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由人民日报社、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指导,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工信部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共同主办的第十六届中国经济论坛在北京举行,400余位政商学界精英参会。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新动能”,并设置了“论道PPP:资源配置与要素效率”“工业互联网与经济硬实力”“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农村金融破局”三场高端对话。
据不完全统计,共有30家中央媒体和政府网站、15家地方媒体、27家门户网站及专业类媒体、46家新媒体报道了此次盛会,传播稿件近300篇;人民网、人民日报客户端、经济网、中国经济周刊微博等,进行了现场图文、视频直播,并推送给数亿网友;新浪网等门户网站进行了专题报道;《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还将持续进行深度报道。
媒体方阵
版面撷英
报道精要
厉以宁董明珠都来了,为中国经济开出这些新药方
2016- 12- 03 人民日报客户端 岳小乔
12月3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新动能”为主题的第十六届中国经济论坛在人民日报社报告厅举行,400多位政商学界精英参会。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张建星、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刘佳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等发表演讲,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等知名企业家出席会议。中国经济形势应该怎么看?可持续发展应该怎么办?政商学界嘉宾共同为中国经济把脉开方。
中国经济形势究竟咋样?
1000万“城归”正在产生新的人口红利
“近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传统动能持续减弱的态势,尽管新经济的成长速度明显高于传统产业,但新动能的释放还不平稳,新动能的增量尚不足以抵消旧动能的减量。”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张建星在致辞中如此分析中国经济。
在张建星看来,中国经济发展也不乏积极因素。他指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0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和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不仅高于此前的预期,同时分别创下了2014年7月和去年12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表明,我国经济正在不断集聚新动能,正在实现稳中提质。
今年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支持了上述说法。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长6.7%,服务业增长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8.5%,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17万亿元,同比增长20%以上,CPI上涨2%,进出口继续保持顺差。
可喜的变化并不只这些。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十八大之后中国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就是土地确权和土地的流转。由此带来了农村经济活力提升,以及农民工逐渐回归农村——他称之为“城归”。厉以宁表示,据调查,目前“城归”已经占到4000万外出农民工的四分之一。他指出,中国正在悄悄地进行一场人力资本革命,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实际上为中国下一步创新做准备。
新动能能逐步挑起大梁吗?
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价值链中显出升级趋势
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指出,看中国经济形势需要有全球视野,当今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发达经济体需求不足,增长低位徘徊,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局面持续,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如何让新动能逐步挑起大梁,旧动能不断焕发生机,成为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著名经济学家朱民指出,2017年全球经济仍会低位运行,全球经济增长波动将会加大。
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更加耀眼。近期,包括渣打银行、英国巴克莱资本公司、高盛、路透社、彭博社、《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外媒和外资机构相继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高盛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价值链中的地位显示出升级趋势。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罗奇还专门发文驳斥了“中国经济崩溃论”。
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哪里?
应通过实体经济的发展获益,而非低买高卖
当下的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为经济新动能不断孕育成长的一个真实写照。创客群体的不断扩大,让各地区新企业蓬勃发展。
前三季度,全国新登记企业同比增长27%,日均新登记企业1.46万户,明显高于前两年。创新热潮使得新经济、新动能孕育成长,传统动能不断调整、改造、升级。前三季度,浙江装备制造、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5%、9.3%和8.7%。
“创新”也是此次论坛的热词之一。“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只有创新才能为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提供新动能。”如何创新?张建星提出,既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也需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从政府层面讲,主要是为市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宽松的环境,包括体制机制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科技创新等;从企业层面讲,主要是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完善供给体系,提高供给质量,实现企业效益和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升。
创新,正成为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驱动力。作为中国制造业发力“中国智造”的代表之一,格力最近被推上风口浪尖。近期“宝能系”的前海人寿在二级市场大举买入格力,资本大鳄开始向中国制造伸手。对此,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在中国经济论坛上表示,投资者应该通过实体经济的发展获益,而非低买高卖。对于万科的前车之鉴及“宝能系”举牌格力的可能性,董明珠表示,不会因为资本的变化影响情绪,不会对举牌进行应对,“如果成为中国制造的破坏者,他们是罪人”。
对此,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今天也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员代表大会上表示,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他指出,最近一段时间,资本市场发生了一系列不太正常的现象,你有钱,举牌、要约收购上市公司是可以的,作为对一些治理结构不完善的公司的挑战,这有积极作用。但是,你用来路不当的钱从事杠杆收购,行为上从门口的陌生人变成野蛮人,最后变成行业的强盗,这是不可以的。这是在挑战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的底线,也是挑战职业操守的底线,这是人性和商业道德的倒退和沦丧,根本不是金融创新。这一表态,明确传达了政府对实体经济的重视支持。中国制造乃至中国经济的前景值得期待。
中国经济的新动能在哪儿?
2016- 12- 04 来源:侠客岛 作者:子渡金影
今天,“经济ke”栏目(侠客岛、中国经济周刊联合出品)聊的是周末的一场高端论坛——中国经济论坛。
这场由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工信部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共同主办的“第十六届中国经济论坛”在北京召开,常年负责经济报道的岛叔自然不会缺席。从400多位参会的政商学界精英的对话与交流中,岛叔也找到了新动能存在的大致方位。
方位一:精打细算会有惊喜
多年前,家中长辈就经常教育岛叔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如今想来,确实是这么个理儿。比如,1986版西游记当中,孙猴子来到蟠桃园偷吃蟠桃,但是每一个桃子他只吃一口就扔了,然后直接摘下一个。结果呢?“涉案金额”暴增,够判了。
其实,小到居家生活,大到发展经济,都是一个需要精打细算的活儿。在今年的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就从“人力资本革命”的角度,分析了“人口红利消失导致中国经济动能衰退”这一观点的片面性,并指出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
据厉以宁说,1979年以后,农村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把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了。随后,农产品增多了,粮票取消了,油票取消了。但是户口问题没有变,所以尽管在城里工作很多年,但农民还是融入不了城市社会。不过,随着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质量也在提升,很多地方便开始出现了如何把技术工人留在当地的问题。
既然很多农民向往城市生活,那么为什么还有挽留有技能的农民工这种问题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土地确权之后,土地流转,原有的小农生产便逐步向规模经济转变。农村经济活力提升的同时催生了一个新现象——“城归”。按照厉以宁的解释,“城归”可以用“海归”类比,即农村出去打工的农民积累了经验,认识了朋友,有了点储蓄,更重要的有了技术,现在农村又需要人,就干脆回来了。
如今,城乡户口一元化正在中国无声无息地进行,而且进行得非常快。“农民工”源于农民,在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以后,“农民”就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业。因此,说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消失是不对的,因为旧的人口红利没有了,而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这一人力资本的革命,实际上为中国下一步的创新做准备。
正面的桃子吃完了,显然应该把桃子转过来吃而不是扔掉。精打细算虽然没有改变桃子,却能够为吃桃者带来新的福利。同样,对于劳动力要素变迁与潜能的判断,也是发现经济新动能的一把钥匙。
方位二:工业+互联网=硬实力
说到这,可能有较真儿的岛友该问了,“精打细算”只能在现有约束条件下提升福利,那么如果桃子变多、约束条件本身改善该有多好啊!不错,接下来就是让桃子变多的办法——提升生产效率、创造更多财富。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其《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一书中详细地介绍了互联网技术对工业生产及其与消费者互动模式的意义,并认为“工业+互联网”已经构成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尽管能否给予这种地位岛叔不好评价,但其在形成经济新动能、提高经济硬实力方面的作用显然是毋庸置疑的。
工信部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余晓晖在论坛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正成为引领新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技术动力。余晓晖介绍,我们过去的互联网是更偏向于消费性的,而目前“工业互联网”则更侧重生产领域,这个生产领域涵盖到各个行业、各个门类,这是一个大的内涵。工业互联网,就是实现工业系统“跨设备、跨厂区、跨企业、跨产业链”的全面互联,在此基础上让数据被感知、被采集、被流通、交换、集成和应用起来,从而构成对生产领域各种智能角色的辅助。
在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平看来,硬件是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的核心。李平认为,生产石油化工的或者生产衣服的,生产食品的,这种工业流程的控制模式谁都能得到。但是,用互联网技术造就的适应工业生产、适应人工智能的硬件架构、硬件平台就不一样了,谁能打造出来谁就能制胜,谁就可能改变全球工业格局,成为了不起的跨国企业。
我们必须意识到,互联网与工业的结合正在让生产变得更加精细与流畅,人与机器的物理距离远了,但控制力却更强、生产效率却更高。按照前文的角度,这也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力将从简单机械的生产中解放出来。当然,这可能增大短期失业压力,但从长期看,这一定是坏事吗?显然不是。毕竟人是灵长类动物,自身拥有极大的潜能。
方位三:游戏规则可以更好
如何激发人的潜能,既是前面两部分问题的共同指向,也是发掘经济新动能的根本。靠什么呢?用官方的说法就是“改革红利”,通俗地说就是“make rules better”(让游戏规则更完善)。事实上,一个好的游戏规则无外乎“赏罚分明”四个字,即能够促使资源和要素流向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相反。
在谈到PPP问题时,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主任焦小平认为,公共服务领域要打破垄断、引进竞争,政府要从一种全能型的政府走向法治政府、有效政府和高效政府,PPP就是顺应这个大时代背景的一项具体措施。它在宏观层面解决政府治理问题,合理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也就是说,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核心是放给市场的坚决要放足,政府该管的要管好。在投融资领域,如果基础设施里包括公共服务领域,市场能做的,政府要坚决让出。
再例如,在农村金融领域,央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纪敏的观点是:金融支持三农不能仅仅像过去那样采取小额信贷,而是要看到搞适度规模经营的大农业发展趋势,这就需要体量相匹配的大金融做支持。毕竟,农业提质增效就要提高科技含量,这就要增加研发的投入,而传统信贷可能不愿意去冒这种风险。在此问题上,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行长张海山的经验是通过与政府联合,推出了集综合媒体、物联网、农业、专家指导于一体的信息化平台,同时,建立了一家集科技和传统业务融为一体的旗舰店,推动科技支农、科技服务。
岛叔以为,无论是政府进一步向社会资本放开公共服务市场,还是农村金融跳出传统小额信贷的循环,都是主动改革要素配置的游戏规则,既给别人机会,也给自己机遇。对整个中国经济而言,亦有利于新增长动能的凝聚。
厉以宁:中国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
中新社北京12月3日电(记者 丁栋)经济学家厉以宁3日在北京表示,随着城乡户口一元化快速进行,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人力资本革命,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
由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工信部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共同举办的第十六届中国经济论坛3日在北京开幕,在主旨演讲中,厉以宁表示,农村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后,农村产生了新的变化,一些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回到农村创业,成为“城归”,据调查,已经占到外出民工4000万人的四分之一。
厉以宁表示,农民在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以后,就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业,城乡户口一元化正在中国无声无息地进行,而且进行得非常快,“农民工”是在城乡二元体制下产生的,随着城乡户口一元化,这一名词也将消失。
“人力资本的革命,实际上为中国下一步创新做了准备”,厉以宁指出,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这个看法是不对的,旧的人口红利没有了,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
企业讲述PPP故事:他们如何避开风险赚了钱?
央广网北京12月3日消息(记者 公秀华)PP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近年来的热词,地方政府力捧,各路资本观望。不过,观望背后是PPP项目落地难、投资前景难以预估的尴尬。在3日的“第十六届中国经济论坛”上,几家企业讲述了他们的PPP故事,在国内样板稀缺的情况下,他们是如何做到避开风险赚到钱的?
PPP投资的多是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大、利润低,国内样板稀缺的情况下,成功项目更具借鉴意义。北京地铁4号线就是国内第一个运用PPP模式的地铁项目,世界范围内轨道交通都很难盈利,作为率先吃螃蟹的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中国业务首席顾问易珉这样说。
易珉:就是创造一种用者付费的思维模式,再让建设方或者运营方能够可持续地发展下去,而不至于说我们建了一个东西,几年之后,我没钱了,运行不下去,或者雇不到最好的人。所以,为了可持续地发展,四个方面:政府要减负,让专业的人士做运营和建设,让有钱的带钱进来,让百姓享受最好的服务。
作为民企,龙元建设集团副董事长赖朝晖感触最深的是,投标过程中对手都是央企、国企巨无霸,所以就要利用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团结整合各项资源。
赖朝晖:我们讲的例子,在福建晋江的一个会展中心项目,晋江是鞋都,但一直没有会展中心。我们和香港PPP公司合作,中标后,重新把设计方案,功能上的安排重新调整,有些不必要的投资就省下来,一些必须要添置的就添上去,全国的很多会展中心实际上长期闲置,而且每年政府少则几百万,多则上千万贴运营费。我们这种合作,使政府减轻财政负担,而且提高公共资源的效率。我们建成后三年,开始给政府交租金了。
北京源通热力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心敏则讲了一个让一直需要政府补贴的民生供暖工程扭亏为盈的故事。
许心敏:作为供热行业,它的定价是政府定价,只能去抠它的成本,我说几组数据,他们供暖之前,到一个供暖期结束,640万平方米,我记得特别的清楚,以前的数据,每年电费2800万,我当年进去以后,增加了40万平方米,电费花了800万,省2000万。当年用煤16.5万吨,我用12.5万吨,省4万吨。所有成本都省了,在环保上,增加了一倍的投资。
财政部PPP中心主任焦小平说,目前PPP领域还存在监管不到位、契约意识有待增强等问题,但也促使政府治理方式的改变。
焦小平:就财政来说,我们和社会资本合作也是一种博弈,反过来民营企业,让政府侧的管理不得不跟上。从他们几个人的故事来讲,通过PPP,让政府的治理方式改变,PPP也真正成为我们一个效率工具。
发展工业互联网,提升中国经济硬实力
2016- 12- 07 来源:网易财经 作者:胡雯
目前,世界范围内经济复苏缓慢,全球经济面临着重塑和寻找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困境。如何激发经济增长新优势、挖掘旧有经济体新动能?如何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从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推进?
近日,多名政商人士就“工业互联网与经济硬实力”话题在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工信部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共同主办的第十六届中国经济论坛上发表建言,分析演进路径。
中国经济正从工业互联网中汲取新动能新优势
当今世界,新一轮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将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作为着力点,加大战略布局力度,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重塑国家竞争优势。
面对这种国际化潮流和中国经济提档升级、转型发展的现实需求,必须从国家战略和个体企业层面同时发力,推动“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战略落地,运用互联网战略对中国传统制造工业进行改造,提升传统旧动能,培育经济新优势,从而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工信部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余晓晖认为,工业互联网基于工业系统的全面互联,从而形成数据驱动的智能,这构成了本次新产业革命最本质的内容。国内所讲工业互联网,指的是以制造业为主,实际上工业互联网不仅包括制造业,还包括能源、交通、医疗、公共设施等,实际上是在生产领域的一种互联网,与过去互联网偏重消费和娱乐不同,目前正在发展的工业互联网更侧重生产领域。
东土科技董事长李平指出,工业互联网是机器世界的神经网络,是整个人类未来发展中人工智能所承载的一个平台,它的深入推进与扩展,将会进一步改变我们的整个世界与生活方式。李平认为,工业互联网真正改变的是硬件,这是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的核心。
找钢网创立于2012年,正是看准了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历史性机会以及钢材营销过程中存在的巨大信息不对称情形,通过互联网进行营销变革,成功创办找钢网,极大提升了行业的整体效率。找钢网创始人兼CEO王东称,目前找钢网每天营业额达两亿元以上,开创和变革了一个全新的互联网领域,引发钢铁行业销售模式变革。
促进工业硬实力的提升和产业升级的路径
余晓晖表示,工业互联网联盟提出一个体系架构,其中网络是基础、数据是核心、安全是前提,通过实现工业系统的这种跨设备、跨厂区、跨企业和跨产业链的全面互联,全面和深度的互联是工业互联网的一个基本实现要素。在这个基础上,让数据被感知、被采集、被流通,通过交换和集成应用起来,就构成了对生产领域的各种智能角色的辅助。
工业互联网如何促进工业硬实力提升和产业升级,具体实现路径是怎样的?余晓晖认为有四大模式,即工业应用于制造领域有四种方式,分别是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孵化式延伸。其具体路径有三种,第一种是从生产端切入,即提升产品质量,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开展预测性维护,实现供应链的零库存和柔性生产等,类似中兴、海尔公司模式;第二种是从产品端切入,提升产品附加值,开展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和智能远程运维,实现产品孵化,类似企业有三一重工、航天云网等;第三种是为第三方企业提供供需对接的平台。
李平认为,无论对企业还是研发机构来说,工业互联网都要高度关注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硬件平台,它是推动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的一个核心技术线;要构建基于工业互联网的硬件平台,从底层和基础做起。在这个基础上再建立起控制模式、协议标准、安全机制和操作系统软件应用,推动整个工业体系的变化。
中科曙光集团总裁关宏明表示,他们提供的公共服务平台,一是可以给地方政府解决其产业升级转型甚至提升其本身经济硬实力的问题。二是给很多致力于工业互联网服务的企业提供非常多的合作机会,平台需要很多服务能力,又可以对外进行辐射。
航天云网副总经理贝宇红称,正是结合“中国制造2025”,集团才成立了航天云网。目前,有34万家企业已落户航天云网,希望将这些资源也放到社会上,让买不起类似航天军工高端设备的企业也能用得上这些资源。另外还想通过自身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智能制造系统,与国外合作,打破它们的壁垒,让其产品处于合理价格。
未来工业互联网发展怎样才能少走弯路?
李平认为,在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过程中,要高度关注自主可控和技术超越问题。如果在这一轮经济变革中不注意这些问题,就会像第一次信息革命过程中,出现芯片、操作系统和很多核心技术被动受制于人局面,导致西方社会要抛弃民用互联网时,中国人才想起去国外大肆收购,每年消耗中国上千亿美元。
“现在美国和欧洲投入巨量资金,像GE,把它最挣钱的业务卖了之后研究工业互联网,先从中间层、上层到底层,最后目的是一统到底,一种语言、一种协议、一种连接方式,实现机器世界的神经网络互联互通。”李平说。
如何让工业互联网发展少走弯路?“中国工业出路就是,把工业互联网技术用彻底,摒弃过去传统的工业控制架构平台体系,用基于云控制的服务器方式、互联网方式控制的东西来减少成本,降低能耗,提高效率,这样就能反败为胜。”李平表示。
北京和利时集团公司技术总监朱毅明认为,现在工业互联网的安全还是一个未解难题。另外工业互联网里,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识体系,工业互联网中这一点是要考虑的,包括它的标识,它后面类似域名服务的体系一定要尽快建立起来,否则工业互联网还是在IT端,连不到OT上。
可持续理念将贯穿PPP全周期
2016- 12- 03 来源:中国财经报 作者:于丽
“可持续”理念正在成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发展之中的一股强音。蓬勃生长了3年的中国PPP也即将呈现出新发展时期的新态势。
12月3日,在由人民日报社、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指导,《中国经济周刊》、工信部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共同主办的第十六届中国经济论坛上,多位专家表示,通过PPP模式的推动,实现了政府的转型,保护了公众的权益,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促进PPP模式可持续发展。
PPP让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
“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要让出更多的空间,让社会资本进入。要打破垄断、引进竞争,政府要从一种‘全能型’的政府走向法治政府、有效政府和高效政府。”财政部PPP中心主任焦小平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提出了推广PPP模式的要义。在焦小平看来,PPP带动了行政体制的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及投融资体制改革。
焦小平认为,形成一个统一、规范、高效的大市场,是PPP改革推进三年来最大的成效。
“要保证社会资本在长期投资中不受政府换届、换人影响,也就是财政预算必须把政府在PPP合同中政府的承诺责任纳入预算,让社会资本投得放心、投得安心。在投融资领域,如果基础设施里包括公共服务领域,市场能做的,政府要坚决让出。”焦小平说。
“通过PPP模式,让渡部分公共资源的建设权、管理权、经营权、收费权,换取社会资本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使政府从微观管理事务中脱离出来,拿出更多的精力用在发展战略和加强监督上面。该放的放掉,该管的管住。”山东省财政厅厅长于国安结合山东省的PPP实践表达了他的观点。
据于国安介绍,截至今年11月底,山东省已经储备并纳入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的项目有1051个,投资的数额在1.12万亿元;已签约落地项目273个,投资额是2007亿元,其中民间投资参与的项目达到135个,投资额是1000多亿元,民间投资资本的数额占比达到65.5%。现在有165个项目已经开工建设,投资额达到1308亿元。
记者注意到,论坛发布的首份官方《中国PPP报告》显示,财政部3年已累计发布3批745个PPP示范项目,总投资约1.97万亿元,涉及全国34个省市,3批示范项目落地率分别达79.2%、58.2%和38.8%。
PPP优势不断显现
北京地铁4号线、14号线,以及12月底要开通的16号线,香港铁路有限公司都参与了。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中国业务首席顾问易珉表示,为了PPP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政府需要进一步“减负”,让更多专业人士参与到轨道交通的建设和运营中来,也要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来,让百姓享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
作为民企,龙元建设集团副董事长赖朝晖坦言民营企业在参与PPP项目之时要经常与各类央企、国企等“巨无霸”企业同场竞技,这的确让他们感到压力很大。
但同样让他感到开心的是,他们作为国内较早一批借助PPP兴起之机进行转型的民营建筑类企业,深入进行了政策研究,高规格组建了团队,较早介入了市场,目前,他们参与了5个财政部示范项目、4个省一级示范工程。
赖朝晖认为,要把握住PPP发展的机会,就要对PPP的精髓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他说,PPP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融资模式,更不是单纯的建设和运营,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过程。在PPP的模式之下,社会资本方才有机会参与到更多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之中,能够真正有益于效率的提高。
许心敏是北京源通热力有限公司董事长,他讲了张家口一个一直依赖政府补贴的民生供暖工程扭亏为盈的故事。
张家口桥西区供热项目是2014年财政部公布的第一批PPP项目。该项目是个存量项目,2011年建成投产,但在之后的运行过程中,几乎每年都要亏损2600万元左右,给当地财政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供暖项目作为民生工程,不可能停暖,政府就只能一直“赔”下去。
2014年,该项目采用了PPP模式运营之后,不光实现了给老百姓提前供暖,而且该项目当年就实现了扭亏为盈,效果可谓立竿见影。
中国水环境集团董事长侯锋介绍,污水和垃圾处理是两类老百姓关注度较高的项目。这两类项目都具有一定的社会购买服务特征,也就是需要老百姓付费的公共服务产品。
“这两个领域其实都拥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既是传统的领域,又充满了技术挑战。PPP项目的公平竞争将使得那些有技术实力、有创新思路的企业获得更多的项目,获得更大的市场。”侯锋表示。
PPP仍需不断自我完善
焦小平指出,目前PPP还有一些“不到位”待解。比如,政府发展理念不到位;财政、税收、价格,包括金融的一些配套政策不到位;社会资本的参与意识和责任不到位;民营企业参股不到位;监管不到位等。
于国安也坦言,在实际工作中山东省也遇到了挑战。
“有一些问题还需要解决。一是PPP立法的进程较慢。目前PPP主要是依靠政府部门的行政规章制度来进行约束,法律的等级效力比较低,社会资本方担心权益难以保障,有些民营企业还比较谨慎。二是配套政策有待完善,特别是受金融监管政策的限制,现在多数银行仍然采取实物抵押、质押信贷的模式,造成PPP项目融资难、融资贵。此外,因资本错配而引起的政府补偿问题也比较突出。”此外,于国安还提出了人才短缺和契约意识不够的问题。
这些“不到位”,给当前PPP模式的落地和发展带来挑战。焦小平表示,下一步将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坚定改革信心;二是优化市场环境;三是提高政府和市场的能力;四是加强信息平台的建设,通过信息的充分流动,改善信息不对称的现状。
农村金融变局:构建一体化的综合服务体系
2016- 12- 08 来源:农村金融时报 作者:孙金霞
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农村金融市场会出现怎样的变化袁金融机构应做出怎样的调整,如何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农村金融体系?
近日,第16 届中国经济论坛在北京举行。在主题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农村金融破局”的高端对话中,与会嘉宾就农村金融如何破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农村金融改革见成效
近十几年来,我国对于农业发展、农村金融的政策支持力度非常大。我国农民的收入也逐年增长,这与财税、金融政策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金融支持不再像过去那样,或者不仅仅像过去那样,一谈到农业、农村金融,就是小额信贷,那些东西固然现在还要,但不能解决大问题。我们搞现代化,搞适度规模经营,这就是大农业,没有大金融支持它,从体量上来讲也是不匹配的。若仅靠传统信贷支持,可能这种风险就不愿意去冒。所以,需要借助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的一些工具。”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纪敏说。
同时,纪敏表示,农业也同样面临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刻调整,农业生产的短板还是比较突出。农业提质增效的任务艰巨。随着农业增长方式的变化,农村金融也面临着一个大的变局。
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任常青看来,农村金融涉及的面很广,除贷款以外,还包括存款、汇款、保险以及其他的融资方式等等。目前,大家对农业贷款、信贷难题感受较深。许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反映是贷款难。从农民或者经营主体的贷款难易程度和可获得性来看,农村金融改革任重道远。
吉林省金融办副主任苗忠有表示,从主体、产品、风险、政府补贴方面和资源整合几方面看,吉林农村金融改革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第一,从机构的主体方面,吉林省今年批了一家九银租赁公司,九台农商行牵头的。第二,贷款量增加,截止到11月末,吉林省的农业贷款余额6000亿,增长速度达到21%,这是在过去没有的速度。第三,不良率也在下降。
吉林省白城市委常委、副市长李振仲认为,数年农村金融改革的成效显著。从涉农贷款额度来看,2014年底,涉农贷款占整个金融机构贷款为28.3%,2015年超过29%了。而就农业占GDP比重而言,2014年该数字是9.8%,这一比重还在下降。这种数据的不平衡很能说明问题。应该说,农村金融是综合性的体系,在金融供给方面,有的已经走在前面一点,有的还不足,甚至还有很多的缺位。
寻找农村金融改革切入点
农村金融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解决一揽子问题,那么改革从哪里入手?
“作为一家在县域当中逐渐成长起来的金融机构,我们所面临的就是三农,面临的就是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行长张海山表示,在县域中服务,探索农村金融的供给侧改革,应该着眼于资源、资本、土地、人力、科技和制度。
这方面,九台农商行也做了一些探索:第一,以资金供给、服务供给和人力供给为重点做文章。第二,创新金融渠道,优化金融服务。尝试建立了农村信息化示范村,建立助农服务网点。第三,创新引领培育,加强了农村金融支撑。
任长青直言,金融生产方面存在金融抑制,这意味着一部分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得到满足的人也没有得到他所需要的。目前,农业正处于转型时期,新型农村主体的需求,相对于一家一户的需求可能要更大。农村金融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只有令农村金融成为真正的在农村金融市场的金融提供者,一个可持续的商业化的提供者,农村金融的服务才可能得到改善。
在谈及农村金融供需的矛盾时,任常青认为,微观机构不愿意提供贷款,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农村金融需求量比较小,交易费用比较高。二是信息不对称比较严重,也缺少担保抵押物。
苗忠有介绍,在吉林农村金改大框架中,创新设立了以“三支柱一市场”为核心的物权融资服务体系,即物权增信服务支柱、信息信用服务支柱、基础金融服务支柱和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流转市场。据介绍,作为吉林农村金改实施方案的重要内容之一,此举破解了土地经营权无法抵押的法律障碍。
农村金融政策需要转型
“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既是巨大的挑战,也是巨大的机遇。”纪敏表示,在农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大农业需要大金融。在他看来,未来政府对农业、对农村金融支持应当转型,要逐步地从单一的补贴,直接降低成本或者风险分担,转变为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机会,允许更多投资人、投资主体在农业、农村金融当中去大显身手。“今后的金融支持是开放式的,是功能式的。无论哪个主体去做这件事都能享受到相应的政策,政策本身也存在一个转型。”
任常青认为,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较弱、农业生产成本高的一个原因是资金成本在上升。这体现了金融效率的低下。应当建立一个高效的、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使农村金融通过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李振仲表示,白城市下一步农业将向着规模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这对农村金融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一是机构上、贷款产品创新上。第二是发展资本市场。他认为,好的金融服务需要满足几个条件:便利性、可获得性、价格合理、风险可控。要让农民和金融机构两方面都放心,事情就容易做成。他援引燕昭王以千金买千里马骨的例子,强调信用环境建设的重要性。这一方面,根据“各地的情况不同,也会有很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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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48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