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站在这个时间节点回望，中国制造走过的，是一代代中国人不断补齐工业基础、突破技术瓶颈、走向世界、勇攀顶峰的77年。

今天的制造能力从何而来？那些曾经的“第一次”又如何积累成今天的完备工业体系？

本文从一辆“解放”牌汽车讲起，沿着中国制造的足迹，回顾这段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工业历程。

本刊记者 杨琳

1956年7月13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墨绿色的卡车驶下装配线，它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解放”。

那一天，12辆解放牌汽车浩浩荡荡驶向长春街头。成千上万人站在道路两旁，争先目睹国产汽车的风采。人们不断向车队抛撒五彩缤纷的纸花，没有纸花的就拿高粱、苞米、谷子往汽车上抛撒。

人们热情洋溢地歌唱着收获成果的时刻。“五十岁的老司机我笑脸扬啊，盼星星盼月亮啊，盼的那个国产汽车真就出了厂。”

几十年过去，解放牌汽车已成为中国工业记忆中的一个坐标。今天的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4.7万亿元，占全球比重已接近30%，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

当年长春街头的汽车，已经驶向更广阔的世界。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62.6万辆和1649万辆，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

一辆汽车，见证了一个工业体系的起步。此后的70余年，中国制造开启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工业进程，一代代中国人把“造出来”变成“造得好、造得强”。

从一穷二白建立工业体系

1953年7月，中国第一座汽车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吉林长春奠基，毛泽东主席亲自为一汽奠基题词。

此后，来自天南海北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上万名建设者来到长春，投身这项新中国工业建设的重大工程。一汽集团原副总经济师冯云祥回忆，20世纪50年代，条件十分艰苦，但是没有人掉队。“当时有个信念，就是要建设中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厂，一切都为了这个。”

3年后，国产解放牌汽车诞生，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

一辆汽车驶下装配线，背后是一整套工业体系开始运转。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工业基础极其薄弱。上海、东北以及西南部分地区虽然有一些近代工业，但总体规模有限。工业门类不全，许多现代工业所需要的基础能力十分欠缺。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工信部国家工业遗产评审专家严鹏举例说：机床被称为“工业母机”，是制造机器的机器。那时，中国虽然有一些机器厂具备制造能力，但专门生产机床的厂家很少，尚未形成独立、完整的机床工业。这个细节能说明当时中国工业的处境：有一些工厂和技术，却缺少能够彼此支撑的完整体系。

造汽车，要解决的不是汽车本身，而是汽车背后的钢铁、机械、能源以及各种配套工业。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代表，一批重大工业项目陆续展开，钢铁、能源、机械装备、汽车、航空等过去薄弱的工业门类，被一项项补起来。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就是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沈阳第一机床厂等一批关键项目相继建成投产，航空、电子等新兴工业开始建立，核工业、航天工业开始起步。5年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

“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基础薄弱，‘一五’计划构建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框架，为我国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黄群慧说。

“尤其是156项重点工程，相当于把工业‘地基’给打好了。”严鹏说。

第一批不锈钢出炉、第一批汽车下线、第一辆拖拉机出厂、第一座长江大桥修建……“一五”期间的工业生产成就，远超过去的100年，在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地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改革开放让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

这一年，在广东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大队，一座简易厂房里，20多名村里的年轻女性成为香港怡高发热线圈厂的第一批女工。香港怡高实业公司带来订单和原材料，村里提供厂房和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外销。

香港怡高发热线圈厂因此成为国内第一批、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在今天看来，这样的生产方式并不复杂，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它打开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工人开始按照市场要求控制成本、保证质量、提高效率。中国制造通过香港这个窗口，接触到国际分工体系。

同一时期，福建福清高山镇一家濒临倒闭的乡镇水表玻璃厂，被曹德旺承包下来。当时，汽车玻璃主要依赖进口，曹德旺通过引进设备、摸索工艺，逐步进入汽车玻璃市场。

1987年，福耀玻璃正式成立，一个乡镇小厂由此成长为全球汽车玻璃的重要供应商。

同年，任正非在深圳创立华为，创业资本为2.1万元，从事通信设备销售。随后，华为逐步从代理销售转向自主研发，并逐渐在通信设备领域站稳脚跟。任正非后来回忆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华为的发展。“深圳1987年18号文件明晰了民营企业产权。没有这个文件，我们不会创建华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中国自此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开始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外商投资企业不断进入，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被激活，中国制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已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并培养了一批工业技术人才，这为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严鹏介绍，改革开放后，中国一方面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快追赶世界制造业水平；另一方面，实行市场经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民营企业大量涌现。在市场竞争中，企业逐步成长，企业家精神得以激发。

“企业如何创新、如何竞争，都需要相应的机制保障。市场经济提供了这样的机制，这至关重要。”严鹏说。

这种活力很快转化为工业规模的跃升。1992年，中国工业增加值首次突破1万亿元。工业保持较快增长，中国制造走向更加丰富的供给。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产业体系。

“出口导向型制造业部门由此获得了重大机遇。广阔的全球市场降低了中国的进入成本，生产要素成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出来。”黄群慧说，“这也带来了新的技术、资本、制度理念以及管理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对中国工业做大、快速增长以及规模扩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美国，之后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全球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第一。

迈向高端：中国制造向上攀登

2017年6月，北京南站和上海虹桥站，两列“复兴号”驶出站台。中国标准动车组首次在京沪高铁双向首发。

2023年5月，上海虹桥机场，C919大型客机腾空而起，开启全球首次商业载客飞行。

2023年7月，福建海上风电场，全球首台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并网发电。

2024年1月，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开启商业首航。中国成为少数几个具备大型邮轮建造能力的国家之一。

……

成为“世界工厂”之后，中国制造并未停留在低成本、大规模生产阶段，而是逐步向高端装备和完整产业链迈进。

“这是多方面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严鹏说，产业创新与突破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建立在长期积累基础之上。

经过几十年建设，钢铁、机械、电力、化工、电子等一批产业逐步建立起来，工业体系“骨架”不断完善。改革开放后，庞大的市场需求、全球产业分工和技术交流，又推动这个体系不断扩张、升级。今天，高铁、大飞机、新能源汽车、大型船舶等一个个复杂产品的背后，是材料、零部件、装备、软件、科研和制造等众多环节共同支撑的庞大产业体系。

以高铁为例，新中国成立后，逐步掌握了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制造技术，正是有了这一底子，当高速动车组技术出现时，中国才有基础去学习。

“在引进国外车型学习之前，中国中车已进行过一些自主探索，这为后来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打下了基础。新能源汽车的爆发，也并非一蹴而就。在此之前，国内动力电池产业已走在前列。比亚迪、东风等车企都曾在早期电动车技术方面作出努力。随着技术、产业链、市场需求等条件逐步成熟，不同要素开始汇聚，最终形成产业发展的‘势’。”严鹏说。

这种“厚积而薄发”，贯穿着中国制造的发展历程。其间，国家从未缺场，尤其是在重大技术装备和重大工程等领域。

2013年12月，中国标准动车组完成了总体技术条件制定。随后，中国铁路总公司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申请科研项目。201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中国标准动车组纳入国家战略新兴产业示范工程项目，专项安排了8亿元的国家固定资产投入。

国家不是简单地“拨一笔钱”。规划建设、产业布局、项目可研、环保水保、投融资改革，都离不开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地方政府在建设用地、市政配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制造业始终重视发展前沿技术，一直有压力和紧迫感。从政府到企业，整个工业体系都具有向前追赶、向前奔跑的动力，这在世界上都较为少见。”严鹏说，政府支持、人才与技术积累、企业前瞻性眼光以及企业家精神等，共同形成了庞大先进的体系能力。

正是这种体系能力，让中国制造能够不断向新的高度迈进。

从“制造”到“智造”：迈向制造强国

当计算机还未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时，人们就已经开始想象未来的工厂。

早在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曾设想，未来的工厂可以由机器感知生产状态，由计算机处理信息，再向机械设备发出指令，机器运行产生的新信息又反馈给计算机。之后，美国学者赖特和伯恩在《制造智能》一书中认为，“智能制造”可以使智能机器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实现小批量生产。

今天，这些场景已经成为现实。

在三一重工长沙18号工厂，大到72米的臂架，小到2毫米的螺丝，都可以由机器人自动装配。AI智能套料系统将企业钢材平均利用率提高了11个百分点。

在中信戴卡铝车轮六号工厂，一条生产线可以同时生产多种不同样式的汽车轮毂，最小生产批量从过去的300件降至1件，个性化制造不再意味着效率下降。

人工智能等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让中国制造经历一场新变化。制造业竞争的重点正在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传统制造走向智能制造。

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比例达89.6%，数字化设备普及率达57.7%；累计建成各级智能工厂超4.3万家，全球灯塔工厂数量中国占比达45%；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

值得注意的是，智能化转型并不是另起炉灶，仍然是在过去77年工业积累之上的一次跃升。

“今天的机器人产业，许多零部件、元器件，即便是小型初创公司也能找到供应商完成组装制造。中国拥有这样的产业链底子。同时，工程技术人才培养让年轻工程师走上历史舞台。既有人，又有物，再辅以合适环境，机遇一来，便催生爆发式发展。”严鹏说，“这是中国工业体系的底蕴和优势所在。”

如今，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世界上大多数工业产品。但制造业的发展，从来不是只有规模之争。

“大”是基础，“强”是方向。

严鹏认为，在一定情境里，“大”本身就是一种“强”。“制造业规模和体系达到一定水平，许多产品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优势。无论是满足日常生产生活需求，还是保障重大工程、重大装备建设，都需要强大的制造能力作为支撑。所以，‘大’本身是强的一种表现形式。”

黄群慧认为，中国制造业已经从高速工业化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过去，中国制造更多依靠规模扩张和要素投入实现快速增长；未来，则需要更加重视创新驱动，加强底层技术积累，推动产业向价值链更高端迈进。

在他看来，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应利用这一优势，通过需求侧拉动供给侧技术提升，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不只是简单地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生产线上，更重要的是推动生产模式、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发生变化。”

与此同时，制造强国建设仍需要持续突破关键技术和基础能力短板。黄群慧认为，加强底层技术研发和长期积累，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形成协同创新机制，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促进资源向高效益、高技术领域配置。

制造业发展是一场漫长的长跑。

1956年，第一辆“解放”牌汽车驶下生产线时，车间里的人们或许很难想象，几十年后的中国，能够制造高铁、大飞机、新能源汽车，也能够让人工智能走进生产线。

今天，中国制造面对的，仍然是一场不停歇的征程。新的技术正在改变工厂，新的产业正在孕育成长。下一辆更先进的汽车、飞向天空的飞机或是其他更前沿的产品，或许正在被一群年轻的工程师设计、制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