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侯隽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作为一名记者，我有幸参加长征路沿线的采访。出发前，心里还存着一个个人的愿望——我的爷爷是一名红军战士，他于1933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随所在部队长征，经历了爬雪山、过草地，1936年胜利到达陕北。按年龄推算，他踏上长征路时，只有14岁。

爷爷生前不苟言笑，格外严肃，家里第三代对他的了解并不深。随着老一辈陆续离开，爷爷的故事只能靠几张模糊的老照片去拼凑。这次，我想沿着长征路走一段，希望在平行时空里，和爷爷打个照面。

本刊记者 侯隽I摄

感受万里长征的分量

我的第一站是贵州遵义。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员详细介绍了长征路线，我第一次真正理解爷爷那段经历的分量。

站在展板前，我试图辨认那条行军路线，想象14岁的少年会是什么心境，他的脚步落在哪个坐标。就在那一刻，忽然意识到：爷爷的沉默，或许不是不想说，而是说不出来。有些经历，只有走过的人，才懂它是什么分量。

在遵义红军烈士陵园，我沿着316级石阶往上走，风过松枝，沙沙作响。走到当地百姓尊为“红军菩萨”的龙思泉烈士长眠处，铜像上系满了群众自发挂上的红绸，摆满了月饼、鲜花等。

龙思泉是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二营卫生员，牺牲时只有18岁。彼时队伍紧急转移，他因连夜给乡亲看病没能归队，在追赶队伍途中被敌人杀害。百姓含泪把他葬在桑木垭，却不知道他真实姓名，只能唤一声“红军坟”“红军菩萨”。

讲解员说，那身红绸，一系就是几十年。至今仍有老人带着自家酿的米酒来祭拜，念着当年龙思泉走村串寨免费给穷人治病的恩情。

在仁怀市鲁班红军烈士陵园，两代退役军人接力守陵半个多世纪。守陵人刘付昌没有工资，常常苞米饭配南瓜汤，一背篓一背篓往山上运砖，亲手栽下千余棵松柏，扫坏上千把扫帚，讲红军故事3000多场，一直讲到96岁去世。后来郭德刚接过接力棒，把家安在陵园门口，几十年如一日，守着146位忠魂。

在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讲解员讲起钟赤兵将军的故事：1935年2月娄山关战斗打响，时任红三军团第十二团政委的钟赤兵率队冲锋，右腿被子弹击碎。没有麻药，没有像样的器械，医生只能找来一把砍柴刀和半截木匠锯。半个月里连做3次截肢手术，整条右腿从股骨根部截去。伤好后，组织想把他留在老乡家养伤，他不肯，说“就是爬，我也要跟上部队”。他爬雪山、过草地，凭一条腿走到了陕北。1955年，钟赤兵被授予中将军衔。

一路走下来，我强烈感受到红军将士一次次斩关夺隘、跳出重围，在绝境中创造的奇迹。长征精神不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化作目中所见、胸中可感的信仰力量。

长征精神从未离开

在贵州采访完这一程，采访本上记满了地名、人名、日期，拍了不少照片和视频，但真正让我久久不能平静的，是很难记录的瞬间。

在遵义红军烈士陵园，一位讲解员讲起龙思泉的故事，她声音沙哑了，但是她的问题一直在我耳边回响：90年了，是什么让一个人愿意走几十里山路，只为给一个素不相识的红军卫生员系上一条红绸？

在仁怀市新田村无名红军烈士公墓前，我忽然有些明白了。百姓记住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长征精神里要紧的一条，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在绝境中始终保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底色。红军帮过人民，人民便不肯相忘。

返程途中，司机大哥特别骄傲地指着远处正在收尾建设的天门特大桥对我说，这座桥将成为峡谷地区世界第三高桥，也是全球最高双向六车道钢桁梁悬索桥，通车后峡谷两岸的行车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到15分钟。

“当年红军翻山越岭的险路，现在都是坦途。”司机大哥说。

90年过去，硝烟散尽，但长征精神从未离开。这次重走长征路，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

在平行时空里，我没能找到爷爷14岁时的确切脚印。但在贵州的山坳里、松林间、石阶上，我仿佛和他打了个照面：他沉默地站着，身后是红军艰辛跋涉的来路，面前是90年后换了新颜的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