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宋杰

本刊记者 宋杰I摄

采访出来，于都河上已经亮灯。

记者搭雷斌的车去罗坪社区。他50岁上下，手机响个不停，都是辖区小服装厂消防巡查的事。车过集结大桥，他抬手指了指河面：“当年红军就是从这一带过的河。晚上架浮桥，天亮前拆掉。”

到了社区，记者才知道，他是罗坪社区应急管理员，也是一位红军烈士后代。

他从手机里翻出几张照片：烈士陵园的名字墙上，刻着“雷福生”“雷泰西”。那是他的两个爷爷。爷爷家六兄弟，老大已经成家，老二留在家照顾老人，老三、老四、老五、老六都参加了红军。老三、老四牺牲在长征路上，老五、老六负伤失散，一路从四川方向走回于都。雷斌的亲爷爷是老五，回来后一直务农。

“家里有两张烈士证，上面写着‘北上无音讯’。”雷斌说，小时候不懂这几个字的意义，后来才知道，很多人连名字都没留下。

1934年10月，中央机关、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集结于都，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于都先后有6.8万人参加了红军，1.7万于都子弟参加长征。

新中国成立后，能找到姓名的只是很少一部分。雷斌每年都带家人去烈士陵园，看到墙上名字，儿子有一次问：“这是我们家的人？”

他说“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老辈人跟他讲过长征路上的苦，脚上起泡，草鞋几天就烂。“他们那一代人，就是跟着队伍走。我们这代人，要把日子过好，也要把该守的守好。”

罗坪社区是安置区，辖区里有一二十家小服装加工厂，厂房不大，十几个人，大多是附近带孩子的妇女，剪线头、踩车位，一个月能挣四五千元。人多了，安全的事就细碎：消防通道、灭火器、卷闸门、防溺水、山洪点，他都要巡查。

“红军出发时，于都河上没有桥，靠渔船和老百姓家的门板、老人家的棺材板、床板架起浮桥。现在，河上已经有了5座大桥：红军大桥、长征大桥、集结大桥、渡江大桥、胜利大桥。”雷斌说，这一串桥名串起来，就是于都人刻在记忆里的长征路。

他每天在社区里巡查，听着小服装厂的机器轻响，看着孩子在楼下追跑，老人坐在门口择菜，心底总觉得格外踏实。

长征永远在路上。对于都人而言，先辈渡河赴险，是为后辈拼出安稳前路；而今人守好每一处细碎日常、担好每一份肩头责任，就是对革命先辈深情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