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见】中国的市场经济需要继续产权改革

厉以宁

一般情况下,大的改革措施实施之前会有一个总的规划,但可能不包括细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公报大家有机会再去看看,就讲要“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这么一点,具体开放哪些,不知道,承包制都没有提,乡镇企业没有大提,经济特区也没有提,这些都是之后陆陆续续提的。

所以我相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下称“《决定》”)在给出大方向之后,详细的实施细则以后会陆续见分晓。

对于《决定》,我想说两点:第一是要有信心。中国的改革既然确定了市场经济为改革的方向,而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必将促进国有企业制度的改革。第二是要有耐心。因为中国的改革,容易改的都改了,剩下都是难的了,难的怎么改还得经过讨论、研究、统一思想,要做很多协调工作,所以要有耐心。

什么是中国发展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中国独特的改革开放之路,就是双重转型之路:发展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而双重转型面临很多问题,除了市场不完善以外,还有缺乏市场主体。

为什么会缺乏市场主体?因为产权不明晰,产权没有界定,没有产权的界定当然就不会有真正的市场主体,所以当时提出要进行股份制改革。股份制是明确产权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产权明确了,市场主体才能形成,才能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但是,中国产权改革到现在为止尚未完成,我们仍然需要继续产权改革。因为不把农民问题解决,不把剩下的国有企业的问题解决,我们很难成为有效的市场经济。

土地确权让农民心里踏实

农民产权没有界定。中国这么多农民,农民作为一个农业的种植者、农产品的销售者,照理说都应该是市场主体,但因为产权没有界定,产权不明确,农民实际上没有产权、没有财产性收入。所以说,中国产权改革尚未完成。

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面,一些人认为,二次分配更重要,二次分配可以“劫富济贫”;一些人则认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同样重要,两者并重。我的观点很明确,初次分配更重要。这就要求农民必须有产权,农民没有产权就是收入初次分配不到位的表现。

当前,农村改革从哪里启动呢?最重要的环节在哪里呢?答案是土地确权。去年11月下旬,正是党的十八大结束以后不久,我带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调研组到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市下面做了土地确权的县进行调研。我们经过调查、座谈、听取市政府的汇报后发现,土地确权的确是大变革,农民确实获得很多好处,很开心。

好处包括:第一,农民心里踏实。土地确权后,承包地的经营权、宅基地的使用权、宅基地上自建住房的房产权都已经明确,不怕别人随意侵占。农民想:谁还能够随便圈我的地吗?还能够不经过同意把房子拆了?农民心里踏实了。

确权之前,开展土地流转的农民到现在为止非常少,为什么?就是农民担心如果土地入股,以后土地就不归他了。可现在不一样了,土地确权以后不论入股、出租,土地还是农民自己的。

第二,城市人均收入跟农村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嘉兴市汇报讲,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跟农村人均收入之比是3.1:1,土地确权以后调查的结果是1.9:1。

第三,农民土地确权之前重新丈量,丈量以后发现令现在的统计耕地增加了20%。原来,当初承包制开始的时候,好地一亩算一亩,坏地两亩折算一亩,经过30年的承包,农民精耕细作,土地质量相差不大了,所以这次土地重新确权测量的时候一亩算一亩,可耕种的土地多了。

另外,过去土地都分成小块,田有田埂,用牛耕作,田埂不算地,田埂两边挡住太阳的地方不算地,现在田埂都撤掉了。还有,当初要缴农业税,所以地要少报一点,家家如此,现在农业税没有了,土地刚丈量完大家都实报。这三条原因让耕地增加了20%,农民开心得不得了。

国企民企要双赢

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得相当有成就,但是还要继续努力。国有资本的体制分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第二层次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两个不同层次的体制及其改革,不可混为一谈。

我在《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一书里面谈到,国资委今后如果存在的话,不要管企业了。国资委只管国有资本的配置,国资委下面设立若干个专业的、综合的国家投资基金公司。哪个部门是短缺的,哪个是新兴产业,增加投资;哪个部门是产能过剩的,哪个是效益不好的,撤走投资。

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一律按法人治理结构来管,因为已经是股份制企业了,已经是上市公司了,法律把国有企业管住了,它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人家是股东大会,人家有董事会、有监事会,还有一套体制,有法人治理结构,如果让国资委一管到底,国资委凭什么来管?说不过去的。

国有企业应一律按法人治理结构管理,这样他们就是独立的经营主体了。国资委如果要发展它,就投入股份。这样对企业的作用可能比直接干预要好得多。

民营企业不用改革,而是要体制转型。体制转型首先一点,每个民营企业产权必须清晰,产权必须界定,有些民营企业产权也是糊里糊涂的。

此外,民营企业原来可能是家长制管理,但现在企业规模变大了,到了第二代,“富二代”出现了,企业是不是一定要继续家族制管理?根据我们在广东、浙江的调查,第二代不一定是管理人才,所以民营企业就出现谁来接班的问题。

家族企业的管理者继承无非是两种选择,一个叫选贤,谁能干挑谁,不一定是限制家庭成员、家族成员,而且可以到社会上去找;第二个选亲,选择跟他关系最密切的,长子,或者他最信得过的儿子等等。

所以,既然民营企业也要走法人治理结构的道路,规模大以后要走这个道路,那就应该采取恰当的激励制度,聘经理人,经理人重在能干,能把企业搞好。所以民营企业需要体制转型。

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的关系。双方双赢是我们的目标。双赢现在还没有,因为国有企业还没有改革,它的行政干预太多,它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

(本刊记者白朝阳根据厉以宁在“中国经济双重转型”报告会暨新书《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发布会上演讲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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