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宋杰
在贵德水文站采访,记者正赶上水文业务培训。场边围了一圈人,大多是男孩子,两个小姑娘挤在当中。
一位姑娘叫隋心,2025年入行,家在山东,黄河入海口。她考到了海拔3600多米的久治水文站,刚去时因为高原反应,睡不着、喘不上气。
“3600米以上海拔的水文站,只有我一个女生。”她说。测报、报账,站上的活儿她都会,一年下来,课本外的东西学了不少,父母从担心变成了支持。
另一位姑娘是来自唐乃亥水文站的兰欣萌,家在西宁。她说,小时候眼里的黄河,水比现在急,比现在黄,河岸光秃秃的,没什么树,风一吹黄土满天。这些年,她看着门前的黄土坡渐渐染上青绿。
看着她们,记者总会想起在这条河边熬过大半辈子的老一辈水文人。

隋心(右)和兰欣萌 本刊记者 宋杰I摄

蔡建生 本刊记者 宋杰I摄
坚守水文站的日子
1977年,谢会贵从开封的黄河水利学校毕业,一头扎进玛多,海拔4200多米,一守30年。
那些年,有一条狗总陪着他,守在水边。1989年春节,他和同事留守鄂陵湖,大雪封山,年货送不上来。两个人在空旷的无人区抱在一起,放声大哭。还有一次在湖面测流,脚下冰裂,两人拼命后退,才捡回一条命。
他落下一身毛病,常年穿着妻子做的护膝;出车补贴、困难补助,他没领过一次。组织上想调他走,他说,再艰苦也得有人坚守。
黄委上游水文水资源局办公室主任吴兴对我说,谢会贵一直保持着老一辈的敬业劲儿。每当记者去采访,他总摆手,说没什么可写的,平常每天这么干活。
门堂水文站的陈斌华,驻站20年。过去站上没电,冬天烧牛粪取暖,他每天一手摇发电机、一手拿对讲机报数据;大雪封山、断了菜,就砸开冰面,捉几条小鱼烤着吃。他常做的,是站在院门口望着那条通往山外的小路,等同事捎来米面和菜。那个水文站2020年通上电了。
还有党连学。1992年,27岁的他调到唐克水文站,站房破旧,屋顶漏雨。一个夏天,夜里下大雨,几间屋子几乎找不出一块干爽地方,他抱着铺盖转来转去,最后寻到一处不太漏雨的角落,将就了一宿。这一夜,在他记忆里深埋了几十年。
老一辈水文人的日子,是靠一条船、一把算盘、一部电台熬过来的:测流要上船,测水温靠人工,数据靠算盘算,报汛靠电台喊话,条件十分艰苦。但也正是这些看起来近乎原始的“笨办法”,一点点拼凑出了黄河最初的水情底稿。
屏幕前的守河人
1981年9月19日,贵德水文站实测到建站以来最大洪水,流量4900立方米每秒。那是蔡建生出生后的第12天。
40年后,2021年9月,蔡建生被调到贵德水文站当站长。站在测验断面上,他对记者说,自己这辈子和这条河像是早就绑在了一起。
他是在黄河边长大的。小时候,河上只有一座浮桥。“老一辈家里柴火没了,都是挤着浮桥过去,捡完柴火背回家烧。”蔡建生记得,家里那时有一头骡子,父辈赶着骡车过桥,到对岸种地、捡柴。
2004年,蔡建生参加工作,干的就是水文。最早在享堂水文站,后来到西宁勘测局,再到循化水文站一干就是8年,2021年到贵德水文站。20多年里,他最直观的感受是,新科技来了,测流、取沙的老法子彻底变了。
刚工作那会儿,测验全靠一条船。“我经常要上船,人上船才能完成这些工作。”过河取沙、测流,都得上船操作。
如今,贵德水文站已经换了模样:雷达水位计每6分钟自动采集一次水位数据;在线光电测沙仪可以实时监测含沙量;视觉测流系统通过摄像头拍摄水面波纹,再用算法算出流量,实现流量在线监测;无人机、无人船在岸上操作,就能完成流量测验;利用搭载RTK高精度定位的无人机激光雷达(LiDAR)获取点云数据,构建地形三维模型。
“现在,我们已告别测船。”蔡建生说,人上船的影像,已写进“历史课本”。
今年站上建起数字孪生平台,这套和黄委山东水文水资源局合作的系统,把断面上下7公里的地形做成模型,可模拟上游发生洪水过程时贵德水文站水会淹到哪儿、流速多大等情况,为防汛工作打好“提前量”。
模型还接入上下游站的数据,提前掌握水情,防御也就有了底数。
过去靠人上船、下河、打算盘,现在很多工作坐在办公室看电脑就能完成,数据更连续、更及时,人员也更安全。
采访当天,站里还有4名年轻职工集训,备战全河水文勘测技能竞赛,练的是RTK地形测量。蔡建生在一旁指导,像看到20年前的自己。
蔡建生的父辈讲过1981年那场水:当时龙羊峡还在施工,水位逼近警戒水位,贵德人往南山避险。如今水库统一调度,龙羊峡根据调度要求随时调整库容,“不像以前,上面来多少流量,下面就是多少流量”。
蔡建生守的,是让父辈逃过难的那条河。现在河水清流,数据每6分钟跳一次,往黄委上游水文水资源局传。蔡建生身后,更年轻的人也已经跟了上来。
这些年,设备换了一茬又一茬,记者站在雨量场边,看着两个姑娘认真的样子,似乎看懂了大家说的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