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对话】

高端对话 之 如何打造国家级科创中心

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要对标美国硅谷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姚冬琴 |论坛现场报道

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城市，特别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一个国家综合科技实力的集中体现和核心依托。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新科技革命浪潮，正处经济转型升级关键时期的制造业大国，中国客观上需要一批全国乃至全球性的科技创新中心来引领未来百年发展，确立并巩固自身在未来世界体系中的独立性和引领性。

加快建设全国性和全球性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对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也为我国科技创新发展布局做出了重要的战略部署。

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高科都曾是中国高科技园区的先行者和佼佼者，现在，他们又肩负起了建设一流科创中心的新的使命。与世界一流科创中心相比，他们还有哪些差距？又有哪些独特的创新举措？科技创新过程中有哪些“痛点”？第十五届中国经济论坛特设“如何打造国家级科创中心”高端对话，邀请政府部门、科创园区负责人、科技类企业代表等深入讨论和交流这些战略性现实问题。

主持人:

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 白津夫

主题发言：

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 张志宏

对话嘉宾:

科技部火炬中心副主任 杨跃承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副总经理 张新国

上海张江高科总经理 葛培健

贝达药业董事长 丁列明

中关村管委会政策研究室主任 蒋海军

工信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 李国斌

主持人

我们正处在一个创新的大时代，创新是中国的最强音。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把创新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贯穿党和国家的全局，而且提出要深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创新就要着力打造核心载体。在对话正式开始之前，我首先隆重地邀请这次论坛的联合主办方——科技部火炬中心的主任张志宏先生作主题发言。

张志宏:

国家级高新区将肩负科创中心建设的新使命

科技部火炬中心非常荣幸能够成为《中国经济周刊》的合作伙伴，共同主办本届中国经济论坛。中国经济论坛已经成功举办15届，成为研讨中国经济发展一个重要的聚会。

中国经济30年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在此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园区经济发展的特色。上世纪90年代，为迎接新技术革命，国务院批准设立一批国家级的高新区，经过20年的发展，走过了一个完美的第一阶段。在设立之初，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发展，国家高新区承担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这样一个光荣的使命。20多年来，在做强经济、做大规模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2014年，国家高新区作为一个整体，实现了23万亿元的营业总收入， 地区生产总值占到全国经济规模的10.8%，出口总额占到全国的18.7%。应该说，经过广大高新区建设者，特别是创新型企业的共同努力，完成了国家高新区第一阶段的使命，就是打造区域增长极、培育经济增长点的这样一个任务。

现在，我们国家正式迈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的新阶段。国家高新区毫无疑问还会继续完成好打造区域创新高地这样的光荣使命。

我们将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核心，先行先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同时，我们还要依托国家高新区在全国的布局，打造一批区域创新中心。我们必将继续为经济的转型、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由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继续做出努力，就像高新区初创期一样，继续向党中央、国务院，向全社会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

主持人

创新驱动发展重中之重是要打造核心的载体，也就是国家级的科创中心和区域创新中心。今天本场对话嘉宾既有政府层面，也有园区层面，还有企业层面，可谓“创新全覆盖”。科技部火炬中心副主任杨跃承先生调研过全国非常多的高新区，对高新区有很深的研究，先请杨跃承先生发言。

杨跃承:

打造国际科创中心要树立领先的战略思维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既是国家的要求和战略的部署，也是中国从科技大国走向科技强国非常重要的标志之一。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应该是什么样？大家比较公认的是美国的硅谷。硅谷有很多的制度创新，金融资本非常活跃，每隔几年就有大企业、跨国公司诞生，还有就是创新创业文化起引领作用。

对国际科创中心的主要特征，根据我们的研究和体会，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拥有集聚和吸纳高端创新要素的能力。硅谷最成功的是技术移民的政策，硅谷大约有37%是外籍人士。这些外籍人士中，中国人约占三分之一，印度人约占三分之一。除了人才，创新的资本、技术密集度也最高。

第二，有创造性和领导力。所谓创造性，是在技术上有很多原始性的创新，同时还有很多新的业态。其领导力体现在它的辐射作用，对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对整个消费、整个市场需求的引领。

第三，多样化和流动性。在硅谷，不管是从人的结构，还是从文化上来讲， 都具有多样性，各个国家的人，特别是很多高端人才，都往硅谷跑，文化也有很强包容性。

第四，有非常好的动力转换机制和价值的实现能力。所谓动力转换机制就是，把创业的微观动力转换成经济发展的支撑动力。只有更好地把握创业的重要性，把握其功能、规律，创业才能更加理性，更加富有成效。还有价值的实现能力，任何的科技创新中心最重要的是要把技术变成财富，要创造价值。应该说，在价值的实现能力上，像苹果、谷歌这样的公司，其利润率比国内很多大企业要高得多。

第五，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创新中心的实现，不单是科研，还需要有高端的人才、高水平的技术、高强度的资本，要通过企业、通过市场去配置资源， 通过企业去价值转换。所以，这样一个体系，企业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

中国打造国际科创中心是要对标的，特别是中关村和张江要对标硅谷这样的科创中心。而且我也主张，要以领先战略打造科创中心。我们国家以往在这方面都是跟随，现在我们一定要树立一个领先的战略思维，只有树立了领先的战略思维，在改革、制度的设计、政策的制定、环境的营造、企业的培育等方面才会制定更加有针对性的策略。

主持人

杨跃承先生结合硅谷实践，对科创中心作了一个很好的陈述并提出中关村和张江要对标硅谷。来自上海张江和北京中关村的两位代表，你们认为中国建设全球科创中心，哪些创新因素更加突出，以及有哪些独特的东西？

葛培健:

“双自联动”，张江高科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我想和大家汇报的是张江科技创新新的变量，或者说它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好的机遇期。2014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上海来考察指导工作，对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来，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总书记同时提出，上海要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

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是通过自由贸易区的改革试验来体现，创新发展的先行者是通过打造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来体现，而这个“双自联动”——自由贸易区、自由创新示范区正好在张江这个区域叠加，为张江科创中心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张江科创中心有两个重大标志：其一，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在张江，以地处张江核心区的上海科技大学为圆心，引入国家的重大研发设施和机构入驻，现在已经有了光源中心、超算中心、国家半导体中心、大飞机设计中心、量子通信中心等。接下来，随着国家战略的逐步推进，这将是一个“国家队”，“国家队”参与全球原始创新竞争的主战场放在张江，这将对张江科创中心建设起到顶梁柱的作用。

其二，是“双自联动”。《关于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联动发展的实施方案》11月发布了，这对于张江科创中心非常重要。科创中心的瓶颈不在科创中心本身，实际上是通过制度创新进行积极的破解。制度创新、科技创新、金融创新、开放创新可以深度融合，所以，“双自联动”给张江带来前所未有的或者说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我个人以为，创新是源于技术，成于资本，长于文化。

第一，源于技术，我感觉到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够。

第二是成于资本，得益于多层次资本对接。上次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到张江高科调研资本市场怎么支持科创中心建设，我向他汇报，现在最缺的是“最近一公里”。初创企业没有承接很多的业务合同，银行没法贷款；“互联网+”企业没有固定资产，银行也不予贷款。我认为“最近一公里”是影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最大的瓶颈。在这方面，整个张江园区核心区36平方公里，60%的银行都已经更名，比如更名为中国银行张江科技支行、浦发银行张江科技支行等。普通银行内部考核机制无法承担对科技企业的扶持，戴了科技支行的帽子，对坏账率、存贷比的管理是完全不一样的。张江高科还专门和银行搞了一个“投贷联动”，张江高科投到哪里，银行贷到哪里。同时张江高科和太平洋保险公司还搞了一个“投保联动”，保费由张江高科全额投入，每家企业1000元，初创企业如果创业失败，可以获得3万元理赔。

第三是长于文化。我认为关键是制度文化。张江高科提出来，要成为园区高新技术企业的全生命周期的合伙人。我们的转型也取得了初步效果，已经累计投资园区企业52个项目；已经上市20家，正在预披露的有3家，拟报IPO的有12家。这样形成投资一批、股改一批、上市一批、退出一批、储备一批的良性循环。

蒋海军:

要打造世界级创新中心，离不开国家统筹

中关村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一直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怎么看中关村现在的发展态势，怎么在国家的创新发展大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也在不断地反思审视。我的体会，在“十二五”到“十三五”承前启后的时点上，中关村发展还是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首先，从发展态势上来讲，过去我们更多的是“跟跑者”的角色，经过“十二五”的发展，我们目前已经看到了在某些领域“并跑者”和“领跑者”的迹象已经出现了。

在发展的功能定位上，过去，我们更多承担了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的角色，未来5年，功能定位要有所转换，要成为全面创新改革的试验田，成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源头、基地，要率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从发展目标的设计上来讲，过去的发展中，很大程度上在关注发展的规模、发展的结构优化，未来主要聚焦在发展的质量、发展的效益、创新的效率等方面下功夫。

从发展的路径方面来看，我们过去主要还是更多地关注怎样通过改革释放体制内的活力，培育市场的新动力。未来5年，我们更多地依靠市场需求来拉动创新，通过科技创业来带动创新，通过资本的驱动来实现创新，通过政府尤其是市场化的服务来促进创新。

国家把创新驱动发展摆到国家发展全局的位置，又推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这些对中关村来讲是难得的机遇。未来我们在推进工作中也会把握几个原则。首先是争取国家的统筹。国家统筹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来讲也是一种潮流，各国都推出了自己的创新战略。第二，是创新引领。第三，要坚持市场主导。第四，注重融合，在创新的各个环节实现资源的最大化整合、最大效率的利用。最后，我们还是觉得改革强基，改革是永远的动力。

主持人

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对于创新提出了一个新的思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接下来我想邀请来自于企业的两位嘉宾发言。

张新国:

飞机开发时间缩短2/3背后：创新讲求协同性、系统性

很多人在平常接触中问我们一个问题，为什么近10年航空技术发展如此之快，新飞机如此之多，几乎超过了过去半个世纪到60年的发展？快速发展的背后，实际上映射的是创新和驱动。我给大家分析几个层面的创新主要因素：

今天论坛的题目是互联网精神与制造业革命。信息与工业的结合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信息化与工业化的结合也形成了工业4.0的概念，中国也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这些新的发展理念的基础就是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与工业化的结合。

我举个例子，我们过去开发设计一款新飞机，大概需要十几年，甚至20年也不算长。所以我们过去说过，干航空航天，一生干一两个项目，就算你有幸。

现在不同了，开发设计一款新飞机，需要多长时间？大概是五六年到七八年。时间怎么减下来的？在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支撑下，我们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研发模式。了解航空的人可能知道，我们有沈飞、西飞、成飞，都有不同的飞机厂，相配合的有不同的飞机所，这些人在研发设计上都是跨专业、跨地域的大协同。大家知道，像飞机这样的产品，它是跨所有物理领域的，从空气动力学、材料、结构强度、动力、电子、电器、电磁、液压、流体、光学，可以说无所不有。这么多的专业在过去都是分裂进行的，要整合起来非常慢。现在在信息支撑下，可以跨地域、跨专业、跨单位协同。现在我们的新机开发，不仅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二，而且一架新飞机从发图到制造，从过去的三到五年缩短到十几个月。应该说这种速度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有可比的性质，当然，我们产品的先进性还不具备完全可比的性质。

但是不是我们现在做到的就已经覆盖了所有的创新层面？还没有。创新的第一要素是协同性，第二要讲系统性。我们国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是从跟随走向创新，我们过去更多的是追求从无到有，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想一想全程的创新，需求从哪儿来，怎么设计，设计需要什么能力支撑，设计完了怎么制造，制造完怎么验证，验证完了怎么交付应用，什么是合格的产品，交付应用后怎么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务。这些全部加起来才是系统工程的全部。创新需要系统性。

可能在大家眼里，国防工业、军工企业很封闭，实际上在过去十几年里，其开放程度已经相当高了。比如说，大运飞机就有400多家参研单位，其中民营就有100多家。另一个是我们产学研结合，和几十所大学建立了战略联盟，同时和我们内部的三十几家设计所建立了战略联盟，还和国外的6所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这种协同性、系统性和开放性，在创新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和展示。

当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也要把我们的技术转向民用。比如石墨烯材料，它不仅仅可以为飞机减轻重量，还可以增加强度，同时还可以解决战斗机隐身的问题，解决其他材料的电传导和热传导的问题，如果投入民用，将来的应用范围很广。

丁列明:

创新的“最后一公里”亟需政府支持

贝达是一家比较典型的科技性创新企业，也身在高新园区。大家知道，医药创新是比较难的一件事，中国和国外差距比较大。我们经过差不多10年的努力，2011年终于做成了中国的第一个小分子靶向抗癌药，治疗肺癌。这个药研制出来以后，打破了进口药的垄断，我们以更好性价比，让中国的肺癌患者用上了自主研发的靶向药。到现在为止4年时间，大概有8万多晚期肺癌病人用上了我们自主研发的靶向药。尽管经济下行形势很严峻，但贝达每年还是以40%、50%的速度增长，今年我们有望突破9个亿的销售额。这充分证明创新的魅力和价值。

这个产品今年通过两三度的专家答辩，入围中国科技进步一等奖，有望成为中国化学药类的第一个科技进步一等奖。这给我们医药界带来非常大的鼓舞，特别是海外留学生，他们非常高兴，我们终于在这个领域里面有所突破。

但是， 我们在创新过程中也碰到很多瓶颈，很多困难。这个成果出来以后，市场准入，包括国家采购，很多政策不配套，严重影响了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和国外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例如，美国2013年上市的一款丙肝类药，2014年全国销售100多亿美金，2015年就做到200多亿美金。我们曾经设想，就这一个品种放到中国会有怎样的表现，说实话，做到零头都不可能。2014年中国创新药的销售额大部分是几千万，甚至几百万。我们经常接到病人的电话，这个药很好，但是医院里买不到，我想是的，大部分医院还没有，因为进医院的流程没有走完，最后一公里，路很长。某省在招标谈判过程中，国产创新药连一个谈判的机会都没有。

当然，我们很高兴看到一些改变，最近国家卫计委联合15个部门启动国家谈判，我们有5个品种在谈判名单里，我们作为唯一的中国的创制类新药在名单里。而且我们觉得这个谈判非常好，我们很愿意和国家部委商量，怎样使创新药更好地惠及民生，同时也让创新企业有更好的创新动力。

主持人

谢谢两位企业家结合企业实践作的很好的陈述。刚才是从政府层面、园区层面、企业层面来谈创新，接下来我想邀请李国斌先生发言。工信部是最能够贴近互联网精神与制造业革命这个主题的。

李国斌:

“中国制造2025”要衔接2035规划、2045规划波浪式推动

刚才几位嘉宾就科技创新、国家级科创中心的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 正像大家所说的，创新驱动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无论是中国产业革命、科技革命，乃至于目前最热的“互联网+”，都无不渗透着与创新驱动的密切关联。

大家都知道，今年国务院批准了工信部和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等几个部门共同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中国要想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很重要的一点，要在原有的产业基础上，跟随世界发展的进程，结合中国的情况，将中国的产业革命进一步升级。

大家看到，“中国制造2025”，我们的目标是现实的、扎实的，但是又不等同一个中长期的规划，我们还要衔接2035规划、2045规划的波浪式的推动。2025年，我们的目标是使中国制造业达到日本和德国实现工业化、进入工业强国那个阶段的水平，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就是建党100年的目标，使中国能够步入制造业强国的第二方队。到2035年，进入到世界制造业强国的前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年的时候，我们要进入到第一方队。我们提此目标，是根据2012年的数据来进行测算，发现目前世界制造业的第一方队是美国，第二方队是德国和日本，中国由于制造业规模比较大，也进入到了第三方队，但是，中国不是一个制造业的强国。

怎么样使中国制造业由大到强，中国必须要走创新驱动这条路。从工信部的角度看，产业革命，创新驱动，时不我待。我们也特别看好，中国制造业能够往前推进的话，要借助于科技创新园区平台，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打造若干国家级的科技创新中心，为我国产业的进一步转型升级提供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