市。

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的路径有几种？

有部分市场人士分析称，港交所推出创新板，阿里巴巴因为股权问题放弃香港，转而赴美上市或是一个主因。此次拟推出的创新板，对象是已符合主板财务及营业记录规定，但是由于采用非传统管制架构，目前并不符合在港上市条件的公司。

2013年，当阿里巴巴确定放弃赴港上市后，时任阿里巴巴集团CEO陆兆禧曾表示，“今天的香港市场，对新兴企业的治理结构创新，还需要时间研究和消化。我们决定不选择在香港上市。”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阿里巴巴赴美上市对香港市场肯定是个刺激，会产生一定触动，推出创新板方便新经济企业上市或有这方面的考量。”这就涉及到内地企业境外上市的形式和路径。内地企业赴港上市，主要分为直接上市和间接上市两种形式。直接上市的形式就是H股，即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注册在内地，在香港市场上市的股票。

间接上市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是内地企业在香港注册公司，并以境外中资控股公司的名义在香港上市（俗称“大红筹”）；二是内地企业以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等个人名义在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并以股权、资产并购或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内地企业权益后，以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名义在香港上市（俗称“小红筹”）。

其中，H股公司上市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以内地国有企业为主，所以它们又多被称为“国企股”。1993年7月15日，青岛啤酒(0168.HK)在香港联交所成功挂牌上市，拉开了内地企业直接赴港上市的帷幕。

“大红筹”公司，则是我国中央机关、各省份在香港注册的窗口企业，它们在香港上市的时间更早。以中国光大控股（0165.HK）为例，其在香港上市的时间为1980年2月。它是一家跨香港和内地的多元化金融控股企业，母公司为中国光大集团。

“小红筹”公司，更多的是以内地民营企业为主，它们的扎堆赴港上市则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如腾讯控股（0700.HK），于2004年6月登陆港股市场。

无论企业选择哪种形式上市，直接目的都是融资。那为何大量内地企业选择在香港上市呢？前海开源基金公司执行总经理杨德龙向记者分析说：“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是在香港上市相对容易，企业排队时间短，可以快速上市；第二是有利于内地公司扩大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方便开展国际业务；第三是企业在香港上市后，企业想再融资等比较方便；第四，香港市场对于上市公司的上市要求相对宽松，比如一些互联网企业虽然短期亏损但也很容易上市，而在A股相对困难。”

邵宇也持类似观点，“相对A股，港股市场与美股市场更相似，实施的是注册制，不是事前审批，更多是事后监管。这能使内地企业更快捷地实现上市融资需求。”

内地企业数量占港股市场48.54%，20年融资4.1万亿港元

那目前内地企业在香港市场的基本概况如何？据Wind资讯统计，截至6月19日，港股上市企业共有2052家，而内地企业（H股+大红筹+小红筹）为996家，占比为48.54%。从数量看，内地企业所占比例已近一半，可见港股市场与内地的关系非常密切。

消费品制造业、工业、地产建筑业等3个行业企业位列前三，占比52.61%，实体经济企业仍是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的主流。其中，消费品制造业企业有248家，占比近四成。

如果以不同上市路径来划分，这996家内地赴港上市企业中，H股企业有246家，占比24.7%；大红筹公司有158家，占比15.86%；小红筹公司有592家，占比59.44%。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小红筹公司占比近六成，已成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的重要力量。

不过，小红筹公司因以“外资化”背景上市，绕过了内地证券主管部门的监管。目前，纳入证监会监管范围的主要是H股公司与大红筹公司。《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发现，港交所网站在统计中国股份时也仅统计H股与大红筹公司。邵宇向记者解释说：“因为内地很多民营企业赴港上市时，尽管这些企业的主营业务可能主要在内地，但很多控股股东更多是外资企业背景，不被纳入中国股份统计也很正常。”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梳理了H股公司和大红筹公司这20多年来的上市与融资情况。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以1997年7月1日为基准，此前H股公司和大红筹公司共有94家；香港回归之后，上述两类公司20年上市310家，年均15.5家。

以市值占比来看，在2008年，这两类企业的总市值占港股市场的54.45%；而在2002年，占比仅26%。而最近几年来，占比一直稳定在40%。

从每年募集资金的规模来看，香港回归之前，内地企业募集资金在一两百亿港元水平；回归之后，排除1998年香港金融危机影响，特别是2005年之后，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募集资金规模猛增，在2014年更是达到5588.6亿港元的高峰。而自1997年至2017年前5月，H股和大红筹公司通过IPO及再融资共获41156.55亿港元。

综上来看，香港回归20年后，内地企业无论在上市数量，还是市值上，都在港股市场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港股市场也为内地企业走出去融资提供了一个绝佳平台。

恒生指数上半年涨幅傲视全球

那么，大量的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对香港产生了哪些积极影响？在邵宇看来，内地企业充实了港股市场，“因为香港本身经济体量并不大，大量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使香港国际金融地位更稳固、更名副其实。同时，这也使香港分享了内地近十几年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杨德龙也认为，内地经济体量巨大，有丰富的企业资源，并且赴港上市的企业不少是优质的成长股，这也为香港投资者带来了较大的投资机会，如腾讯控股就为当地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回报。

2004年腾讯控股于香港上市时，每股的发行价为3.7港元，截至2017年6月21日，其股价已上涨至280港元，今年4月，随着其市值突破270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十大市值公司。

而今年以来，恒生指数的涨幅更可谓惊人。以2016年12月30日收盘点位22000.56为基准，相比2017年6月20日盘中高点26043.10，半年时间，恒生指数涨了4042.54点，涨幅达18.37%。

恒生指数近两成的涨幅，使今年上半年世界主要股指涨幅难以望其项背，美国道琼斯指数涨幅也不过8.79%，日经指数涨幅6.3%，英国富时指数涨幅5.84%，德国DAX指数涨幅12.82%，法国CAC指数涨幅10.36%。

为何恒生指数涨幅能傲视全球？杨德龙分析说，“第一，港股与美股的联动性很强，今年美股不断创新高，吸引国际资金到港股掘金。第二，大量内地资金通过沪港通、深港通等渠道进入港股市场，其一是A股表现不佳，实现避险需求；其二是港股估值较低，可以寻找更优质的标的。第三，今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这也是推动港股走牛的一个事件性利好因素。”

 

资本开放的里程碑：“两通”成绩单

5万亿公募基金南下掘金，北上资金年内累计净流入有望达千亿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劳佳迪 | 上海报道

责编：郭芳

香港中环的摩天楼集群中，每天激荡着亚太乃至全球的金融资本。从这里的香港交易所出发，通过红磡海底隧道和皇岗口岸，抵达深圳交易所所在的深南大道，驱车不过短短个把小时。但连接内地和香港两地资本的“虚拟车道”沪港通、深港通，却修建了整整10年之久。

高层最早萌芽关于“两通”的雏形在2007年，正值香港回归10周年。彼时国家外汇管理局以天津滨海新区做试点，小范围推出“港股直通车”，但数月后，中共十七大召开，这个“实验版”出于风险考量暂时搁浅。

再次启动是在6年后的2013年，十八大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求“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这一年，监管部门宣布境内港、澳、台居民可开立A股账户。两地资本开放脚步声渐近。

次年，有关进展的“鼓点”密集出现。2014年4 月 10 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同时发声，宣布沪港通已经过批准试点，其间公布了它的运行模式、主要制度、投资标的、投资额度、结算方式、监管方式等系统安排。

2014年11月17日，在积极筹备近两年之后，上海、香港证券交易所鸣锣开市，沪港通完成“首秀”，内地和香港两地的资本对接终于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就在两个半月后，深交所火速率队访问香港，不过，之后一连串市场“黑天鹅”却使深港通的跟进陷入了漫长的静默。熔断机制的夭折让内地监管层不敢轻易再推任何新政，加之英国脱欧带来的金融冲击又令深港通的推行慎之又慎。

直到2016年12月5日，待美国大选激发的不确定性阴霾渐次散开，一衣带水的深圳和香港股市才亲密接通。

如今沪港通落地2年半，深港通的运行也经过了“半年考”，都进入了平稳期。那么，作为资本开放的里程碑，“两通”的成绩单究竟如何？

上海证券交易所 视觉中国

资金参与：从“北热南冷”到“南北齐热”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梳理发现，沪港通的市场参与热度经历了明显变化。从落地“首秀”到运行的前4个月，资金“南下”的港股通始终冷清。以“首秀”为例，105亿元额度中仅用掉了16%，而“北上”资金主导的沪股通130亿元额度提前抢完，第二天，沪股通63%额度留白，港股通额度空置率高达92%。

当时正值整个A股处在大牛市的蜜月期，赚钱机会比比皆是，香港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又以理性的机构为主，相对埋头于A股狂欢的内地散户们，“北上”淘金的意愿明显强于“南下”的冲动。

以开通首月的情况看，沪股通的额度累计使用比例也明显高于港股通，尤其是随着内地股市的持续走强，上交所总成交额不断扩大，沪股通的成交金额可以达到日额度使用量的9倍之多，而港股通的这一比例是3倍左右，资金“北上”的热情可见一斑。

这一格局一直持续到沪港通落地后的第5个月。2015年4月8日，港股通额度罕见地被迅速抢空，并由此开启了高频率的使用节奏。

这是因为这一年的3月底证监会为了进一步扩大沪港通投资者范围，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参与沪港通交易指引》的结果。该指引从准入、流程到信披、风控等均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使得拥有高达5万亿巨额资金资源的公募基金受到鼓励，开始“南下”从A、H股的差价中掘金。

此后，越来越多公募基金陆续发行沪港通基金，规模数以万亿计的巨额资金接住了来自香港证券市场抛出的橄榄枝，一下催热了港股。

2015年下半年，A股转熊，港股的估值优势渐渐化身“香饽饽”，沪港通的市场参与格局变成了“南热北冷”。

2015年10月底开始至2016年春节后，港股通连续80个交易日保持净流入态势，累计净流入587.98亿元，同期内沪股通却累计净流出76.28亿元。2016年的前两个月，港股通净流入量是沪股通的3.5倍。当时的A股正一地鸡毛，港股通的额度使用率超过了50%，而沪股通仅为38%。

随着A股企稳，“南下”和“北上”的资金热度慢慢均衡。根据香港交易所公布的2016年全年统计数据，南向港股通成交总额8362亿港元，北向沪股通及推行仅一个月的深股通成交总额为人民币7710亿元。

进入2017年后，南来北往的资金继续双向发力。广证恒生研究报告指出，深港通去年底开通以来，一直维持净流入状态，月平均成交量也在增加，尤其是深市在3月中小创的题材股和国企、两会等概念股作用下带动“北上”资金流入，今年内有望达到累计净流入1000亿元。

而通过港股通的“南下”资金也在今年2月底就达到了3735.5亿元人民币，不知不觉间已经超越了沪港通刚开通时规定的3000亿人民币总额度。

香港证券交易所 视觉中国

投资偏好：内地爱名企 港资爱蓝筹

《中国经济周刊》注意到，资金南来北往的活跃度背后，沪港两地市场投资者的选股偏好呈现出不同的倾向，由于两地市场的投资者主体不同，沪股通与港股通表现也大相径庭。

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分析师王汉锋分析，整体来看，北向资金持股中约20%市值集中在食品饮料板块，其次是非银金融、医药、银行等；明显超配食品饮料、休闲服务、建筑材料板块；而南向资金持股中，三分之一市值集中在银行板块，其次是房地产、保险、汽车等，港股通资金对低估值、高股息和A、H两地上市公司中高折价的港股表现出明显的偏好。

“A股市场主要是散户占到80%以上，散户在选股上偏好价格较低的小盘题材股，特别是2015年大牛市刮了一阵中小板与创业板的热风后。但港股恰好是大盘股居多，加上对香港市场还比较陌生，内地投资人就偏好去挑选知名的大企业，以防踩雷。”一位去年在港股通投了50万的资深股民告诉记者。

记者从某研究机构一份去年港股通前十大活跃股名单上看到，海通证券、恒大地产、国美电器、中海集运、阿里影业、中信证券、中国银行等赫然在目，且交易频繁，偏向短期投机。

港交所披露的数据则显示，截至今年1月底，按持有的股票份额占已发行股份百分比计，内地投资者最青睐的港股是大连港H股，持股占比达41.55%，其次是京城机电H股，持股占比为21.37%，持有东方电气H股的占比也达20.25%；若按绝对市值来看，内地投资者最爱的港股前十名则分别是汇丰控股、工商银行H股、中信银行H股、汉能、腾讯控股、民生银行H股、中国银行H股、中国宏桥、中国神华H股、复星国际。

除了看中企业牌子，内地投资者还比较热衷购买较A股存在较大折价的H股，如大连港H股等内地投资者持股占比最高的港股通股票，较A股折价率均在36%至70%之间。

和内地情况迥异的是，“北上”资金构成大多来自机构投资者，由于经验更丰富，它们往往更偏好长期持有流通性好、估值低、股息率高的蓝筹股，在沪股通的标的中，优质蓝筹股最是热门，比如中国平安、中国重工、贵州茅台等。

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毛志荣说，目前，上海的股票是500多只，深圳是400多只，香港是900多只，形成了一个大家都可以交易的共同市场。从开通两年多来看，境外的投资者已经占有相当比例的上市公司的股份，比如上海机场，北上境外投资者已经占了30%左右的持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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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影响：对内地、香港资本市场影响渐提高

不过，伴随香港对内地市场的熟悉，除了一直青睐风格稳妥的大蓝筹外，“北上”资金也开始逐渐试水内地中小股。有数据显示，“北上”资金买卖上证380指数成分股的比例由2014年占6%增至2016年1月至8月的23%。

这份数据来自港交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办公室的一份研究报告。去年底，沪港通通行时满两年，报告显示沪港通对两地市场的影响正在放大。据悉，南向港股通的交易额在港股主板市场总成交的占比出现强劲上升趋势，从2015年9月占主板日均成交额的2.1%升至2016年8月的6.1%。

报告还称，沪股通方面，虽然交易量占比低，但净流入时多次给A股投资者带来信心，同时，沪股通资金倡导价值投资理念，以及对估值风险的判断，逐渐被内地投资者认可。

《中国经济周刊》则从另一份来自学界的报告看到，恒生指数和上证指数的双向影响确实在沪港通实施执行后得到提升。据测算，在沪港通落地前，恒生指数对上证指数的影响还不到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落地后最高达到了17%左右，两个指数的相关性从0.4增加到了0.92，相关性愈发加强。

另一方面，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官方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净增加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境内主体继续配置境外资产，具体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净增加2112亿美元，较上年多增12%，而通过QDII、RQDII和港股通等对外证券投资净增加近1000亿美元，多增约30%。值得一提的是，和不需要缴纳任何通道费的沪港通、深港通相比，QDII、RQDII投资中国股市每年需要多交1%～1.5%以及0.5%～1%的通道费，所以在诸多机构眼中，沪港通、深港通已经是首选的创新投资渠道。

不过，内地香港的资本联动也存在消极影响，尤其是加剧了A股和港股同涨同跌的情况，2015年6月A股股灾发生后，港股就惨遭波及，发生过连锁暴跌的股市联动效应。

监管升级：两地监管部门联手抓“硕鼠”

与此同时，因为市场交易活动愈趋复杂，沪港通、深港通开通后，对监管层的跨市场金融监管能力都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由于香港和内地在市场生态、交易规则、法律环境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最近几年，两地证监会通过定期会晤、个案会商、人员互派等多种方式增进互信了解，已经在密切协作、联手遏制跨境违法犯罪方面形成了高度共识。

在沪港通开通之前的2014年10月，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签署了《沪港通项目下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加强监管执法合作备忘录》。该备忘录涵盖线索与调查信息通报机制和协助调查、联合调查的程序等机制安排。

2016年8月，深港通落地前夕，双方又签署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联合公告》，就深港通项目涉及的跨境监管合作原则和具体安排达成共识，并签署了监管执法合作备忘录，以加强双方执法合作。同年11月，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在内地首次联合组织了打击证券期货新型操纵市场案件专题执法培训班。

2016年底，中国证监会成功查处了第一起利用沪港通交易机制跨境实施操纵市场的典型案件。据记者了解，这只“硕鼠”及其操盘手利用3个香港账户和1个内地账户，利用资金优势，通过虚假申报、盘中拉抬、对倒等手法，对“沪股通”标的股票“小商品城”实施了操纵行为，非法获利4188万余元。此案还牵出“亲友团”，非法获利约2.5亿元。

原指望通过跨境操纵隐匿违法行为寻求监管套利的“硕鼠”却栽在了两地紧密执法协作的大锤下，最终罚没合计愈12亿元。

2017年，监管步伐加快。3月，继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先后于2014年、2016年签署监管执法合作备忘录后，沪深港三大交易所也已经建立跨境联合监管机制，意在合理打击跨境违法违规交易行为。

深交所已完善监察系统功能，开发了深港通交易监察模块，安排专人实时监控，以便及时发现并遏制异常交易行为。而香港监管机构也已经把穿透式的客户监管、“一户一码”问题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内地市场成就香港“四大家族”

“四大家族”内地商业版图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张燕 | 北京报道

责编：徐豪

在香港，以房地产发家的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四家华资地产商被称作“四大家族”。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四大家族的资产触角已经延伸到基建、零售、电信、民生等多个领域。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四大家族为首的港资开始逐渐进入内地，成为践行“引进来”“走出去”的先行者，为促进内地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3月，内地累计批准港资项目401920个，实际使用港资9383亿美元，港资占内地累计吸收境外投资总额的52.1%。

内地市场20年来的高速增长同样成就了四大家族的兴盛。统计数据显示，1996—2014年期间，李嘉诚旗下长江实业集团的净资产从709亿港元增长到了4060亿港元，增长多达4.72倍。郭氏家族的新鸿基地产、郑氏家族的新世界发展和李兆基家族的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的净资产同样是爆发式增长，同一时期内增长速度分别为4.95倍、5.72倍和5.82倍。

长和系：香港在内地最大的投资者

目前身家329亿美元的李嘉诚已经多年顶着“亚洲首富”“香港首富”的光环。2015年，李嘉诚旗下的两家主要公司——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重组合并。重组落定后公布的第一份投资者简报显示，长江和记名下共有4210亿港元的物业估值，1580万平方米的开发土储，160万平方米投资物业总建筑面积及超1.46万间酒店客房。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长江和记的收益总额47.78亿美元。

“超人”的低买高卖生涯

以生产塑胶起家的李嘉诚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在香港楼市低迷期大举扫入地皮物业，从而开启了近60年的“低买高卖”的“超人”生涯。1989年，当外资企业纷纷从内地撤资的时候，李嘉诚再次逆流而上，大举进军中国内地市场，成为香港在内地的最大投资者。

1993年，李嘉诚旗下和记黄埔获准入股深圳盐田港，持有70%的股份，和盐田港一起共同投入60 亿元建设集装箱码头。这是当年内地最大的外资引进项目。同期，李嘉诚签下了北京一大型城建工程项目，就是今天位于北京东长安街1号、占地10万平方米商业建筑群 “东方广场”。东方广场由此成为李嘉诚在内地投资地产物业的标志。这一年，李嘉诚名下的内地项目已经占到了集团资产的四分之一。

在过去数十年间，地产业务成为李嘉诚在内地获取财富积累的主要来源。至2015 年，李嘉诚旗下“长和系”的总市值高达1.222 万亿港元，成为香港第一大家族性财团。而在上世纪70 年代上市之初，长江实业市值仅1.57 亿港元。

在2015年公布的估值达到4201 亿港元的总物业中，香港物业组合估值约2690 亿港元，占比高达64%；内地达1380 亿港元，占比32.9%;海外约130 亿港元，占比3.1%。当年物业销售利润为155.22亿港元，其中内地贡献100.93亿港元。

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过去10年里，在长江实业的营业总额中，内地的地产、酒店业务营业额占比从2005年的10%起逐年稳步增长，至2013年度超越香港市场到达最高占比50.9%，但这一营业额占比到了2014年骤降至19.3%。同在2014年度，和记黄埔房地产业务在内地的相关占比则由过去的65%降至42.1%。

除地产外，李嘉诚旗下的零售连锁店屈臣氏在内地正不断扩张，利润增长强劲。据此前公布的数据，目前屈臣氏于全球拥有逾13000家零售店铺，其中内地由两年前的1300家增加至今天的2300家，增幅为77%，扩展步伐迅速。2016年公布的财报显示，屈臣氏集团全年收入达到1519亿港元（约合人民币1266.8亿元），占长江和记实业集团总收入的38%，贡献了集团20%的税前利润，达到123.28亿港元（约合人民币102.8亿元）。其中，来自内地地区营收为209亿港元（约合人民币185亿元），增长2%。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此前报道，李嘉诚在内地的主要业务是地产、酒店和零售业。2015年上半年，主营地产和酒店业务的长地近30%的营业额来自内地，而长和在内地72%的营业额来自零售业。

此外，李嘉诚在内地涉及的投资项目还包括运输道路、发电厂和生物制药领域。2005年，李嘉诚联手广药白云山成立合资公司白云山和记黄埔，双方各占50%的股权，主营业务为中药研发和制造。

哪里有回报就去哪里投资

2016 年10 月26 日，李嘉诚旗下长江实业宣布以200 亿元人民币抛售上海世纪汇广场。这是李嘉诚至今在内地单笔出售金额最大的一个商业项目。根据媒体统计，随着这个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项目的出售，如今，李嘉诚在内地持有的投资性物业面积只剩下了15万平方米。

这场资产抛售始于2013年。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李嘉诚陆续抛售其在内地和香港所持有的资产。据公开信息不完全统计，李嘉诚近两年抛售内地及香港资产套现金额超千亿元人民币，其中抛售的资产涉及地产物业、港口、能源等。

2013 年8 月，李嘉诚以26 亿元出售1997年入手的广州西城都荟广场项目，该项目位于荔湾区黄沙大道8 号，总建筑面积约8.8 万平方米，位于地铁1 号线及6 号线黄沙站上。根据媒体计算，仅住宅部分为整个项目创收至少达20 亿元。

2013 年10 月，李嘉诚家族以71.6 亿元出售上海陆家嘴东方汇经中心。东方汇经中心建筑面积超过11 万平方米。售价是当初拿地时价格的8 倍还多。根据当时和记黄埔的公告，出售东方汇经中心50%股权将净赚18.4 亿港元。

2014年4月，李嘉诚次子李泽楷旗下的盈科大衍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宣布，以72.01 亿元出售北京盈科中心。根据盈科地产当时估计，出售该项目税前盈利26.46亿元。

面对“从内地撤资”的质疑，李嘉诚表示，这不过是又一场“低买高卖”而已。

2016年，李嘉诚再次杀回内地，在出席长江和记周年晚宴时，李嘉诚表示，2016年已在内地投资超过100亿元，哪里有回报就会去哪里投资，不存在撤资的情况。

新世界：杀回内地，重振旗鼓

郑裕彤一手缔造的新世界帝国正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在内地地产业务层面，新世界正上演一场“断舍离”；百货零售方面，新世界的表现有些力不从心。曾经割爱上市的周大福，同样面临着业绩下滑、后继无力的窘境。

6月6日，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新世界百货发出公告，提出以每股2港元的价格，向新世界百货进行私有化要约。而在去年8月，新世界中国发展刚刚从香港联交所注销退市。很明显，在郑裕彤去世后，郑氏家族正在重新谋划一次重大资本腾挪。

借地产入局内地

在香港，郑裕彤被称作“鲨胆彤”，意思是不按常理出牌，热衷冒险。上个世纪80年代，郑裕彤开始将生意扩展到内地。1980年4月，包括郑裕彤家族在内的香港六大财团与广州政府合作兴建中国大酒店，政府出地，港商出资，对半分红，合作期为20年。后期，随着4家财团的相继退出，郑裕彤的新世界发展开始主导这一项目。1984年，广州中国大酒店作为内地首批中外合作五星级酒店开业，9年后便收回了所有成本。

广州中国大酒店无疑是郑裕彤的一块试金石。1992年，新世界中国成立，郑裕彤开始正式投身内地房地产市场。20余年间，新世界中国储备的建筑面积已经达到500万平方米，仅次于新鸿基地产，是和记黄埔与恒基地产储备面积之和。2015年的公开数据显示，当时的新世界中国在内地20多个城市共拥有260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

与其他港资在内地经营的房地产项目不同，相比较楼盘开发，新世界中国似乎对囤地更加热衷。这或者与当年“鲨胆彤”成名那一战一脉相承，新世界中国更倾向于将地捂热后的转手利润。1993年，新世界中国在黄浦江边以7.5亿元买下了后来被称作“丰盛皇朝”的地块。2001年一期地块竣工，二期地块一直等到2007年方才动工，直到2013年卖出，价格在20年内涨到了79.96亿元。曾有媒体报道过，高峰时期，新世界中国手中未开发的土地占其名下土地的89%。2010年，新世界发展就被国土资源部点名囤地。

在扩张地产版图的同时，郑裕彤也将黄金珠宝生意带来了内地。1988年，第一家周大福零售店在内地开业，到2017年，周大福在内地一共有2246个零售网点。来自内地市场的营业利润占到整个周大福集团75%的份额，远高于销售占比，周大福目前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珠宝商之一。

地产和珠宝生意给郑裕彤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增值。2016年福布斯香港富豪榜中，郑裕彤以150亿美元排行第三，而其创立的新世界系4家上市公司，市值已超过2025亿元。

再次杀回内地

2015—2016财年被视作是郑裕彤家族在内地生意的转折点，这一年，周大福业绩迎来下滑拐点；新世界出售了旗下几乎所有的内地地产住宅项目；新世界中国退市，实现了私有化。

随着内地楼市的深度调整，新世界很难像前几年那样通过囤地实现高收益，再加上新世界在二三线城市的长周期开发，郑氏集团在内地的这盘生意开始显得尾大不掉。2015—2016财年年报显示，新世界中国2015财年物业销售的经营溢利为29.37亿港元（约合24.57亿元人民币），较2014财年下降41.3%，物业销售量也同比下跌39.5%。

在这种情况下，“鲨胆彤”决定快刀斩乱麻。2015年12月，郑裕彤将新世界和周大福在内地八大城市的9个项目全部卖给了许家印，总建筑面积超过1200万平方米，总金额高达339亿元，几乎是新世界在内地的所有家底。

紧接着，在接下来的2016年1月，郑家正式启动了新世界中国私有化进程。这并不是新世界中国第一次披露私有化方案，但是与两年前那次相比，协议收购转变为全面收购，郑氏家族对于私有化的强烈态度可见一斑。提及私有化原因，新世界中国给出的理由主要是股份流通量低、资金筹措能力有限。

在新世界中国私有化完成后不久，郑家第三代掌门人（郑裕彤长孙）郑志刚随即宣布，作为新世界发展在中国内地的零售旗舰新世界百货也启动了私有化进程。郑志刚表示，新世界百货私有化后将受益于非上市公司的灵活性，包括可从新世界发展获得额外发展资本，而不会面对市场波动的风险。

从财报来看，新世界百货正在遭遇上市以来的业绩低谷。2014—2015财年，新世界百货年度利润同比下跌86.6%至6974.1万港元，核心年度利润（不包括其他亏损净额、投资物业公平值变动及其相关所得税支出以及其他非核心项目）减少约52.6%至2.64亿港元。尽管2016年在战略调整后利润出现反弹，但整体来说，新世界百货的估值仍处于非常低的水平。数据显示，新世界百货停牌前收报1.33元，总市值仅22.43亿港元，相比2016年末资产净值57.26亿港元，有60.8%折让。比较该集团在2007年7月12日上市时的每股作价5.8港元，更已大跌77.1%。即使加上自2008年至2015年度每股派息共1.353港元，比起招股价仍有53.7%折让。

面对市值缩水过半，郑志刚无奈表示，10年上市征程，这家香港最大百货企业，没有从资本市场上赚一分钱。更让这位新掌门人头疼的或者是周大福的业绩低迷。作为郑家最值钱的资产，周大福集团的业绩自2015年开始出现连续下滑。6月8日，周大福珠宝集团有限公司发布2016财年业绩公告，公告显示，截至2017年3月，周大福年内营业额为512.46亿港元，同比下降9.4%；年内毛利为149.63亿港元，同比下降4.3%。

不过，尽管向恒大出售了几乎所有的内地地产住宅项目，新世界中国仍然拥有所有商业项目的运营权。不仅如此，由于新世界此次出售的几乎全是囤地项目，拿地时间之长，入手成本之低，让他们转手给恒大后，仍能取得可观的收益。在此次出售中，恒大给出的收购价款中包括了透过新世界、周大福认购的、无固定到期日的永续债约100亿元。这笔永久融资债券将不得转换为普通股券，只是债券没有固定到期日和赎回日，并且利率也由7%提高到9%。也就是说，通过这次出售，郑家可以通过持有永续债的形式，来分享恒大项目开发所带来的收益，实现互利共赢。

而就在出售地产项目半个月后，郑家再次杀回内地，旗下两家企业周大福和新世界发展联合以底价42亿元的价格拿下深圳前海的一宗商业用地，总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新世界发展成为唯一一家在深圳前海拥有两个项目的企业。

联袂扩张的新鸿基和恒基兆业

郭得胜旗下的新鸿基地产和李兆基旗下的恒基地产在内地继续扩资。

就在李嘉诚抛售上海世纪汇广场一个月后，在徐家汇中心地块拍卖会上，新鸿基与恒基兆业联袂现身，徐家汇地王最终被新鸿基地产以近218亿元成交，昭示着这些港资大鳄看多内地楼市的决心。

买下了中国最贵的地

现已去世的郭氏家族创始人郭得胜与“四叔”李兆基已是多年的合作搭档。1958年，擅长外汇买卖的李兆基与洋杂大王郭得胜一拍即合，联合冯景禧等香港企业家，8人合股组成永业公司，开始涉足地产生意。公司开办后，他们推出“分层出售、10年分期付款”的方式，面向广大中下层市民，一改过去地产业经营方式，一时风生水起。1963年，李兆基与冯、郭两人另组新鸿基企业有限公司，由郭得胜担任主席，李兆基任副主席兼公司总经理。三人联手，在地产界闻名遐迩，博得“三剑客”之名。

1972年新鸿基地产股票正式上市，“三剑客”正式分手。随后李兆基虽另起炉灶，但很快又通过增持股票成为新鸿基的大股东，时至今日仍担任新鸿基董事局副主席一职。

从建立伊始，投资内地便成为了新鸿基除香港以外的另一大土地储备来源。据媒体报道，郭得胜在世时不止一次说：“除了在内地投资之外，新鸿基不会考虑将资金调往海外。”

尽管郭得胜在1990年便已去世，但继承了父亲遗志的郭家兄弟并没有停下在内地投资的脚步。1980年参与广州中国大酒店项目后，新鸿基陆续在北京、上海、杭州及广东中山多地购置地产物业。新鸿基惯以打造地标见长。著名的香港“维港门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都是举世瞩目的城市名片建筑。香港中环，北京王府井，上海外滩陆家嘴，都能找到新鸿基的标识，这些如今寸土寸金的地段，到处都有新鸿基的地标项目。不夸张地说，新鸿基买下了中国最贵的地。

新鸿基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30日，新鸿基集团在内地的土地储备为656万平方米，其中532万平方米为发展中物业，124万平方米为已落成的投资物业。新鸿基计划将其中六成建为高级住宅。

在新鸿基2016年公布的董事局主席报告书中，特别提及了新鸿基对于内地房地产市场的看好。报告称，尽管近期有个别城市推行楼市调控措施，但内地住宅市场有利的整体政策环境下表现不俗。住宅需求稳健加上买家信心充足，令一线城市的楼价进一步上升；其他城市的库存水平亦显著下跌，成交量增加。

共同看多内地市场

在内地的物业收入给新鸿基带来了不菲的利润。2016年财报显示，仅租金收入方面，来自内地的总租金收入按年增长12%，至人民币29.68亿元。新鸿基表示，未来集团将继续运用本身的专长和经验，在内地发展高级住宅和地标式综合项目。而郭家兄弟经营新鸿基20年以来，公司的市值已达2000亿港元，资产比他们接班时增长近8倍。

虽然表示目前内地地价太高，但新鸿基仍然想方设法拿地。不仅徐家汇地王，同时也在浦东和宁波连夺两地。2015年，新鸿基联合万科、绿地以54亿元拿下上海南站商务区地块。

据统计，截至目前，恒基兆业在内地的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成都、南京、重庆、大连、西安、杭州、苏州、沈阳等16个城市拥有29处物业地产。

恒基兆业2016年财报显示，其在内地的业务取得了不俗表现。中国内地物业发展销售收入84亿港币，占集团全年物业销售收入的43%。2016年年底在内地拥有64平方米已建成投资物业，租赁总收入17亿港币。

除了地产项目，恒基兆业旗下的港华燃气也在内地多处投资。资料显示，目前港华燃气在山东、安徽、河北、江苏、广东、河南、江苏和吉林等25省份共取得了212个项目。

 

再造新优势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陈惟杉 | 北京-香港连线报道

责编：徐豪

落马洲河套带来的想象

1997年，深圳和香港共治深圳河，弯曲的河床被拉直，用泥沙填出了一块约87万平方米的河套地区，原在深圳河北面的河套地区经此“移位”到河南岸。当年7月1日，国务院在表述香港区域界线时称，“深圳河治理后，以新河中心线作为区域界线”。河套地区被纳入香港版图，成为“落马洲河套”。

此后20年间，从设立“特区中的特区”发展新兴工业，到建设边境贸易区，再到打造新的金融特区，各方对于如何开发落马洲河套建言不断，但具体方案始终难以落地，直到2017年年初。

2017年1月3日，港深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将在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其面积为香港现存最大科技园区“香港科技园”的4倍，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科技创新平台。

科技创新一直是香港的短板，在20世纪90年代丧失几乎所有制造业，如今制造业约占香港GDP 1.2%的情况下，香港的科研投入约占GDP的0.7%。此前曾被寄望于孵化全球顶尖高科技企业的“数码港”最终沦为开发商的房地产项目。

作为2015年年底成立的香港创新及科技局首任局长杨伟雄曾表示，政府推动经济转型必须继续增加科研投入，把一些工业再建立起来，否则科研投入很难突破1%。根据2016年施政报告，香港计划在科技创新领域投入近50亿港元，并增加科创企业所需的办公室场所，降低香港的创业门槛，令“再工业化”成为香港下一个潜在经济增长点。

相比之下，2015年时，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已达到4.05%，显然，香港此番希望“借力”深圳。

在今年5月于深圳举行的“深港合作圆桌会议”上，杨伟雄在致辞时表示，这次会议的桌子并非全圆，而是半圆，它更有开放的特点。

在一块“荒置”20年的滩涂上发展“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其触发人们兴奋点的原因不止于“港深合作”，也暗合了一些人对于正在迅速推进的“粤港澳大湾区”将对标旧金山湾区，打造“中国硅谷”的想象。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便是其中之一，对于大湾区未来的发展策略，马化腾认为，香港政府应主动出击，拿出时不我待的魄力，吸引国内外科技企业落户。

当然，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尚未面世，但这一世界级的城市群确实已经“破题”。

粤港澳大湾区“破题”

“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首次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省原省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朱小丹透露，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做规划，将被纳入国家战略并获得国家的大力支持。“现在正委托国家智库制定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而且已经有了时间表。”

一个多月后，4月11日，李克强总理为这份“时间表”划定了更明确的期限，他在会见香港特区候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时表示，今年,中央政府要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同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公布了率团访问粤港澳大湾区西岸城市群的计划。他透露，目前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工作“十分紧凑”，国家发改委计划今年10月前完成规划，港府于6月底前要向国家发改委提出意见。

尚在规划中的粤港澳大湾区已经被拿来与其他湾区“对标”，广东省发改委主任何宁卡就曾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

其实，粤港澳大湾区囊括的广东的9个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恰好组成了2016年6月“扩容”前的珠三角城市群。在已经有了珠三角城市群，并且刚刚“扩容”至14个城市，为什么还需要粤港澳大湾区？

从经济体量来看，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GDP 93140亿元，珠三角城市群GDP 73118亿元，分别占全国GDP的12.5%、9.8%，而香港和澳门GDP产值占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27%。与其他主要湾区相比，2016年GDP超过1.4万亿美元的粤港澳大湾区并不逊色。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均GDP较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分析称，这说明这个区域有梯度的差异，而这可以成为梯度的优势。

除了能显著增加湾区经济体量外，优势互补成为各方的期待，特别是香港在金融和服务业上拥有显著的优势。马化腾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金融和服务业发达，深圳在高科技和产业创新方面做得好，珠三角高端制造业发达，过去（它们）各自发展，目前全球（城市群）的成功模式是软件、硬件、服务缺一不可，三地刚好可以联合起来。比如未来可以实现金融服务在香港，研发在深圳，制造在珠三角。”

香港中华总商会前会长杨钊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当前香港面临一定社会矛盾，例如房屋土地供应短缺、房价高企，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相对短缺，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建设，将推动三地资源的整合，一方面促进香港金融、服务业等领域的人才向外输出，向珠三角地区提供技术人才；另一方面，珠三角地区劳动人口密集，也可以协助解决香港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面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亟待打开的“小门”

香港与内地能否实现优势互补，不仅关乎粤港澳大湾区能否“对标”国际一流湾区，更关乎香港如何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沐以20年为跨度将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1977—1997年，香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处于引领地位；1997—2017年，随着内地一批城市的崛起，香港的窗口作用在减退；粤港澳大湾区将开启两地关系的第三个阶段，2017年开始的未来20年，香港应看到融入国家发展、依托内地的巨大作用。

实现优势互补的前提是要素的自由流动，毕竟粤港澳大湾区所涉11城分属3个不同的关税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将其比作“煲一锅汤”，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需要将世界级的资源和要素放在一起——这是最关键的，就是煲汤的过程。比如大疆公司是香港的科研项目，然后落地深圳孵化，最后在珠三角制造，现在成为世界级公司，占有全球90%的市场。

“如果把大湾区中最好的资源和要素放在一起，这个湾区是全世界最有竞争力的。”香港大学金融与公共政策教授肖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但是它们现在还没办法放在一起，因为你从香港到深圳过个关就要花很长时间。”

目前，仅每天出入境的深港跨境学童人数就已达到3万余人。

深圳市发改委区域规划处处长卢文彬认为，在涉及11个城市诸多方面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中，关键在于如何在“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下，促进湾区内各城市间人流、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等要素的真正高效便捷流通。

卢文彬坦言，在现实中阻碍这些要素流动的障碍非常多，“现在的问题是大门都敞开了，但很多小门还关着。”

香港与内地的过境交通基础设施便属于尚未完全敞开的“小门”。深圳市原副市长张思平表示，现在深港跨境客流量已经达到60万人次/天。目前，按照100万人次/天的客流量来规划未来的过境交通，“我认为这个规划可能保守了，还可以再扩大。”

就在李克强总理会见林郑月娥之前的一天，4月10日，连接珠江东西两岸的港珠澳大桥珠海连接线拱北隧道实现全线贯通。拱北隧道的贯通，意味着珠海连接线全线贯通，为港珠澳大桥年底具备通车条件打下基础。预计全线通车后，珠海至香港陆路通行时间将由3小时变成半小时，成就“一小时生活圈”。

据香港立法会测算，按照2016年建成时的成本，一辆货柜车从珠海到香港，比建成之前经中山取道虎门大桥，再经东莞、深圳到香港，可节省距离148.8公里，节约费用342.06元人民币。

而每年珠江西岸的珠海、江门和中山往来香港的跨境货运量，会由2005年的1600万吨增至2035年的9300万吨。

当然，正是由于过去20年间“大门”的敞开，才让敞开众多“小门”有了机会。

CEPA：“大门”敞开后实现双赢

谈及过去20年香港融入内地，普通人感触最深的恐怕是赴港“个人游”。目前，内地共有49个城市的居民可以以“个人游”身份赴港旅行。虽然近年来“个人游”旅客数量有所回落，但截至2016年9月，内地赴港“个人游”旅客累计达2.0628亿人次，占内地赴港旅客的55.2%。

“个人游”在2003年6月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中被首次提出，当时试行的范围仅为东莞、中山、江门三市。

CEPA不仅为内地居民赴港“个人游”打开“大门”，更被认为为内地与香港的合作打开了政策上的“大门”。

2001年11月，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致信中央，提出两地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一个月后，董建华赴京述职，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承诺，内地与香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时间会比与东盟的“10+1”自由贸易区早。

200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董建华提出，希望两地CEPA的磋商速度越快越好，内容成熟一项即实施一项，以增强港人信心，促进香港经济的早日复苏。

对于CEPA的磋商，董建华的急切多半因为当时正值香港的“多事之秋”。在经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曾连续两年遭遇-5.3%与-2%的负增长，2003年再遇SARS，当年经济再度负增长3.3%。人均GDP则是从1997年超过2.7万美元，下降到2003年的不足2.35万美元。

经过5次高层会议，20轮高官级磋商，2003年6月底，香港CEPA正式签署。此后，双方又签署了6份附件、10份补充协议，以及关于服务贸易的两份协议成为内地迄今为止商签的内容最全面、开放幅度最大的自由贸易协议之一。

CEPA带来的优惠力度有多大？以香港常见的饮料维他奶为例，深圳维他（光明）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报关部副经理许巧芬表示，CEPA未实施之前，公司并未从香港进口维他奶到内地销售，原因是饮料关税35%，利润较低；CEPA实施后，从2005年10月至2017年5月，公司已经进口维他奶1144.46万箱，进口金额达4.37亿元，节省成本达1.5亿多元。

CEPA签署14年，内地进口的香港CEPA项下货物受惠货值由实施首年的8.6亿元增至2016年的59.1亿元，大幅增长近6倍。据深圳海关统计，截至2017年5月31日，全国累计受惠进口货物750.4亿元，涉及21个大类港产货物。

而从2003年至今，内地与香港间的贸易额也有了显著增长，从不到900亿美元跃升至3000亿美元的量级。如果再将时间向前推，1996年时，两地间的贸易额仅为407.3亿美元。

虽然如此，14年间，香港在内地贸易版图上的位置依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2003年时，香港为内地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顺差来源地；而到了2016年，香港则是内地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场。内地吸收境外投资最大来源地的地位，香港一直保持到今天。

“超级联系人”怎么当？

在中国加入WTO后，更多国际资本直接进入中国内地，同时，香港在航运、贸易等领域也面临着与更多内地港口城市的竞争。

在港资“独享”内地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的红利过后，加之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香港经济遭遇“失落”。与同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相比，1997年，新加坡的人均GDP为26158美元，落后于香港的27170美元，此后，姑且不论香港用了10年的时间才恢复这一水平，到2014年时，新加坡以54776美元的人均GDP数字反超香港的37777美元。

当内地实际使用港资的数字从2003年的177亿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814.7亿美元时，有一组数据的上升势头甚至更为迅猛，那就是内地对香港的投资额。截至2003年底，内地在香港的投资额为43.3亿美元，而到了2016年内地对香港的非金融类投资额为863亿美元。

同时，内地赴港上市的企业数量也从21世纪初期的不足百家，到如今占据香港上市公司总数近五成。甚至有人将之称为“港股A股化”。

“香港有望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内地之间的‘超级联系人’。”

不只是梁振英，“超级联系人”成为近两年来香港官方描述香港未来时的高频词。

香港著名实业家陈永棋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曾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对香港发展很重要。作为大湾区的一部分，香港的金融优势将会在整个大湾区的建设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我认为香港应该担任好‘超级联系人’这个角色，继续担当内地跨境贸易、投融资和商务服务的平台，进一步发挥香港的竞争优势，提升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服务中的地位。”

梁振英撰文阐述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优势时表示，在金融方面，香港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也是国际的中国金融中心。香港是国家金融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促进国家金融市场的建设及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并与国际市场接轨。

回归20年来，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香港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融资与资产管理中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和“沪港通”“深港通”的开通，进一步巩固了香港作为首要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地位。在处理人民币的全球支付方面，香港稳居世界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处理71%的人民币支付业务。

 

2017年6月8日，在毗邻香港的马特龙地区的农田之外的另一侧，是平安国际金融中心以及深圳的高层建筑。 视觉中国

香港的出路：把握内地经济大势及脉动是不二法门

关浣非

责编：郭芳

自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以来，香港虽历经亚洲金融风暴、“9·11”、SARS、美国次贷危机的多番冲击，但凭借战后多年形成的强大内生力以及“一国两制”所带来的新的竞争优势，加之中央政府在市场及经济资源上所给予的种种支持，香港经济在20年时间里依然呈现出了不逊色于以往的增长表现，作为一个高度外向的小型经济体，经济虽有起伏，但未见大起大落、久滞不前；与内地经济联系日益加深，金融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对科技研究的投放一直继续，在东西方的联系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但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及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一方面香港的传统优势在逐渐减弱，原有的支柱产业在退化；另一方面因一些极端力量的影响，政府施政多受掣肘，社会和谐性有所下降，必然会对社会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值此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香港各方面需前瞻方向，认清自我，取长补短，寻求突破，尤其在搭乘内地经济快速前行的列车上要抓住机会，找准把手，使香港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能有上乘的表现。

十字路口上的香港

二战以来的香港一直是通过把握各种外部机会来实现自身经济增长的，包括上世纪70年代之前的以轻纺工业为代表的快速工业化及此后的多元化及高度服务业化，由此也带来了经济的轻型化及内部空心化。但由于中国内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较长时期持续所产生的对外部服务、商品、资金的庞大需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香港的经济增长形成了实质的支撑。

然而，今天的中国已非昔日的中国，信息闭塞、供给短缺、专业管理薄弱、基础设施落后、外部经贸网络残破等早已与中国扯不上关系，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经济变化已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相对而言，香港原来所拥有的信息、资金、服务等优势则变得不再那么突显，这时企望以一个GDP仅为内地GDP百分之几的经济体去服务一个庞大的内地经济体的现实程度有多高是不言而喻的，让香港承担起这样的重担所带来的压力有多大也是可想而知的。就这一点可以说，香港现正处在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十字路口上：在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中，香港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自身是否具备把握中国发展机遇的能力?需要提升哪些功能才能配合并服务于中国的未来发展？

过去的30多年，庞大的内地经济腹地为香港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机会，而未来香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能获得机会的多寡，一方面取决于香港社会各阶层对内地经济发展机遇的认识深度及主动融入程度，另一方面则取决于香港自身专业服务功能的提升和服务范围的扩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把握并配合内地经济的发展大势及脉动是实现香港长期经济增长的不二法门。

未来30年应是系统牢固、强化香港“一国两制”根基的重要时期，更是中国全面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期，是中华民族更高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绽放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全球影响力快速扩大的井喷时期。

毫无疑问，这段时期里，中国给香港能带来的机遇将是极为广泛的，一方面中国将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来实现经济的中高速长期增长，积极向世界最大经济体目标挺进，另一方面将会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在既定领域广泛实施，并在一定的时间里开花结果。这将是一个资本、技术、产品、管理、服务系统向外输出的过程，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东方向西方、向外部的长时间输出，也将是一次中国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在这样的历史发展背景之下，看不到香港会有被置身其外的可能。

如何避免“井底之蛙、盲人摸象”

香港要真正抓住内地经济未来30年的发展机遇，首先要全面提升自身对内地经济发展方向及规律的认识，及时掌握各种经济活动现象所释放的信号及可能的机遇，若以“井底之蛙、盲人摸象”之见，根本无法认清内地经济社会发展机遇。这既包括两地在政府层面的积极沟通与合作，又包括智库与智库间的联系与合作；既包括商界的交往合作，又包括市场的联系及协同。与此同时，从政府、商界、市场、媒体等各方面都应在推动香港配合内地经济发展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消除香港服务内地经济发展的制度隔阂乃至文化隔阂，提升服务内地经济的自觉性，以此使香港经济增长能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得源源不竭的动力。

而从长远的发展趋势上看，香港要想在服务中国经济发展上长期居于不败之地，其必须适时提升自身的专业服务能力，这既包括要拥有能客观把握内地各种需求并能展开有效沟通的充足专业人才队伍，又要有能满足内地各种需求的专业市场供给，还要有能支持各种服务始终保持领先效率的技术设施。

过去数年，香港的一些金融机构及一些市场的技术应用水平已明显落后于内地。另外，从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看，香港亦急需扩大专业服务人才队伍基础，因从“一带一路”所覆盖的地域空间上看，各国家和地区法律基础不同，行业差别巨大，香港欲发挥“超级联系人”作用，有相当多的基础性工作需要弥补和完善。

而从巩固产业支柱和服务于中国经济两方面看，完善金融市场、提升金融市场功能则是香港的当务之急。其中包括:

——积极打通香港与内地在股票、债券、基金、大宗商品及衍生品市场的联系，提升两地资本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及效率，提升内地不同资本背景、资本结构企业到香港融资的便利性，提升两地市场的资产定价能力；

——积极从产品、结算、市场连接及升级等方面做出多重系统努力，为人民币向国际化的更高层次发展发挥独特的海外中枢作用；

——积极丰富及深化资本市场产品，通过资产转换、基础产品衍化等方式，不失时机地满足内地居民个人财富快速增长的服务需要；

——积极推进香港几所在区域乃至在全球居领先地位的大学在科研上与内地资本、本地资本的结合，致力于开发可造福人类生产生活的科学成果，包括生物、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的创新。

（作者曾任某国有银行香港分行副行长，在香港及内地创建多家产、寿险公司并任董事长、总裁）

 

带着“狮子山精神”北上

调查称，九成香港大学生愿到内地发展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张燕｜北京报道

责编：陈惟杉

夜晚的香港太平山顶总是要比白天来得热闹一些。熙熙攘攘的人群挤在并不宽敞的观景台上，为的是一睹被称为世界夜景之最的维港夜景。这片由钢筋水泥构成的建筑森林，在夜晚灯光的闪烁下迸发出独有的光芒。3000多座高度逾90米的建筑围绕在维港两岸，构成全球最高最宽的天际线。

在高楼之间穿插的，是如同蛛网一样密集的车道与游廊，游走之间的港人永远步履匆匆，如同工蜂一样穿梭来回，支撑起整座城市的高速运转。街边悠闲漫步的行人多半是来自内地的游客，他们提着购物袋，拿着手机，讨论着下一步要从这座城市买走什么，有奢侈品、奶粉，也有金融产品和教育资源。

回归20年来，涌入香港的内地游客与日俱增，留在这座城市追寻梦想的内地人也越来越多。走在香港街头，时不时听到的普通话常常会让人恍惚，如果不是高楼林立间时不时出现的老式唐楼，香港正在逐渐变得与内地一线城市越来越像。

从来不曾停下填海造地脚步的香港，迄今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上海的六分之一。已开发的地区占地100多平方公里，还没有北京三环内的面积大。逼仄的空间在造就勤奋高效的香港人的同时，也限制住了这座城市的创造力。20年来，无数香港人跨过深圳河，选择北上开创自己的征途。

“香港人的眼界，不应该仅停留在狮子山下”

已经接近“知天命”之年的黄家明来到内地超过20年了。从开始在广东中山建厂，转而在广州开展贸易，进而定居北京，黄家明一路北上，最后选择在内地安家落户。对于他来说，北京越来越像家，而3年才回去一次的香港，已经开始逐渐变得模糊。

1993年，黄家明和几个朋友一起来到中山，在这里建起了一家服装加工制造工厂。与大部分选择在内地建厂的香港人一样，他看中的是比香港便宜的地租和相对廉价的人工费用，将内地加工的服装通过设立在香港的贸易公司出口外销。

那个时候的香港正在发挥自己的港口优势，对外贸易成为香港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对于当时的内地来说，很大一部分对外贸易是经过香港来进行转口贸易的。”在黄家明的记忆中，转口贸易最高峰的时候曾经占据了香港进出口贸易总值的80%。“香港的发展离不开内地改革开放的风潮，正是因为那时内地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南方最完善、最方便快捷的港口就是香港，大量的货物贸易让香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黄家明说。

事实上，时至今日，香港仍然是内地主要货品转口的重要港口。香港贸易发展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内地约有13%的出口货物（总值2670亿美元)及16%的进口货物（总值2470亿美元)通过香港处理，而香港约有60%的转口货物来自内地。

随着香港贸易的不断发展，不再满足于单一服装加工的黄家明将工厂转手，专门做起了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通过代理的方式，从国外进口机器零部件，转而在内地进行分销。他的分销点也随着公司业务的扩大不断北上。据黄家明介绍，在2003年的时候，他名下的公司已经在内地48个城市成立了分销经营点。

“香港的贸易中介地位正在逐渐减弱，这也是为什么我最终将公司总部定在北京的原因。”黄家明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随着内地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增大，越来越多的内地客户已经不再需要香港贸易公司充当中介，而是直接与生产商进行业务洽谈，香港贸易公司的营商环境日见困难。面对贸易中介地位减弱，现时香港贸易商不但积极寻找更具竞争力的货源，还提供更多增值服务。比如协助海外客户检验厂商生产的产品，协助买家统筹生产活动。不仅如此，一些香港的贸易公司也在考虑搬至内地，甚至借着“一带一路”倡议，将贸易生意扩展至更多国家。

“我们有一首老歌叫做《狮子山下》，歌词的大意是说香港人应该有一种逆境自强的‘狮子山精神’。这种精神到了今天仍然是很多港人坚持的信念。作为香港人，要有‘狮子山精神’，但不能只活在狮子山下。我来内地做生意20年了，内地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香港人的眼界要扩大一点，不仅要看到欧美，还要看到身后的内地。”说到这里，言谈间已经开始带着北京口音的黄家明突然换成了粤语，“同埋一齐（在一起），才可以越来越好的。”

“我们有那么好的教育，反而在创新创业方面落了下风”

香港几所大学优质的教育资源吸引了许多内地学生。从2010年开始，内地学生赴港留学人数开始出现井喷式爆发。和许多选择留在香港继续打拼的内地学生不同，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李传晰在大学毕业后，反而被同班同学“忽悠”到内地进行创业，目前他正在创建一款App。

李传晰的决定在家人看起来有几分不可理解，他的一位伯伯在得知这件事后曾经打电话给他表示困惑。“他说，那么多内地人来香港东躲西藏生孩子，在‘劏房’里挨辛苦，都是为了一张香港身份证，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内地吸雾霾。”李传晰回忆说。

“我的同学在刚来香港的时候，很多人和我称赞过香港八达通的方便快捷，只需要一张卡，你就可以搭乘公共交通，在便利店结账，在食肆（饭店）吃东西，或者缴纳停车费用。但是最近这几年他们开始和我说内地的移动支付多么棒，然后感叹香港就连Apple pay 都不是很普及。”李传晰对记者说，在同学的“忽悠”下，大三的暑假他选择在广州的一家互联网企业进行了3个月的社会实践，这段经历让他彻底下定决心来内地工作。

在李传晰看来，其实很多香港青年学生并不是十分了解内地。在他们的印象中，内地人的形象更多停留在“土豪”这个词上。李传晰的堂姐在香港一家高端品牌专柜做销售人员，每次聚会，李传晰总会听到堂姐讲述内地人如何“一掷千金”的故事，她甚至为了能卖出去更多货品专门去上了普通话培训课。再加上媒体报道的渲染，李传晰曾经一度不解地问过来自内地的同学，内地是什么都不卖么？为什么连日用品都要来香港“买买买”？

“香港人大多在感叹内地人好有钱，但是很少有人问内地人哪里来的那么多钱。”李传晰告诉记者，在广州的3个月令他印象最深的是内地人的创新精神。“你看时下最流行的直播，香港人还停留在简单对着摄像头录东西，内地已经发明出那么多配件来配合这件事。还有共享单车，骑共享单车是我在广州最爱的运动。其实很多香港人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被落下了。”李传晰表示，自己在回到香港后，有邻居专门来家里问他，内地是不是完全不收现金了，自己去了内地应该怎么办。

“香港有那么优质的教育，却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上远远落在了内地后面，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在香港，大家习惯性地认为好工作是进大公司，而内地的年轻人更多选择创业，我觉得香港人的创造力被束缚了，如果来到内地，也许会获得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李传晰笑称，“我和我妈说，你看候任特首的仔都去北京打工了（林郑月娥长子林节思目前在北京任职小米科技营运经理），我在北京一定搞得掂。”

“港漂7年，我就这样放弃了那张身份证”

刚刚搬完家的贾薇在新租的公寓里正在研究如何使用共享单车App。还没来得及收拾的文件散落在身边的沙发上，其中有一张马上过期的香港居民身份证。如果在香港再坚持半年，那么这张身份证上会填进几个字，那曾经是贾薇梦寐以求的事情，获得香港永久居留权。

作为最早一批抵达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曾经高考名列前茅的贾薇在得知可以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读时曾经激动不已，她到今天都记得自己在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晚曾彻夜难眠，对遥远而且神秘的香港充满了想象和憧憬。

大学四年的学习体验至今仍然让贾薇津津乐道，相比较在内地上学的同学，贾薇到毕业时都充满了难以言喻的优越感。“我们是文科生，很多同学和我一样选读了新闻，到毕业还停留在在校刊发表文章的层面，而我们在大三时，已经开始独立制作新闻节目了。大四毕业，我很幸运地在香港一家电视台找到了工作。”

港漂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同所有留在香港打拼的内地学子一样，独处异乡的寂寞、高速生活的压力、高不可攀的楼价，这些都曾经让贾薇一度动摇过，但是工作上得到的满足感和对那张身份证的渴望让她坚持了下来，直到去年在一次和内地媒体的交流活动上，忙里偷闲的她抬头北望，才发现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内地媒体行业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她的想象。

“如果说当初选择香港是为了更好的媒体生态和生活环境，那么今天选择回内地工作的原因也是一样的。”贾薇表示，近6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内地的发展可以说是天翻地覆。在她看来，香港仍然有着很多吸引人的地方，比如完善的法制体系、专业的服务人员、覆盖率更广的交通网络、更加人性化的便民设施等等，但是昔日“东方之珠”的光芒正在逐渐被内地大城市盖过。

“真正刺激到我的是去年香港一家机构公布的调查数据，在接受访问的香港大学生里，超过九成的受访学生表示愿意到内地工作和发展，这搁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贾薇说，虽然内地仍然存在一些让港人却步的理由，比如环境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内地发展的潜力是无穷的。

临走之前她去铜锣湾给朋友买礼物，猛然抬头，发现曾经代表香港荣光的时代广场已经老旧不堪。“内地大城市的高楼大厦，任何一座都比它看起来要光鲜亮丽。”贾薇说。

 

香港之“变”

1997年7月1日零时，五星红旗、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东方之珠”终结殖民统治历史，香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20年来，香港在中央政府与国内各界的帮助下，成功克服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全球金融危机等困难，巩固了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据统计，到2017年，香港已连续23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20年来，京九铁路、深港西部通道，以及沪港通、深港通等基础设施和金融机制的发展，让香港与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粤港澳大湾区构想的提出，更是让珠三角城市群一体化的未来充满想象。与祖国同进步，与内地共发展，成为港人的共识。

在为香港回归20年的辉煌成就欣喜之余，我们也要看到香港面临的挑战。当前香港经济的外部环境依然复杂，与伦敦、纽约相比，香港在金融市场上的影响仍有不足。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中央政府和内地做坚强后盾，香港未来的前景可期。

香港从1997年7月1日起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根据同日生效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立法机关为立法会。图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搬往添马舰新大楼前，多名新老议员齐聚立法会旧大楼。

1997年7月1日零时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特别行政区部队开始履行香港防务职责。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是香港多年来保持稳定的基础。在香港回归10周年时， 中国伟人蜡像馆将一尊邓小平蜡像和一辆红旗检阅车赠送给香港。

不少港人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图为2014年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香港特首梁振英（左）与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参加会议。

2016年12月5日，深港通正式开通。当日起，深交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允许两地投资者买卖规定范围内的对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深港西部通道是内地与香港间大型跨境基础工程，也是国家干线公路网连接香港特区的唯一高速公路通道，2007年7月1日正式开通。

2005年9月12日，香港迪士尼正式建成开放。香港迪士尼配合香港的文化特色，构思了一些专为香港而设的游乐设施、娱乐表演及巡游，吸引了大量本地和内地游客。

香港回归后，当地大学在内地的招生名额开始逐渐增加。图为2002年5月25日，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工作人员在北京的招生咨询现场接受咨询。

香港地标中环摩天轮与国际金融中心。回归20年来，香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从区域金融中心和转口贸易港，变成物流管理中心，又逐渐发展成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

20年来，赴港购物旅游的内地游客越来越多，汇聚众多国际大牌的铜锣湾罗素街摩肩接踵，极少出现冷清的情况。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