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国企的根本出路在于民营化

《解放国企》指出中国国企改革的问题涉及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部门：石油、石化、电信、铁路、金融……这些企业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作，因此，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头戏。但在过去近十年时间里，国企改革近乎停顿。未来几年，国企改革会取得实质性进展吗？国企改革到底应该怎么改？中国是否应该停止国企产权改革？国企改革下一步是市场化还是民营化？国企与市场经济融合了吗？我们的国企改革方案是毒药还是良药？……这些问题并未随着三中全会的落幕而消失，相反，许多人的疑虑、困惑与关切也在同时增长。《解放国企》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权威的国企改革蓝图详解，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和更加时代化的视角来全面剖析国企改革，《解放国企》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国企的未来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南。

张文魁

《解放国企：民营化的逻辑与改革路径》

推荐指数：★★★★

作者：张文魁 著

出版：中信出版社

张文魁

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政策研究，他的学术兴趣包括制度经济学、公司治理、公司金融，以及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机制等。他的研究对于国家政策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

曾求学于湖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布鲁内尔大学。获得过“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集体奖）。他的思想深受张栻、王夫之等岳麓书院学者和亨利·索罗、阿马蒂亚·森等哈佛学者的影响。

一、市场化进程无法独立于民营化进程

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市场化在政治上就处于安全区了，无论是学者、企业家、官员还是政治人物，大多不忌讳市场化改革。但是民营化，许多人却不以为然，一些人则视为洪水猛兽。其实他们不知道，没有民营化，就不会有市场化。

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启动，而那时正是民营化的滥觞。不但农村自留地的合法化和包产到户政策直接推动了农村集贸市场的繁荣，城市里国有企业开始试行的放权让利政策对于计划外的市场交易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放权让利以及后来的承包制、租赁制、内部职工参股制，其实都是一种轻度的非正式的民营化制度安排，因为从产权安排的角度来看，部分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让渡给了国企的内部人，把这种制度安排成为内部人分享和内部人控制。再后来的股份化和改制，则将国企引向了正式的民营化道路。尽管那时非正式的和正式的民营化都很粗糙，也有很多漏洞和腐败，我们应该加以纠正和克服，但正是民营化的不断推进才使市场化不可逆转，没有民营化的市场化，随时都可以走回去。

……

中国国企改革折腾了30多年，总想绕开民营化，实践证明最后是绕不过去的。我们搞过国企转换经营机制，离开民营化能根本转换经营机制吗？时间已经证明不行。我们搞过董事会和治理机构改革，离开民营化能搞出真正承担受托责任的董事会和现代化的公司治理吗？实践证明还是不行。我们搞过主辅分离和国际对标，离开民营化能实现业务结构调整和核心竞争力的建立吗？实践证明眼前行但长期不行。因此，盼望国企实现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这是一个奇妙的豪迈的设想，我只能说，这不可能；回避民营化来推进市场化，这是一条一厢情愿、天真烂漫的道路，我只能说，这走不通。

（节选自本书第二章）

二、国企改革的具体路径

产权改革是核心。过去30多年的经验教训充分说明，产权改革是必由之路。但是要搞稳妥的改革，不能是很激进的大爆炸式改革，但稳妥不等于不改。中小型国有企业可以整体出售，而大型和特大型国企应实行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在此基础上，大力改革公司治理。总体而言，应该是产权民间化，治理商业化。

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不会完全民营化，可能长期保持一种混合所有制的状态，这也是可以的，关键要加快国有股的证券化，提高国有股的流动性，从而改进国有企业治理结构。

“好”的民营化就是：竞争性领域的中小国企，通过公开性竞争性的方式以公允价格出售转让给非国有投资者，大型、特大型国企通过公开性竞争性方式以公允价格出售部分国有产权或者在证券市场释放部分国有股份，所有的鼓励性优惠购买计划都要经过严格程序并公开透明；带有垄断租金和资源租金的大型国企主要走上市道路和在证券市场向境内投资者释放国有股，并推进公司治理的商业化，同时通过开放准入以破除行政垄断，通过拆分和替代性竞争已弱化自然垄断，通过公开竞拍和增发牌照以回收资源租金。

（节选自本书第五章）

2004年，郎咸平指责顾雏军低价并购国有企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郎顾之争由此引发。

百家争鸣

关于国企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周其仁也支持国企产权改革，但对于在产权改革中如何保证国有企业资产不流失，周其仁有其设计和建议。

周其仁：国企改革的关键是股权定价，重点是市场平台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下一步国企改革的重点是混合所有制，目标有了，要解决过河的船和桥——怎样混合，在什么条件下实现？我的理解，在市场经济里改国企，关键是利用以交易所为代表的高端市场平台，发挥资本市场对各类企业股权的价格发现功能，为更大范围推进混合所有制服务。

混合所有制，实际上是要解决不同产权之间缔结适应市场需要的契约。缔约就离不开股权定价，为此必须利用公开的、全国性的资本市场，否则还是难以把国企从等级身份制转向市场契约制。

问题是具体怎么做？要混合，就一定会涉及到资产定价问题，因为这一波国企改革涉及的大多是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很多都赢利，像过去抓大放小那样，对亏损严重的小国企那样的改革办法，就不适用了。一定要在公开的、全国性高端市场上完成股权的价格发现，否则难以推进。

……国有企业改革走到今天重点不在企业，而是需要市场平台，让市场在有限的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现价格发现的功能，所以下一阶段应重点改革以交易所为代表的高端市场。其中之一是资本市场，因为资本市场的带动性非常强。当我们讨论国有改革，讨论多种所有制，其中就涉及到价格发现问题，大量资产重新组合需要定价。如果没有一个公开、合理、透明的定价机制，只能一对一谈：私人财产可以一对一谈，什么价就是什么价；但是公有财产一对一谈，政治上就通不过，会带来大量政治和社会方面不能接受的变化，变成私相授受，这是上一轮国企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实际上后来改革停滞也和这点有关。

上一轮的国企改革，因“郎顾之争”骤停。那么通过上述市场平台是否可容易解决此前“郎顾之争”的问题？我的看法，当时是有点责备求全，因为当时没有这么大的市场。今天这一轮国企改革，虽然讲的是企业改革，但抓手是市场，是资本市场，是把股权拿出来评价，进行公开定价，这当中是没有猫腻的。

后来，中国不少大银行到国际上上市，也有很多人持批评态度，但是这次批评就没有像“郎顾之争”那么凶，原因就是它是市场定价。你再说贱卖国有资产，它也是市场价，这就是汲取经验教训，把重点放在市场上。市场化改革就要以市场为抓手。

……深改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就可以在这个改革中成为督促改革的第三方机构。深改组很重要，它充当的是领导、实施并推进改革的角色。反正不能指望让利害攸关的当事机构去设计改革、领导改革。让既得利益集团主动放权，怎么可能做到？当年之所以成立国家体改委，就是因为当时如果让工业部门自己去改自己，不可能做到。实际上，这也是人之常情，自己改自己是很难的，自己拿个毛巾勒自己，舍不得的，所以一定要有权威的第三方。

（节选自 《读懂中国改革2》）

群策国企改革

《制度改变中国》

作者：樊纲

出版: 中信出版社

从经济社会中常见的现象和事件入手，深入探讨了市场经济制度变革、国家职能转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文化意识改变等中国社会和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樊纲认为，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是制度的变革，更是观念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转型。

《国企改革新思路》

作者：卫祥云

出版：电子工业出版社

本书从价值层面和操作层面，厘清“什么是正确的事”和“如何正确地做”；再从分配、思路、垄断、效率、体制等方面，论述改什么，如何纳入“顶层设计”体系；最后从分类管理、统一出资、行业监管、阶段推进、产权到民几个方面，论述怎么改。

《读懂中国改革2 》

作者：吴敬琏、周其仁、郑永年等

出版:中信出版社

下一个30年，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突破口在哪里？如何突破利益藩篱对改革的羁绊？如何让改革举措落地？如何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本书中中国最具话语权的经济学家、精英学者集体建言，描绘改革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