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十大群像·国际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侯隽 张璐晶

“我从来没梦想过会到人民大会堂宣布高盛北京代表处的开业，我从来没有梦想过涉足中国的国有企业重组和股票上市，我从来没有梦想过与中国的许多国家领导人相见。”2004年岁末，时任高盛银行董事长的保尔森如是说。

这一年，在他的带领下，中国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获准组建，保尔森成功地“曲线”进入中国证券业，开始了和中国的不解之缘。

10年间，中国的每一个变化都备受世界关注。外国政要扎堆访华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现象。今日世界，“北京时间”已经不可或缺，“中国因素”日益重要。10年来，各国政要访华的足迹给中国经济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们与中国经济的互动也记录在《中国经济周刊》的报道里。

保尔森的坚持和桥本龙太郎的劝告

2003年，北京非典肆虐，当时外国政要普遍取消了来华访问。在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岐山的邀请下，保尔森力排众议，率队来到北京。经过一番调查，高盛集团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生产额仍在持续增长，而这将有效地削弱和消除非典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2004年开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总量连续3年连上台阶，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令世界惊叹。

在2008年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现场，即将卸任美国财长的保尔森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不应被那些有害的政治语言或那些散布煽动言论的人所左右。”

和他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2006年3月31日，桥本龙太郎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谈道：“政经分离只是某种形势下的暂时现象，我还是认为两国只有在政治外交上成功，才能在经济合作上取得成绩。”

彼时正值小泉纯一郎刚刚担任日本首相就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日关系的风波，桥本龙太郎率团来华的目的正是想缓和中日关系，继续推动中日经济发展。

作为日本的政界前辈，桥本曾连同其他7位前首相督促小泉停止参拜靖国神社。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小泉先生在这个问题（参拜靖国神社）上一直说自己要去，我拼命劝他说，千万不要把这个问题政治化。”

奥运给中国带来合作的世界

2005年9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发表了他那篇载入中美关系史的著名演讲《中国向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在演讲中，佐利克首次提出“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一词，来定位中美之间的关系。

在担任世界银行行长之后，他多次来华访问。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很少有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经济体，一方面对未来充满信心，一方面又非常愿意了解别人的信息和经验。那些对自己没有信心和对自己过于自信的人都不愿意了解别人的经验，中国则不同。”

中国的强大和开放，迎来了一个越来越友好、乐于合作的世界。而北京奥运会就是最好的契机。

“我要当中国诤友！”2008年3月，当选澳大利亚总理后首次访华，陆克文在北大演讲时如是表示。这个被誉为“第一个能讲流利中文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从不放过“炫耀”中文的任何机会。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中国的发展方式是“和平发展”，他预感到北京奥运会会对中国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2008年8月8日，空前盛大的北京奥运会隆重举行。60多位外国政要蜂拥而至，他们不仅仅是来观看奥运会，而是有着更浓的公关色彩，有着更为明确的商业目的——借北京奥运舞台，展示国家或城市形象，介绍本地的投资环境，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的外国投资。

伦敦副市长克莱门特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中国的发展给全世界提供了机会，伦敦则是欧洲做生意的最佳地方，希望共同的合作不仅仅是北京与伦敦之间的，也是中国和英国之间的。”

巴西出口投资促进局主席亚里山德罗·特谢拉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表示：“北京奥运会是一个近距离接触中国、消除国际舆论偏见的好机会。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除了维护良好的对华关系所能带来的政治影响外，来北京还意味着与中国美好的合作前景，以及在这个国际盛会中所能得到的发展机会。”

奥运会所创造的融洽气氛，为合作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时机。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总结的那样，“北京奥运所要传达的东西，是很难用言语概括的东方魅力！”

中国：全球危机中的明星

2009年2月1日，美国GDP骤降3.8%,美国次优债损失达6000亿美元，再度引发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

2010年5月，《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冰岛大使馆专访了时任冰岛驻华大使柯丝婷。在详解了国家破产危机、国家银行系统崩溃真相，以及国会特别调查委员会正在做的工作后，柯丝婷说：“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经济衰退。”

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2010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时候，正值希腊债务危机达到高潮之时，普罗迪评价：“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是从美国的金融体系崩溃开始，而现在的后果却凸现在欧洲。”

而早在2009年8月10日，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便刊登题为“中国能否拯救世界”的封面文章，封面上一只熊猫正拿着打气筒给瘪了的地球打气，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彼时在很多国家眼中或者是他们所希望的角色定位。

事实证明，中国的确扮演了拯救世界经济的大兵角色。

“长久以来,我一直对中国经济抱有乐观的看法，如果中国能继续扩大13亿人的消费,逐步解决经济结构中的失衡问题,中国经济将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2009年8月，在大连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南非总统祖马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在一个充满变化的全球大环境中，中国和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代表着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方向，并有可能在2050年前后超过七国集团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

波士顿咨询公司大中华区主席麦维德回答《中国经济周刊》提问时认为：“中国有着广大的消费者，中国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这些原因都在短期之内促使中国经济较快的恢复过来。所以，我认为这场危机对中国来说也许是个机遇，会催生出新的明星来。”

“中国梦”与“世界梦”殊途同归

2011年3月，骆家辉被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提名为美国驻中国大使,作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驻华大使，这一事件在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中国经济周刊》继推出原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从摇滚青年到总统候选人》系列报道之后，再次将注意力放在这位新的政治明星身上。《从部长到华裔大使》、《对话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将其在华的大使之旅称为“我们家庭正在开始的一次冒险和挑战”。

与骆家辉的感觉相契合，同样面临挑战的是中美关系。2013年6月，骆家辉面临他上任以来最大的一场公关危机：美国中央情报局前特工斯诺登曝光的美国“棱镜门”事件，令全世界人民震惊。按照斯诺登的话说，“美国政府才是一直在监视着整个星球”。

6月26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造访中国，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表示，他对相关技术滥用很忧心，对像谷歌这样成为信息垄断的巨鳄也很担忧。

基辛格是中美关系历史的见证者，1971年夏天，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秘密访华，并由此打开了关闭40年之久的中美关系大门。此后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都有过深入的交往。

2013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基辛格说：“多年来我一直坚持美中应去创建一种新型国家关系，尽管这很艰难，但我们的领导人有这个责任去促成”；“中国梦与美国梦殊途同归”。

当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就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融入了世界，中国改变了世界，中国的未来也将深远地影响世界。近几年，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愈发紧密。

2012年的夏天，世界因为即将到来的伦敦奥运会而显得格外热闹。2012年7月《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英国驻华大使官邸专访了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Sebastian Wood）。吴思田给出了“欧债危机不会也不该影响奥运”的判断。7月28日，伦敦奥运会开幕，“乡村牌”的风格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伦敦与北京在奥运会上也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经济周刊》长期关注中瑞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经过历时两年多的9轮谈判，中瑞自由贸易协定于2013年7月6日在北京正式签署，这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达成的首个自贸协定，早在2010年中瑞建交60周年之际，《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就专访了时任瑞士驻华大使顾博礼先生。顾博礼表示，中瑞关系在贸易领域有着非常大的潜力，因为两国的经济性质是互补的，他同样希望能够在科学技术、教育领域等方面继续加强合作，取得更大的成就。由于协定达成后关税的降低，“不用去瑞士买表了。”顾博礼当年的话语如今已变为现实。

从2011年12月开始，波兰前副总理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为《中国经济周刊》撰写专栏。科勒德克曾两度担任波兰副总理和财政部长，在波兰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本刊专栏“科勒德克观察”中发表多篇文章表达了他对未来中国和世界经济的看法，并提出，“未来10年，俄罗斯应向中国学习”。

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会更加紧密。实质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利于中国“世界梦”的实现；而中国“世界梦”实现过程又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良好外部环境。“中国梦”与“世界梦”殊途同归。

基辛格为《中国经济周刊》题词：尽全力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的发展历程和精神内涵。

肯赞·多吉为《中国经济周刊》题词：中国经济增长状况非常好，祝福中国人民永远幸福。

记者手记

不常规的伦敦市长和不傲慢的克鲁格曼

侯隽

每次做外事采访，大都是大家西装革履侃侃而谈，反而是意外的采访会让人记忆犹新。

一次是在奥运期间采访伦敦市长约翰逊。旅居英国12年的表弟曾经告诉我，约翰逊在英国号称“大嘴市长”，经常因为口不择言成为媒体开玩笑的对象。当在发布会第一次见到他之后，我还是有点吃惊，因为实在难以把这个顶着一头乱蓬蓬金发的人和他牛气的履历联系在一起。

约翰逊也的确不按常理出牌，在新闻发布会上，短短20分钟内，他噼里啪啦很干脆利落地解决了30多个提问，是迄今为止本人经历回答问题最高效的一场发布会。

因为当时奥运会安排了户外活动，很多采访都是在运动场边和奥运村进行，对约翰逊的访问也是如此。记者和他在喝饮料的地方相逢，就这样开始了一问一答。他当时一边喝着饮料一边直言不讳说伦敦不会参考希腊和北京开辟奥运专线的做法，因为面临全球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威胁，他必须考虑的是如何把纳税人的钱花得有价值。

另一位印象深刻的则是大名鼎鼎的克鲁格曼。

很多人认为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特立独行，非常酷，但是记者有幸感受到他很绅士的一面。当时因为没有位置，我索性坐在了克鲁格曼旁边的地毯上，有意思的是一高一低，他在座椅上，而我则是仰视看着他。“你要不要喝杯水？”没想到克鲁格曼主动给我递了一个纸杯，让当时大汗淋漓的我颇有点感动。

几年的外事采访下来，感慨颇多，外国人对中国越来越重视，从礼貌性地说“very good”，到现在竖起大拇指由衷佩服中国的经济成就，让我感到非常自豪，也许这就是这份工作带给我最大的成就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