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有两种力量，伴随着我们成长。一种是闯荡，吸引着人们前往外面的世界；一种是归乡，提醒着人们家的方向。

当春节的钟声敲响时，《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并未放下手中的笔、肩上的相机，而依然以媒体人的视角记录着家乡的发展和变迁。

在今年的记者回乡记录中，有面临诸多尴尬的东北、式微的乡镇供销社、脱贫的内地小城、逃离北上广的小镇青年，还有镜头下那浓浓的小城年味。

那是家乡的记忆，也是时代的印记。

新的一年又启程。只要前进的脚步不停歇，梦想就在前方不远处。

这届东北年轻人：不想回家，不想生娃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孙冰| 辽宁报道

编辑：邹松霖

在王虎（化名）家的年夜饭桌上，除了讲段子唠闲嗑，也会出现一个非常严肃而宏大的话题，那就是如何“振兴东北”。但今年对于这个话题，一向要慷慨激昂一番的王虎父亲却显得有些悲观，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家的年夜饭餐桌，已经从过去的三桌变成了两桌，而且有一半的小辈儿其实都已经不是“东北人”了。

“家里人越来越少，孩子们出去了也不愿回来，没人，这经济没个整！”王爸爸说。

孙彤 摄

东北人口已多年负增长

王爸爸的感受不只代表了一个家庭，统计数据证明了东北人口已经多年负增长，而且人口流失最为严重的恰恰是年轻人。

2016年，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曾透露，过去5年，东北三省人口净迁出约24万人。而来自中商产业研究院大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17年，东北三省常住人口共计减少了35万人；其中，吉林省常住人口比上年末净减少15.6万人，黑龙江比上年减少10.5万人，辽宁减少了8.9万人。（注：统计口径不同：净迁出人口数量和常住人口减少数量不是同一概念）

王虎的祖父母、父母以及家中大多数亲戚大都在国企工作，在这座几乎也没啥民营企业的东北城市里，这是非常普遍的情况。王虎的父辈们都经历过东北经济的辉煌，“共和国长子”的荣耀年代，也是这个家族的高光时刻。

“虽然我家在东北小城，但我小时候吃过的见过的，不比大城市里的孩子差，家里电器都是日本进口的；当时就一两万一件的皮衣、三四万的貂儿，家里也是有几件的；每年全家都会出去旅游，我五六岁就坐过飞机了。”王虎说。

王虎的家乡是个典型的资源型城市，盛产煤铁，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资源型的大国企效益都非常好，职工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自然也非常好，只要是国企子弟，看病上学都不用花钱，而且米面油盐甚至连汽水、冰棍儿厂里都发。身为80后的王虎，小时候赶上了一个辉煌的尾巴。“我高考考了个好大学，我爸妈的厂子还各奖励了几千块钱呢。”他说。

但之后，东北经济就开始一路由盛转衰，资源型企业更是日渐枯竭、辉煌难再，王虎一家也经历了倒闭破产潮、兼并重组潮、失业下岗潮，家里有几位叔叔姑姑辈的亲戚，要么被要求提前退休，要么被以很低的价格“买断”工龄（一次性支付到退休年龄的工资）。总之，无论名目方式如何，结局都是下岗，只有非常微薄的收入。

但即使这样，一个家庭还是会把所有希望和一切家庭资源都放在孩子身上。“相比我南方的同学，东北家庭普遍是更加重视子女教育的。还有一个不同是，很多南方同学会选择回家发展，有的即使在大城市工作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想回家。但东北的同学，却几乎都不愿回家。而东北的父母，也大多希望孩子考上好大学，去大城市发展。”王虎说。

子女在外工作是许多东北家庭的现状，他们不愿回家，而父母也觉得外面更好。王虎的成长经历是很多东北父母期望中的模式，王虎的父母也因此经常会收获亲友们的羡慕。他考上了名牌大学，之后出国留学，现在在一家世界500强的外企工作，定居北京。

“我现在生活小康，但就是个高级打工仔，是发不了财的。北上广机会虽多，但竞争也很激烈，我们这样没有资源人脉积累的‘新北京人’，要闯出什么名堂是很不容易的。很多南方同学希望回老家去找机会，这相当于‘降维攻击’，更容易成功。但我回不了家，因为东北更没有机会。”王虎说。

就像上一代创业者多是将国外的模式复制到中国，王虎认为，现在的创业机会很多就在于把北上广深的模式复制到二三线城市，甚至乡村，这就是他说的“降维攻击”。但王虎之所以说东北没有机会，一是因为官本位严重，营商环境差，从来就没形成民营经济能健康发展的土壤。“很多有背景的大老板都被揩油搜刮得血本无归，更不要说中小创业者。”他说。

二是没有人，年轻人不是不愿回家，就算回家了，也只愿意在政府部门和国企里面工作，民营企业根本招不到人才。“总有亲戚劝我从外企辞职，去考公务员。”王虎说。

《中国经济周刊》资料库

不想生娃的这届东北人

王虎家原来住在老城区，是父母分的房子，又小又旧。去年，王虎为父母在河对岸的新城区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河景联排别墅，地下一层地上三层，温泉入户，人车分流，前后庭院还有两个车位，一共不到200万。

“我们就两个人，你们只有过年才回家，不用那么大。”王虎的父母起初是反对的，但王虎比较坚持，他希望父母住得好一些，而且“这房价也太便宜了”。

王虎给亲戚们讲了北京房价10年涨了恨不得10倍的故事，王虎在北京的房子是一万多一平方米买的，现在已经差不多要10万一平方米。这些数字让大家瞠目结舌，因为家乡的房价虽有一些起落，但10年来也最多涨了一两倍，跟猪肉白菜的价格变动差不多，而近几年更是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甚至老城区还有一些下降。

“人都走了，年轻人越来越少，东北也没什么外来人口，房价自然上不去，越不涨也就越没人买。像我们这个小区，住的都是老头老太太，儿女不是在大城市就是出国了，有一些小娃娃会留在这边让老人帮忙带着，但要上学了，就会被父母接走。”王虎的妈妈说。

王虎说，像他这样的80后，确实有不少选择生二胎，尤其是那些本身就有兄弟姐妹的人，但他们并没有这个打算。“我们俩都是独生子女，不知道有个兄弟姐妹是怎样的感受，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长大也不错。再说，多生一个孩子，压力会大很多，妻子还有可能需要辞职在家带娃，生活质量会被严重影响，自己也更不敢去创业。”他说。

郭玲是王虎的堂妹，90后，她不想结婚，更不想生孩子。为了躲避春节家人亲戚的逼婚，干脆和朋友去了埃及旅行。王虎说，很多像表妹这样的90后，根本就连一胎都不想生。 “反正不在父母身边，叔儿婶儿也管不了她。二胎是多了些，但一胎少了。”王虎说。

现在的生育主体人群已经变成了80后和90后，他们是独生子女的一代。王虎是卡在计划生育实行的头几年，上大学后他发现，很多南方同学还是有兄弟姐妹的，但这种情况在东北是非常少的，即使是在东北农村。“东北的计划生育在全国是执行最好的。当年要是谁家违反计划生育政策，那可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不仅会影响提干、涨工资、分房子，甚至都有没了工作的风险。”他说。

如今，虽然辽宁省政府已经率先推出了涵盖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的鼓励生育二孩的奖励政策，但年轻人们显然仍不着急。这届东北年轻人，就是不想生孩子。

东北的问题会否成为全国性的问题？

人和人的迁移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或许宏观数据更能说明些问题：东北三省的人口出生率全国垫底，老龄化程度则全国最高，人口净流出率也是全国最高，人口负增长，尤其是劳动力人口负增长情况严重。

来自中商产业研究院大数据库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1.24%，但东北三省只有0.6%左右，远低于全国水平，也大大低于1%的国际标准警戒线，甚至比饱受“少子化”困扰的日本还低了近一半。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东北三省早已超过了这个国际标准警戒线许多。2017年全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1.4%，辽宁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4.35%，吉林为12.38%，黑龙江为12%。

虽然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人口出生率也很低，老龄化程度也全国居前，但外来人口数量众多弥补了劳动力缺口，加上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人均收入高，基本可以抵抗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压力。而东北三省并没有太多的外来人口，平均收入又低，经济不景气，养老金支付早已不堪重负，这些都使得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更加迫切。未富先老，这在东北已经不是趋势而是现实。

几十年以国企为主的经济体系，让一定要捧个铁饭碗的思维在东北根深蒂固，宁可去政府部门和国企赚两三千块钱，也不愿意去民营企业受累赚两三万块钱，这在东北是非常普遍的想法，而且家长和孩子都这样想。

“东北的城市化率在全国领先，计划生育年代成绩也最好，所以问题会来得更早、更突出。不知道东北出现的问题会不会以后成为全国性的问题。”王虎说。

 

一个乡镇供销社的兴衰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河南报道

编辑：周琦

2019年春节期间，记者回到了阔别一年的老家——河南省西平县人和乡。走在人和乡一条比较繁华的街道，除了感受浓郁的年味，蓦然抬头，一扇斑驳陆离的红油漆大门上方写着“西平县人和供销合作社”的牌匾，分外引人注目。联想到不久前证监会原主席刘士余履新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难免好奇：这个听起来充满计划经济时代印记，需要绝大多数的90后、00后咨询父母才能搞清楚的机构，在新时代经营得怎么样？

生产门市部的门店招牌，是一块老招牌，白底黑字扇形排列着。（《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 摄）

鼎盛

供销社几乎是和新中国同时成立的一个组织。1950年，供销社初建，担负起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重要使命。

可别小看了这个机构，在计划经济时代，供销社在各个村镇必不可少，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农机化肥，村民们都得到供销社采购。

人和的供销社和全国的农村供销社一样，在那个“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时代号召下诞生。

75岁的人和乡政协委员、人和供销社原主任张连甫是1971年进入供销社工作的，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的繁华和热闹场景。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建国初期，为了建立农村供销社，每个农民都积极入股，每人一块钱；成立供销社以后，年年分红，大家可以到供销社购买各种生活用品，无论是父亲吃饭喝的酒、下地干活用的犁耧叉耙，还是母亲做饭用的油盐酱醋、做新衣服用的针头线布，以及孩子们上学用的笔墨纸砚等各种学习用品，都可以在供销社买到，那时候也只能在供销社买到。

由于重要，人和供销社成立之时，自然占据着街头最好的位置——毗邻人和火车站。张连甫说，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处在去人和火车站的咽喉要道，不仅便于装卸火车，而且从这里往北乘坐火车去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各地，非常方便。

成立之初的人和供销社下设4个分部门：百货门市部，主要经营牙刷、牙膏、针头线脑、布匹脸盆；书店门市部，主要经营笔墨纸砚、书画文具；生活门市部，主要经营油盐酱醋、糕饼点心、香烟火柴煤油蜡烛；生产门市部，主要经营钉锤锹镐、犁耧叉耙、化肥柴油。

一个供销社，几乎成为计划经济时期农村乡镇的国营百货超市。

张连甫回忆，当年供销社地方不够用，在当时公社政府的调解下，人和供销社在京广铁路西侧购买了人和村第四生产队的10亩地，一亩90块钱。他们在那里设立了供销社仓库、办公区、供销社收购门市部，收购烟叶、萝卜、白菜等农副产品，然后通过火车运往外地，鼎盛的时候，萝卜芥菜堆积如山。

1982年和1991年，人和供销社两次扩张，先后购买了约6亩土地。建设了油库和新门市部。新门市部中的生产门市部招牌，还是那一块老招牌，白底黑字扇形排列着：西平县人和供销社，底部横行写着“生产门市部”。这块招牌的一个简化字“卩”（编者注：同“部”，二简字，已被废止），透露了它的真实年龄：40岁左右了吧。

衰落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供销社也日渐衰落。有人给供销社编过一个顺口溜：“院子大、房子破，一看就是供销社。”人和供销社也概莫能外，从之前的“风水宝地”变成了“死角之地”。

人和村村南方向开通了一个涵洞，过往车辆都从那里通过，老供销社门前从此“车马冷落”。再加上铁路一次次提速，旧火车站停靠的列车逐年减少，直至全部取消，这条街也日益荒凉。渐渐地，人们把旧火车站遗忘了，供销社也随之被人们遗忘了。

48岁的村民王洪周对人和供销社的兴衰有着自己的看法，“人和供销社之所以一代不如一代，一天不如一天，除了被日益兴起的个体经商户分食市场外，人和供销社还有一个先天不足的短板——距离漯河市太近，农民们去漯河购买东西很容易，严重影响了人和供销社的销售力。”

1996年，西平县供销总社要求全县的乡级供销社所销售的碳铵氨化肥零售价，一袋一律不能低于32元。张连甫暗中观察农民的购买趋势，当机立断，降价处理，一袋30元，卖！29.5元一袋，卖！最后一批，27.5元，也卖！

县供销社领导听说以后，马上派人到人和供销社兴师问罪，张连甫老老实实地对上级领导如实汇报了降价原因。

“人和供销社东边20里是漯河市邓襄寨供销社，西边20里是漯河市的空冢郭供销社，北边11里是漯河市农用物资批发大仓库，他们的化肥价格一个比一个便宜，我要是不见机行事，赶紧降价处理，我卖给谁？”张连甫说。

此时，张连甫已经意识到，随着供销市场的放开，日后乡镇供销社的日子会越来越艰难。

贱卖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外地人王兰敏锐地捕捉到了供销社的商机。人和公社生产的全部烟叶、棉花、萝卜、白菜、西瓜等，都要卖给供销社，很多人都排队等候收购，有时候要排两三天，甚至三五天，这些人的吃喝怎么办？

王兰敏的绝活“炸油条”派上了用场。最初用4根棍搭一个棚儿，生意就开张了。没想到，他慢慢地竟“炸”出来几间大平房。

那时候，像王兰敏这样，形形色色的小摊小贩纷至沓来，活跃在人和公社的集镇会场。到了上世纪90年代，人和村口的小卖部越来越多。受此影响，人和供销社日益没落，甚至有些资不抵债，濒临倒闭。

1998年以后，人和供销社新换了一个领导，开始和全国各地的供销社一起改制。他卖掉了人和供销社的3个门面房，总共卖了4.5万元。

有的供销社门面房则还没有来得及卖，就被当地村民占了。

“如果不是从中央到地方保留有供销社的建制，恐怕人和供销社也早被人稀里糊涂地卖光了。”村民王洪周说。

现在的人和供销社只剩下生产门市部和生活门市部在经营，这两个门市部也都承包给了个人。供销社的生活门市部，更名为“旺角超市”，生产门市部就在其旁边，两者占据的仍然是人和街的好地段，号称“旺角”。

供销社是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主阵地在乡村，很多农民，特别是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农民，在潜意识里还保留了对供销社全盛时期的印象。即便现在，他们也会习惯性地把去商店买东西，说成“上供销社去”。

“尽管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人和供销社’一度淡出了我们的视野。现在，我们热切希望‘人和供销社’能够经过重建，再度回到我们的生活中，给老百姓带来更多的实惠和帮助。”王洪周说。

 

一个中部小城的脱贫观察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李永华| 湖南报道

编辑：邹松霖

“每天轻轻松松就挣100多块钱，每个月就有3000多。”41岁的李寒英在2018年告别了多年在农村带孩子的日子，重新开始干活。不过，这一次，她不去田地里种菜种水稻，而是去离家约20公里的县城一家打火机厂上班。“每天早上坐车去，大概半小时就到厂里；晚上五点半下班回家，六点钟就到了。”她爽朗地笑着。

占全球70%市场的打火机

湖南邵东县砂石镇这偏僻的山村里哪来的通勤车呢？

李寒英解释：“我们这里很多人在厂里上班，后面那家人开一辆面包车，每天接送，4块钱一趟，往返就是8块钱。”

李寒英所在的邵东是湖南民营经济大县，经济活跃。她爽朗的笑声表明，这个曾经背着沉重经济压力的女人对现在的日子很满意。她算了一笔账，如今自己每个月能挣3000多，丈夫2017年学会开叉车，去了长沙一家冷库工作，每年也有五六万的收入。此前，这个家庭里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其丈夫打零工所得的并不稳定的钱。

她喜欢用“上班”这个词，并不用“打工”来称呼自己的工作。

李寒英所在的打火机厂，据她说有数千人。打火机制造正是湖南邵东的支柱产业之一。据当地媒体消息，邵东县是中国打火机出口基地，共有打火机企业112家，从业人员7.5万人，一次性打火机占全球70%的市场份额。2017年邵东县出口打火机超50亿个，居全国第一。不过，邵东县的打火机产业仍处于产业链低端，缺少自有品牌，设计研发能力也不强。

李寒英却不这么看。“我们厂里做的全是防风打火机，都是用来出口的，韩国来的金老板很厉害。”在她眼里，当地更多的普通一次性打火机更低端。

不仅是在城区的工业园内，打火机厂还分布于邵东各乡镇。例如，离邵东县城约25公里的团山镇2018年就投资建设了占地面积达608亩的打火机产业园。在此之前，当地不少村民在自己家里做打火机的试火、充气等工序，即便是70岁的老人每天在家里也能赚上四五十块钱。

看起来，邵东打火机产业正在向价值链上游攀升。

教育、医疗和“豪宅”

收入增长之时，李寒英家的日常开销却越来越少。曾经，子女教育开支是大头之一。2018年，她女儿初中毕业后不再上学，等着再大一点去上班；儿子12岁，“如果会读书，就供他读书；要是读书不行，过两年也就出来干活了。农村人就这样。”

治病是农村人曾经最为头疼的一件事。“最怕去医院，去一趟医院，钱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了。”邵东县流光岭镇的村民杨绍伟说，“不过，现在有农村医保以后好多了，在家里看病可以报销70%多，如果去长沙，报销就少一点，大概也能到40%。”

甩掉教育和医疗两大包袱之后，最大的一笔支出就是盖房子。

今年52岁的尹桂华刚搬进新家半个多月，“去年一年就在盖房子，累死了”。原本俊朗的他累得又黑又瘦，但心情很好。

房子盖了三层，还加盖了琉璃瓦的屋顶。每层面积约120平方米。一楼的堂屋是农村房子的标配，铜制的大门显得颇为气派，一进门极为宽敞，“六七十平方的样子，农村房子就是堂屋要大”，尹桂华说。尽管在城市人看来这样的大厅已然极为奢侈，尹桂华还是略有遗憾，“没地了，要是再大一点就更好。”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看到，不少新房子的面积均超过尹桂华这栋“豪宅别墅”，堂屋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也不稀罕。

更让人吃惊的是，邵东农村房屋的设计感与几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尹桂华是木匠，常年在外干装修工程的活。他说，“现在的房子第一就比谁的房子好看，要设计得好。”

高达10米的落地窗就是当地2018年新兴的时尚之一，拱券也是流行做法。这得益于工匠们不断提升的工艺水平。“10年前，要做拱券根本就没几个人会，现在的大师傅都会。大落地窗也是这样。”

房子从基建到装修共花了多少钱？尹桂华的答案是60多万元，“拉主体（工程）花了20多万，装修30多万。”

即便如此，尹桂华并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压力。干装修的他这些年一直是抢手的香饽饽，从来都不是他等活干，而是活计排队等着他，工资也是节节看涨。多年前，他还到外地去干活，最近四五年做工却不再踏出邵东县。“搞不赢，也不想去外面，在本地做，每天还可以回家睡觉，自己种点菜，吃饭也不花钱。”

他妻子则去邵东县城的一家箱包工厂打工，按他的说法就是去“打袋子”，按件计工资，手脚麻利又勤快的女工收入可以达到每月4000元左右。

邵东县箱包皮具产业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初，是中国箱包生产三大基地之一，家庭作坊式的企业遍地开花。目前，邵东箱包产业处于升级之中。

邵东县箱包服装进出口企业协会一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书包、背包和电脑包等细分产品中，邵东均占据全球产量的60%以上。“现在，我们正在积极承接广州花都箱包的产业转移，下一步的目标是打造世界第二个箱包皮具之都。”

尹桂华的“豪宅别墅”（《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李永华 摄）

好日子是闯出来的

在老家赚钱看起来并不难，费孝通先生理想中的“离土不离乡”愿景在当地民营经济驱动下似乎正变为现实，但还是有很多年轻人往外面跑。

正月初二，杨文带着一家人赶往湖南冷水江市。岁末和正月是他的箱包店生意最红火的时候，“20平方米的店子租金要18万元，就靠着这阵子的生意回本赚钱了，在家里实在坐不住，不去不行啊！”

正月初三，曾杰赶去长沙的蓝思科技上班。“听他说，去年底工厂效益不太好，开工资就难，去年上半年算上加班费一个月还有4000来块钱，不加班的话，只有2000多了。”曾杰的父亲说，希望儿子能在企业学会技术，留在长沙讨老婆。其实，他更想让儿子留在邵东学开挖机，或者开个小店铺，收入比打工强，可是儿子不想留在家里。

正月初六，村里顿时冷清下来。“年轻人都往外面跑，种田做土挣不了钱。”2018年退休的村支书李牛君说，“现在田土都荒了，一片片地长满了茅草。”种了一辈子地，他对此并不感到可惜，“邵东本来是个穷地方，人均两分田，就靠大家往外面闯。”

他干了30多年村干部，现在每月有200块钱的退休金。“去年底还做了退伍军人登记，估计也有一点补贴，自己在家里种点菜，不愁缺钱花。”

资料显示，邵东处于湖南衡邵干旱走廊，属于石漠化地区，曾是出了名的穷。同属于邵阳地区的另外8个县（区）都是国家级贫困县，为何邵东却甩掉贫困的帽子，变身民营经济强县，让当地百姓生活显得与众不同？

老书记这句“就靠大家往外面闯”或许是朴素的答案。

 

小城新貌：年轻人流失制约发展？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陈栋栋 | 江苏报道

责编：周琦

“我一直在苏南做建筑，但每次回家都能看到家乡的新变化，也想看看家里有没有合适的工作，打算回来发展。”春节回乡的秦枫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秦枫的感受是不少外出务工的江苏泗洪人的共识。他们既在国内发达地区谋求发展机遇，也在高度关注家乡的机会。县域经济的发展能给他们带去新的发展机遇吗？

       位于江苏泗洪投资40亿元的国家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已并网发电。（供图：泗洪县委宣传部）

泗洪连续多年举办新春招聘会帮助企业招贤纳士。（供图：泗洪县委宣传部）

从“快速发展”到“休养生息”

从宁宿徐高速出口下来，就是魂牵梦绕的故乡江苏泗洪了。首先映入眼帘的依然是绿油油的一片，那是苏北冬小麦一以贯之的底色，尽管经历了冬日的风霜，但生机不减。

泗洪县地处江苏西北、淮河下游，东临洪泽湖，西与安徽接壤，是著名的名酒之乡、螃蟹之乡、生态旅游之乡，也是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曾几何时，泗洪的标签除了“红色基因”，主要就是“贫困”。作为农业大县，县内多数居民从事农业生产，风险高、收入低。近几年来，泗洪的变化不小，企业数量快速增加。

泗洪县委书记王晓东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过去一年来，泗洪招引企业数量和计划投资额均大幅增长，吸引了100余家工业企业落户。其中，江苏霖飞环保新材料和泗洪绿色智造产业园等项目实现了单体投资30亿元的突破，投资40亿元的国家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并网发电，投资6.5亿元的溧河洼特大桥建成通车。

除了经济有了一定发展，泗洪的公共服务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在泗洪卫生健康局工作的陈国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感受最深的则是交通的改善。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青阳南北大桥，虽经几次改造，但桥面窄，严重影响车辆通行，时常造成交通堵塞。为此，县里决定拆除重建，计划于2019年通车的青阳南北大桥将让汴河两岸连接更加顺畅。

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泗洪因为“土地问题”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这几年，泗洪在存量资源上下功夫，还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国家园林县城等称号，这既让快速发展的泗洪得到喘息，也让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我还没怎么喝，饭局就结束了”

除了经济上的变革，泗洪的文化，特别是饮酒文化的变化也不小。

作为名酒之乡，泗洪当地聚集了洋河、双沟等众多白酒品牌。这些白酒在当地的消费量都不低，特别是到了春节期间，聚餐饮酒便成了家常便饭。推杯换盏间，过量饮酒经常发生。

正月初四开始，王军（化名）陆续参加了几场聚会。席间，大家对于酒的认知不再是“不醉不归”，而是更加注重健康饮酒和交流。他说自己深深地感受到酒文化的进步——几乎不再过度劝酒，大家“量力而喝”。

有意思的是，正月初四晚上，王军到县城参加一场聚会。“还没等我逐一喝完，聚会就已结束了，这让酒量不大的我尴尬的同时也觉得有趣，看来，酒量不大也可以很好地在泗洪进行社交了。”

伴随酒文化进步的是茶文化的兴起。聚会结束后，王军和几个同学意犹未尽，找了一家茶餐厅坐下来。这家茶餐厅的生意极好，王军等待了大约20分钟才有了一个不大的小房间，勉强容纳7个人。

“也许是因为供不应求，这里的消费价格不菲。平时二三十元一壶的茶水售价高达200元。尽管如此，客人依然爆满。”王军告诉记者，过去交通不发达，与外界联系不够频繁，相对封闭，人们接触外界的机会也不多。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去，更多现代元素涌入县城，茶餐厅就是一例。

春节期间，记者还走访了县里陈圩乡，发现不仅数十家大中型超市及农贸市场正常营业，而且种类极为丰富。遥想曾经的春节，人们都要准备大量的年货，很重要的原因是为数不多的几家小超市要关门歇业。

物资丰富还有一个重要表现是小汽车进入普通农民家庭。记者粗略统计，农村车型大多以经济实用为主，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如北京现代等品牌，县城里的车型则相对高端一些。

物资的丰富靠的是物流的畅通和人们的艰苦奋斗。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当地很多人在政府的引导下，积极干事创业，除了外出务工，还有通过螃蟹等水产养殖取得了较好的收益。

年轻人外出增多，本地一度招工难？

不过，产业的发展一度导致泗洪出现“招工难”的现象——尽管县内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但很多人还是习惯性地前往苏南等工资较高的地区务工，造成本地劳动力的减少。

为此，县里每年都想方设法吸引劳动力就地就业。在2月7日举办的新春招聘会上，据称有1万个职位进场招人，涉及服装纺织、机械电子等多个行业。这让一直在苏南从事建筑生意的“90后”秦颖有些心动。

“我一直在苏南，但听身边人说，家里这几年发展很好，也想看看家里合适的工作，打算回来发展，泗洪的机会也不少，关键看自己能否发现。”秦枫说。

大量人员外出务工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留守儿童增多。在陈圩乡西陈居，就有不少儿童由爷爷奶奶看护，父母外出务工。随着当地产业的发展，上述状况应该能得到改善.。

不过，担任支付宝泗洪城市经理的莫伟并不乐观。他发现，连续几年的三四月份都是当地中小商铺转让的高峰。“因为过去一年不赚钱，要谋求转型。主要原因在于，春节时的一时繁荣抵挡不了其余时间的不景气。”

“这些商铺的主要消费人群年龄在20～45岁，他们春节后大多外出务工。”莫伟分析，未来外出的年轻人可能会增多，因为人们更加向往城市生活。这给像泗洪这样的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我的表妹是网红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侯隽|郑州报道

责编：周琦

每年回家过年的保留节目就是家庭聚会，吃香喝辣侃大山，虽然有的时候会全程尬聊，但是信息量之大，能成为全年家庭群里的话题。2019年最劲爆的消息就是亲戚里面出了一个网红，她就是我表妹。

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拉近了小城市和一线城市的距离，让不少小镇青年不再为逃离家乡焦虑。（《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逃离魔都的生活

大年初二是回娘家的日子，也是大家族的聚会party日，在开封的表舅一家每年都会开车来郑州和我们聚会，每一次谈起表妹，舅舅和舅妈就有说不完的话。

表妹是上海中医药大学毕业的，毕业后在魔都漂了4年，先后在私立医院当过营养师、在药企当过医药代表，在30岁大限快到的时候被舅妈苦苦相逼，告别魔都，回到当地的一所大学当了老师。令人感慨的是，她在回家一年之内经历闪婚再闪离的“狗血人生”，之后年年春节都出国旅行，坚决不参加家庭“负能量party”。

“她今年不再出去胡逛瞎玩了，在家里搞什么直播，你们见了一定要好好说说她，不能因为父母让她回家就永远这么任性下去。”舅舅说。

从上海回到家乡之后，表妹在相当长的时间都不适应——她认为自己虽然人回来了，但是心却在魔都。在和我的聊天中，表妹不止一次吐槽心中的纠结和苦闷。

“上海和开封中间隔了一个光年，在这座结婚年龄普遍偏早的小城里，我妈都不明白我在相亲市场上几乎等于下架了，要不是太焦虑，闪婚闪离这样的悲剧也不会发生。”表妹其实很冷静。

她的郁闷在于，一开始她很难融进当地的同学、同事中，她觉得那些人的生活就像程序一样，按照事先编辑好的步骤运行，结婚、生子，不用担心收入、房租和未来。

除此之外，表妹的生活并没有因逃离受到影响。她依然可以挑个周末，坐着高铁去上海看自己喜欢的演唱会，甚至还偶尔到北京逛逛故宫，看一场我在北京都没买到票的话剧。

表妹的化妆台和直播用的口红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侯隽 摄）

表妹的化妆台和直播用的口红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侯隽 摄）

三线城市的美妆博主

日本的蛇毒眼膜、Marcheur三色遮瑕膏、“男神收割机”NARS双色眼影盘，3年不参加聚会的表妹一反常态虽然姗姗来迟，但是给大家都带了礼物。

从街知巷闻的玻尿酸，到速成热门的烟酰胺，从蔡徐坤雀斑妆，到王一博玫瑰眼妆，谈起她的美妆事业，她滔滔不绝，全是新鲜词汇和网络最红的话题和人物。

“以前我只想着诗和远方，一直把自己看作一个叛逃家乡的人，并以这种行为为荣。经过3年的纠结挣扎，我发现这里的一切都在与大城市看齐。房价噌噌地往上涨，新的商场和购物街层出不穷。人们出门开车代步，即使在某个繁华的路口堵20分钟也在所不惜，我都恍惚是在上海还是在开封。”表妹语速飞快但语调平静。

离开上海后，网络变成了表妹和外界最主要的桥梁。网络视频的兴起，为她提供了和朋友更多元的互动途径。一开始她只是上微博，主要看段子和美妆博主的内容，因为美妆是她的爱好，医学教育背景让她分析化妆品成分也头头是道。

接着，她开始用映客直播、快手等平台来播出自己的美妆过程，展示自己学习古琴的进展，与闺蜜们的出国游、聚会以及各种精致的妆容。

慢慢地，她开始直播聊自己喜欢的美妆博主、抢不到的网红单品、想尝鲜的小众护肤品，逐渐积累了几十万粉丝。目前，已经有好几个品牌主动上门寻求合作，希望她能直播给粉丝们“种草”，帮助品牌带货。

“中国年轻人都越来越爱美了，以前开封的姑娘们都是去郑州买衣服、大牌化妆品，现在随着社交媒体与电商结构的成熟，让三四线小镇青年们可以更自如地获取美妆信息，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电商平台买到尚未下沉到当地市场的一些高端品牌。我觉得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提速的高速列车不仅缩短了时间，也缩短了小城与北上广的心理距离。”表妹说。

她告诉我，这3年，“再回到上海”已经成为越来越遥远的梦想，“有时候我会不断问自己还能否熬得住在上海那种空巢青年的感觉。每天上下班就要花两小时。如果不和朋友住一起，可能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一个星期至少有七八顿在便利店吃着一人食。买不起房子摇不到号，对这座城市永远没有归属感，总感觉终有一天将要离去。”表妹说。

也许美妆博主只是表妹人生的一次尝试，但她终于不再为逃离北上广或逃离家乡焦虑。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生活方式都不再像我们在学生时代做的单选题或者判断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父母在人民广场替我相亲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宋杰 | 上海报道

编辑：邹松霖

那首网红歌曲《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讲述了女孩在人民广场苦苦等待男孩，男孩却没有来赴约的爱情故事。

而在上海人民广场内的人民公园相亲角，同样关乎爱情。有这样一批家长，撑着伞等待着儿女们的另一半。

没有人发起，更没有人组织，这个相亲角“一开”就是10多年。小路的两旁撑开的雨伞一字排开，一眼望不到头，伞上贴着纸写着征婚信息，伞后坐着征婚者的父母，这就是人民公园相亲角周末或节假日最常见的一幕。

一把伞一个摊头（《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宋杰 摄）

人民公园相亲角正门（《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宋杰 摄）

父母替子女相亲 有车有房再往下谈

大年初四，《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去了大名鼎鼎的人民公园相亲角，心头记得好姐们儿E小姐的嘱托，希望能帮她找个灵魂伴侣。

虽然有所预期，不过场面之热闹还是让记者大跌眼镜……黑压压的全是人，而且基本都是父母来为子女相亲的。记者粗略统计了一下，差不多能有百余张白纸，每一张白纸上面都写着自己子女的信息以及对另一半的要求等等。

看到记者，很多阿姨涌了过来：“小姑娘几岁啦，结婚了吗？”还有号称是公益相亲群招募的，让记者扫一扫入群，“不过为了对群友负责，你必须要告诉我你的个人信息。”这位群主对记者说。

这里几乎没有年轻人，多为中老年人。伞后与伞前的父母相互交流试探。征婚启事上没有提到房产的，会被问到结婚后住哪儿？征婚启事上各方面都优秀的，会被问为什么那么好却还要走相亲这条道？“新上海人”还会被问及家庭状况，比如几口人在上海等。

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有房有车成为相亲双方话题进一步深入的前置条件。

“1986年，陆家嘴金融男，收入佳，‘这个收入佳’是多少，可以说说哇啦？”上海阿姨开口就问男方父母收入问题。“一年40万元有的。”“哟，那是不错的，都不错，就可惜了‘短暂婚史’这条。我们家女儿没结过婚。估计不会愿意。”

 “寻缘”的父亲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宋杰 摄）

优质男要求女方有绿卡

“白纸”上留有联系电话，如果双方家长感觉都不错，相互留个电话回去后让子女继续聊。

逐条书写出来的“征婚启事”尽量将相亲者包装得体面又优秀。记者发现，优质男对女方的要求也不低。

“上海男，1980年身高183厘米，硕士，在英国工作，英国有房子，要求女方本科，1984—1988年，身高165厘米以上，上海人，在英国工作，品貌佳。”

“男，1988年出生于浙江，高中、大学就读于上海，并在上海有房，身高175厘米，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获硕士学位，已移民澳洲，收入中上，要求女方1988年后出生，身高160厘米以上，学历相当，持有澳大利亚绿卡。父母齐，阳光贤惠的优秀女士。”

现如今为了提高相亲成功率，千奇百怪的噱头也不少。就有人在白纸上写明“愿意做上门女婿，或有需要照顾养老收养为义子也可以。”

或许有人注定要单着

1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了2018年中国人口数据。数据显示，2018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3953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30万人，直逼14亿大关。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从性别结构上看，男性人口71351万人，女性人口68187万人，男比女多3164万人。

另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健康体育发展中心曾发布《中国逼婚现状调查报告》，其中显示，逾七成受访者曾被父母催婚；25至35岁的单身族压力最大，86%的受访者被催婚，女性比男性高6%。

每逢佳节被逼婚，又到一年春节时。“逼婚”，已经成为单身年轻人回乡过春节所面临的最艰巨的问题。大龄单身女青年的年关，总是比一般人要难过一些。

在人民公园相亲角，记者发现，决定女性价值的前三项是年龄、职业和学历。25岁是第一个坎，被假设有“剩女”的标签。30岁是第二个坎，意味着失去了相亲市场中的主动权。至于35岁还徘徊在相亲角的女性，或许只能靠职业与学历来弥补对方对你的价值评估了。

我的好姐们儿E小姐年初五这天在朋友圈发了一个真实的“段子”，“剖析”了85后男女青年为何剩下的原因——

有个老哥，1985年人，身高182厘米，长相可以，条件可以。我俩都是感情上的“困难户”，认识挺多年了，每年也见不上几面。赶上年节，我俩凑到一起，酒过三巡，互相交底：咱俩各自落单“困难”这么多年了，咋就没想过凑合凑合“共同富裕”呢？我告诉他，“你吧，长得还行，条件也行，但1985年的，为啥还单着？我总觉得，要么是生理或者心理有问题，要么是情场老手阅女无数。和你？不行！不行”。他回答我，“你呢，长得凑合，条件也不错，但一直连个男朋友都没有，我猜，肯定不是脾气不好、难搞，挑剔，就是爱玩，谁娶谁头疼，不行！不行”。

 

小城的年味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肖翊 | 福建摄影报道

编辑：邹松霖

你也觉得年味越来越淡了吗？

那些陷在沙发里的老人，嗑瓜子聊天的中年人，眼睛盯着手机屏幕的小年轻，大概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对啊，过年越来越无聊了。”

从九零后的青年到年迈的老者，几乎全体中国人都无比怀念“过去的”春节，怀念大年三十夜里十二点的饺子，怀念和兄弟姐妹们逛公园赏花灯，怀念在拥挤的人潮中被父亲举在肩上看民俗表演，怀念那些没有手机、电脑，一声鞭炮、一颗糖就很满足的新年。

消失的年味，忘却的仪式，正在不少地方悄然回来，并添了些许改变。

我出生的小城龙岩，不知从哪一年开始，从除夕到正月十五，三十多场民俗活动轮番上阵，为节日添喜增福。其中更有政府拿钱举办的新年“乡村狂欢节”。游子回家，驻足凝望，在民俗活动中寻找年味，感受经济发展给传统民俗活动带来的变化。

当家家户户开始写春联，贴福字，春节正式拉开帷幕。从外地陆续赶回故乡的孩子，在年夜饭前承担起贴春联的任务。

传统年夜饭，“无鸡不成宴”。吃鸡成为饮食习俗，也许因为鸡代表着吉祥、欢乐、美好、诸事遂心的祝福之意。

小城的玩具论斤卖，莫非玩具厂家也在去库存？

连城县罗坊镇的“走古事”被誉为“山区里的狂欢节”。“走古事”，要挑选体壮胆大的男童数名，按戏曲装扮，身着戏袍。“现在生的少了，出去打工的都留在城里不回来了，挑个合适的孩子都不容易。”在宗祠里的化妆师傅说。

每年农历正月十一，上年结婚的卢姓青年男女披红挂绿，在一群男女青年的簇拥下，来到林婆太墓地前，由一个手持“优生贵子”棒，多福、多寿、有威望的族长给新郎新娘“打新婚”。

因为都是乡里乡亲，哪怕演奏到一半，也可以停下来先回个短信，再接着演出。

2012年，姑田大龙以791.5米有效成绩创下最长游行花车吉尼斯世界纪录。大龙在田垄间旖旎下山，穿过高速公路为这个村庄留出的涵洞，登上对面山堡入城去，引爆这个客家山村的元宵节。（摄于2012年）

汀四都镇渔溪村，村民们就在上演着这一有着500多年历史的传统民俗活动——打菩萨。现在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只有到春节了才回来，这样规模的活动也只有在春节才能举行。

正月十三晚上，龙岩市连城县北团镇下江村，点亮蜡烛的龙头在锣鼓声中从江氏老祖祠出来，到每家每户门前点头祝福。晚上8点多，家家户户由男孩扛着一张装有两盏灯笼的板凳聚集到主街上，把每家的板凳连接起来，组成一条200余节、长300余米的板凳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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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3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