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李永华 |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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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3期）

视觉中国

“宇宙行”的易会满终于去了富凯大厦。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想起一年多前说过的一句话，“在牛短熊长的A股市场，每一次熊市都让证监会主席成为众矢之的，被骂得体无完肤。新一届证监会主席往往是在上一届主席任内的熊市中接手。”

曾经，资本市场上演千股涨停迎接新主席的奇迹。然而，当27岁的证监会迎来第9位主政者时，我们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到底是需要一个新的证监会主席，还是需要一个新的资本市场？

或许，1.4亿股民只是找个理由来宣示自己需要一场逆袭，需要一次低开高走。

此时，易会满来了，站在新的起点，中国资本市场也站在新的起点。

新起点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多篇文章中说过，决策层对资本市场的定位和认识，已不同以往。

在首届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重温一下我们之前的文章：“总书记是在什么场合宣布‘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时为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地为首届进博会开幕式，这个场合的时空选择极具深意。”“科创板就是中国股市的小岗村，注册制就是中国股市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前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交易制度，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推动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尽快落地。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这是前所未有的定位和判断。“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这就是我们需要的资本市场，也就是证监会新主席的历史使命。

硬骨头

要看清前路，先得回望走过的痕迹，免得陷入路径依赖的迷雾。

发一段长长的旧文：

证监会主席挨骂的真正原因还得归根于我国股市“政策市”与“散户市”的双重特征。

现行制度下，证监会大包大揽。在IPO环节，哪家公司有资格上市，何时上市、定价多高，募投项目是否具有盈利前景，全部要由发审委来审定。一句话，一家公司能否鲤鱼跃龙门，全看证监会。在并购重组、定向增发与退市等所有环节，也是证监会说了算。

一位刚上发审会不久的拟上市公司董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说，“你别看这些企业家见多识广，但是到了发审会现场，没有人不紧张，有些人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他就曾听说某公司董事长在IPO无望后直接瘫软在发审会现场，只能由人抬着出去。

与此同时，这位董秘也坦言，发审委员的专业能力都很强，身后还有庞大的智库资源支持，通过发审会也就是经过了最严格的审核。

要命的是，我国一直是散户为主的市场结构，其投资专业能力并不强。庄家们“夜雨剪春韭”怡然自乐，散户们则往往“新炊间黄粱”空自欢喜。对广大散户来说，没有其他权威第三方机构的信用评级，证监会的严格审核就是为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背书，也只能高度依赖证监会的审核。

一旦上市公司造假、业绩变脸、股价下滑，散户们自然就要找监管部门讨说法，也就倒逼证监会两眼紧紧盯着股市涨跌，随时准备应股民诉求，扑火救市。被股指绑架的证监会主席也就始终未能摆脱第二任证监会主席周道炯所自称的“救火队员”角色。

中国股市创始人之一张晓彬在回顾改革开放40周年之时，写下这样一段话：“股票市场的生存和正常发展依赖于两个字——透明。首先是上市公司透明，其次是政府的透明，监管的透明，审批制先天具有权和利隐性结合的缺陷，透明还体现为平等投资机会。透明，是股市和赌场最大的区别。清楚地知道自己买了什么东西，就是正常投资。反之就是赌博。在浮躁的社会风气下，认真深入研究企业的人越来越少，赌政策、赌庄家的人反而越来越多，并因此出现了庄家勾结利益集团，把企业包装上市的工作策划成流水线。从立项到企业A、B、C轮融资轮轮接力，轮轮增值，最后上市套利。”

不可不说是椎心泣血之言，不可不说是大实话。

“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面对各既得利益集团，改革者从哪里下手？没有人能做到“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只能是敢打硬仗，敢死拼，敢于冲破利益格局，只能是一茬接着一茬干，一点点地把硬骨头啃下来。

动真格

党的十八大以来，资本市场的利益格局在一波波敢于动真格的改革中松动、崩解。比如说，疯狂的并购重组，嚣张的市场操纵，还有层出不穷的大鳄、妖精……种种乱象，得以遏制。最难的是，退市开始常态化。

没有退市常态化，就没有“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退市就是刮骨疗毒。

2001年，A股有了自己的退市制度，可直到今天，沪深交易所年均退市率不足0.35%。

即便是站在退市悬崖边上的ST股，也往往被当作“不死鸟”，成为爆炒题材。即便是赤裸裸的造假公司，如万福生科（现在的“佳沃股份”）、现名“云投生态”的绿大地，改名“美年健康”的江苏三友，如今还逍遥自在。

2018年11月8日至16日，人人喊打的*ST长生出现极为诡异的7个连续涨停板，累计成交超17亿元。

资金从来不傻。他们博的是机会。于是，我们又看到了退市多年的“ST长油”带着-60亿元未分配利润又回来了，成为重新上市第一股。ST长油2014年退市前，徐翔突击入股，如今大赚。

ST长生会回来吗？

改革从来艰难。存量的资本市场改革依然需要持续推进。与之相对，即将诞生的注册制和科创板是什么样子？类似于改革开放40年里的多场重要改革，这是一场增量改革，另起炉灶。

一家新材料企业的董事长吴先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其公司正准备冲刺科创板，初步判断有几个特征：一是注册制不再需要审核；二是提高入市门槛，市场以机构为主，小散户进不了；三是能进能出，退市不再难；四是监管更严，一旦违规处罚更重，违法成本高到让人不敢违法。

简单地说，相对于现在的A股，这是要从根子上彻底终结“政策市”，告别“散户市”，这是脱胎换骨的变革。其大方向是坚持市场化，一旦启动，或将倒逼存量改革。

如果A股市场化改革全面突破，证监会主席不再需要天天为股指的波动而操心，真正回归其监管本位。唯其如此，中国股市才能真正凤凰涅槃，真正的“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才能加速到来。

刘士余履新的供销总社什么来头？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周琦 | 北京报道

1月26日，刘士余卸任中国证监会主席，赴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下称“供销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

因为刘士余的到来，供销总社瞬间刷屏社交媒体圈。

曾在计划经济时代盛极一时的供销总社在新时代究竟是个什么角色？

数据显示，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至今仍然堪称“巨无霸”——2018年，全国供销合作系统实现销售总额5.9万亿元，总资产1.6万亿元，实现利润468亿元。即便是位列世界500强首位的沃尔玛，其2018年营销收入也不过5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37万亿元。

营收是苹果公司的近两倍

1月15日，据供销总社的官方发布，2018年总社全系统实现销售总额5.9万亿元，实现利润468亿元，同比增长8.7%和6%。

5.9万亿元的销售总额，这恐怕是超出不少人想象的。如果这个数字还不够直观，我们可以做一个横向对比。

财富中文网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世界500强企业前3名分别是沃尔玛、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3家企业2017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500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37万亿元）、348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35万亿元）、327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21万亿元）。

当然，由于销售额还包含税收，而营业收入则将税收剔除，因此，这个比较还需打个折扣。

但供销总社目前并未发布营收总额，通过以往的数据，可以大致推算。2013年，供销总社实现销售总额3.2万亿元，营业收入1.6万亿元，营业收入与销售总额之比约为1:2。

若以此推算，2018年供销总社的营业收入约为2.85万亿元（约合4225亿美元），比沃尔玛少约800亿美元，可位列世界500强第二位，不仅超过国家电网、石化双雄，还是苹果公司的近两倍（苹果公司2017年营收2292亿美元）。

若以利润计算，供销总社2018年利润约合69.39亿美元，是沃尔玛（98.62亿美元）的七成左右，亚马逊（30.33亿美元）的两倍以上，比世界工业巨头西门子（66.67亿美元）还要略高。

值得注意的是，供销总社的定位是社会团体，并负有落地国家惠农政策的重要任务，其网点分散，遍布全国，偏远地区也有其身影，因此各项成本要远高于普通企业。

曾占据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35.5%

现如今，随着大型商场、个体商户、电商的快速发展，基层供销社的生存环境不容乐观。不过，在数十年前，供销社基本上是农村地区居民唯一可以买卖商品的窗口。即便是现在，不少农村人去商店买东西，还是习惯性地称其为供销社或合作社，虽然这些商店其实是个体商户所开。

供销社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曾是有垄断性的商业组织，执行国家政策，对农村物资、日用品进行供应，收购除粮食以外的农副产品及废旧物资。

作为一个“巨无霸”，农村供销社有庞大的经营网络，在各村庄开设许多门市部。当时，不少农民将其称为“鸡屁股银行”——把鸡蛋卖到供销社门市部，换回酱油、醋、盐、煤油、火柴等日用品。农村人家的废旧物品、农副产品，绝大多数都要卖到供销社里去，所需要的化肥、农药、油料，也要到供销社下属的“油肥组”买回来。

供销社里的正式工，都是国家干部或职工。当时的农民如果想“跳出农门”，一般要到供销社中工作，叫作“亦工亦农”，即生产队中还保留着名字，但也可以有一点现金收入。“亦工亦农”的待遇要远低于正式工，同工不同酬，还可能被轻易辞退，即便是这样，“亦工亦农”也是一个特权，干部家庭或他们的亲戚才有机会“亦工亦农”。

当时的供销社，甚至还有执法权。此前国家实行的是农资专营，供销社和工商部门联合执法，私自售卖化肥、农药、皮毛等农资产品，被供销社抓到，产品会被没收。

供销社在计划经济时代盛极一时。资料显示，当时加入供销合作社的农民社员占农户总数的90%以上。1978年，供销合作社商品零售额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35.5%；占农村商品零售总额的68.2%。“方向盘、听诊器、营业员，拿什么都不换！”这句顺口溜生动地形容了供销社的金饭碗。

当时有一部电影故事片《红色背篓》，以基层供销店为原型。在电影里，为解决山区居民买卖困难，供销合作社门店职工常年身背篓子，攀山越岭送货。1965年电影放映后，在全国引起共鸣，一时间，“红色背篓”享誉全国。

刘士余能否推动供销系统“混改”？

1985年以后，随着国家统购统销制度的取消，供销合作社失去垄断地位，经济效益骤降。1990年到2002年，基层社连续12年亏损。据统计，供销合作社全系统亏损额1994年为40亿元，1998年达到156亿元，1999年为134亿元。直到2000年，全系统才扭亏为盈，两年后，基层社止损。

经过多次系统性改革，供销总社依旧保持由国务院领导，目前下辖15个直属事业单位、25家主管社团和中国供销集团。其中，中国供销集团管理全资和控股子公司16家。

除了供销总社外，各省份也设有供销总社。这些供销社控股下的公司和普通集团公司一样，可以有上市公司。不少供销合作社还进入了资本市场，入股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等。

例如，安徽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通过旗下公司，控股上市公司辉隆股份（002556.SZ）；安徽、北京、重庆、湖北等省级供销社，则多次发行债券。

业内人士认为，供销社系统就目前的情况看，比较适合推进“混改”。

刘士余接任后，能否将供销系统“混改”推动？业界拭目以待。

 2019年第3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