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燕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何以从“大”到“强”？随着《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期正式出台，“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有了清晰的“施工图”。

9月19日至20日，由《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主办的“中国经济论坛·加快金融创新 建设金融强国”研讨会在广州南沙举行。研讨会邀请知名经济学者和政策研究专家解读《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共同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建言献策。

打通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核心堵点

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

“衡量金融强国的成色，最终要看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所原所长杨萍认为，从资金运行的底层逻辑看，如何将社会储蓄转化为实体经济领域的有效投资，是金融的一个重要命题。

杨萍分析，庞大的国民储蓄是经济发展宝贵的资源禀赋，但长期以来，储蓄向有效投资转化的渠道仍存在不少堵点，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实体领域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存在。

“企业投资是未来经济增长的种子，提高储蓄投资转化效率，就能把储蓄的资金顺畅地转化为实体有效的投资。”杨萍说。

在杨萍看来，提升储蓄投资转化效率具有多重支撑作用：既能扩大有效资本形成，提升人均资本存量与劳动生产率，夯实经济长期增长的根基；又能引导资金向制造业、新型基础设施、科创产业、民营经济等重点领域集聚，破解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融资可得性不足难题，优化融资结构，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既能打通生产—分配—储蓄—投资循环链条，带动投资与消费协同扩张，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又能减少信贷资源错配，抑制资金空转催生的金融泡沫，稳定宏观杠杆率，维护金融体系平稳运行。同时，还有利于拓宽民间资本融资渠道，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夯实市场内生增长动力。

“传统上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难以有效适配科技创新、硬科技创业的高风险、长周期发展特征。这就要求我们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同发力、优势互补，更好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多元化融资需求。”杨萍说。

构建适配新质生产力的耐心资本生态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对创新创业、科技投资提出了更高要求。而科技创新长周期、高风险、轻资产的特征，恰恰对传统金融供给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核心载体，其金融适配度直接决定金融体系的现代化、高端化水平。” 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全厚看来，金融体系在适应中国科技创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发展进程中，仍然存在短板。

他分析，从融资结构看，我国仍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占比偏低，早期股权投资发展滞后。银行出于风险管控与盈利考量，更倾向服务成熟期重资产企业，对初创轻资产科创主体信贷投放意愿较弱，“长期耐心资本供给不足，是当前科创金融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

风控体系、产品供给与制度保障层面的适配性不足同样凸显：传统风控高度依赖抵押、营收与征信记录，与科创企业轻资产、前期亏损的特征脱节，导致科创企业普遍融资难、融资贵；科技金融产品多集中于成熟期企业，种子期、初创期专属产品稀缺，全链条服务体系尚未成型；监管仍偏向传统模式，创新容错空间不足，风险与收益配套机制不健全，从底层制约科创金融深耕。

针对这些问题，赵全厚建议，优化融资结构，推动长期资本转化为耐心资本，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重构风控体系，打破传统抵押依赖，探索科创专属估值方法；丰富产品业态，打造覆盖科创全周期的服务链条；完善制度保障，建立差异化考核与容错纠错机制；深化产业协同，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破解科创金融的结构性短板，核心在于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推动金融体系适配产业升级的新需求。

“建设金融强国首先不是把金融规模继续做大，而是要解决金融资源如何更有效配置的问题。” 中国科协《管理现代化》杂志社常务副主编卞永祖提到，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产业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能源等产业正在成为新的增长力量，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容，“这些领域对金融提出的要求，与过去并不完全一样”。

在他看来，科技创新和传统产业的区别，主要在于需要更长期的资金，也需要金融机构承担更高的不确定性。中国资金总量和居民储蓄规模并不低，但储蓄向长期资本转化仍有很大空间。

“对于科技创新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短期资金多不多，而是有没有一批能够承受长期波动、允许企业经历失败的资本。” 卞永祖说。

“未来资本市场改革不能只从‘企业融资’一个角度来理解，也要考虑‘居民投资’。”卞永祖建议，推动居民储蓄通过养老金、保险资金、基金等渠道更多转化为长期资本，一方面可以为企业提供稳定资金，另一方面也能够让居民通过资本市场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以金融科技优化长期资本全周期管理

长期资本要投得出去，还要管得明白。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袁岳把目光投向金融智能。

“金融科技已经从传统 FinTech 走向 FI（Financial AI）阶段。”袁岳提到，人工智能正在深度融入金融业务的核心环节，但当前的通用大模型并不能直接适配金融行业的专业要求。

他分析道，通用大模型依托互联网公开数据训练，“在风控、定价、反欺诈等对准确度要求极高的金融专业场景中，容易出现‘幻觉’偏差”，输出结果的精准性、专业性难以满足金融行业的严苛标准。

“想要真正释放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价值，不能只依赖通用大模型，必须深度挖掘金融机构内部的本体业务数据与行业经验，依托数据编织、动态本体两大核心技术，打造面向金融业务的专用智能体系。”在袁岳看来，这才是金融科技落地的正确方向。

袁岳强调，金融智能的核心是“把资深从业者的实战经验沉淀为可复用的智能能力，实现人机协同赋能，而不是简单追求机器替代人”。这种专业能力的沉淀，也能让长期资本管理的核心经验不因人员流动而流失，持续夯实行业的能力底座。

从微观的资本管理效率到宏观的金融实力维度，金融科技的价值正在不断凸显。卞永祖分析称，过去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实力，主要看银行规模、资本市场规模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现在的数字支付、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货币以及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越来越高。

“金融科技实际上正在改变金融体系的运行方式，也为长期资本的高效配置与精细化管理筑牢了底层支撑。” 卞永祖说。

统筹发展与安全，推进高水平开放

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孙飞认为，金融要素天然具有高度流动性，金融体系的竞争力、风险韧性，都需要在全球市场竞争中淬炼锻造。

“看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情况，除了看国内的市场体量、金融机构的数量、金融资源的集聚，还有一个重要的考核因素，就是其在全球市场的实际地位。”孙飞说。

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超过70万亿元，人民币已成为我国对外收支第一大结算货币、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但人民币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针对下一步高水平开放的实施路径，孙飞从四个维度提出具体建议：一是稳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深化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拓展大宗商品、跨境直接投资领域人民币计价功能，推进数字人民币跨境试点，推动人民币向投资计价、储备货币升级。二是提高金融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支持各类金融机构优化全球布局，完善跨境服务链条，提升服务中资企业出海的综合能力。三是联动沪港两大国际金融中心，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拓展金融市场深度广度，打造全球金融网络关键枢纽。四是完善跨境风险防控体系，构建适配开放水平的宏观审慎框架，提升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能力。

孙飞强调，推进高水平开放，关键要统筹好三对核心关系：统筹开放与风险防控，把握好开放的力度与节奏，实现扩开放与防风险动态平衡；统筹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强开放，形成内外联动的发展格局；统筹制度对接与规则塑造，在对接国际通行规则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规则制定，提升制度性话语权。

开放的步伐越向前，风险防控的底线就越要守牢。“金融强国根源于本国的实体经济、综合国力，而不是单纯金融指标的比拼。”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综合政策研究室主任熊鹭从国际金融史视角，梳理了全球金融大国的兴衰脉络。

她举例，17世纪荷兰凭借全球贸易优势成为欧洲金融中心，但当时虽已出现阿姆斯特丹银行，其本质仍是存款与汇兑银行，而非现代中央银行，监管体系不完善，缺乏应对系统性风险的能力，最终随贸易与海权地位衰落而式微。英国凭借工业革命与海权优势成就英镑主导地位，伦敦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但其后期实体经济相对衰落，金融过度脱实向虚，审慎监管以自律为主，法定框架长期缺位，英镑主导地位最终在两次世界大战后让位于美元。美国凭借二战后的实体经济优势与制度话语权，构建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金融体系，但20世纪80年代后持续放松金融监管，金融过度创新、信用透支的问题不断累积，最终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其金融体系的深层弊端。

在熊鹭看来，金融体系的发展很难一劳永逸，长期繁荣往往容易滋生监管自满，制度优势也可能随环境变化演变为路径依赖，唯有持续自我修正、动态完善，才能保持长期竞争力。

以文化软实力夯实金融强国长远根基

金融强国的建设，既需要机构、市场、规模等硬实力的持续提升，也离不开金融文化、知识体系、人才队伍等软实力的深层涵养。

“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是金融体系的根与魂。”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董昀认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拓出来的，金融文化正是这条道路的文化根基与价值内核。

在董昀看来，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基础性工程。与此同时，还要加快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既要立足本土实践，也要面向全球对话，要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语言讲好中国金融发展故事，有效传播金融发展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金融发展的认识与认同。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 董昀建议，要以开放的视野吸收国内外优秀成果为我所用，但在此过程中必须保持自主性和战略定力，不能简单照搬西方金融理论框架，要不断培育和巩固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映新时代中国金融实践宝贵经验的知识内核。

董昀提到，中国的金融发展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面临的发展阶段、国情条件、产业需求都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异。

“西方金融理论诞生于其特定的经济制度与发展环境，难以完全解释中国金融改革实践。只有扎根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特色的金融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才能更好指导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实践，也才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 董昀说。

南沙实践：打造地方先行区

金融强国建设的顶层设计落地，离不开地方的先行探索。

作为国家级新区与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本次研讨会的举办地广州南沙，正全力打造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金融创新功能承载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重要节点。

“南沙金融业从2015年的几乎为零到2025年增加值达到265.8亿元，占GDP的比重跃升至11.07%，已经成为南沙重要的支柱产业。” 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南沙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谢伟在开幕式致辞中说。

在制度创新方面，人民银行总行联合多部门出台“南沙金融30条”，形成45项创新成果。落地全国首家混合所有制交易所、广州期货交易所，上市5个期货品种，交易额超60万亿元。广州数据交易所业务覆盖全国，建成投用全国首个期货金融业全要素产业园，引进汇丰全球培训中心等全国首单标杆项目，跨境股权投资试点、气候投融资试点、数字人民币试点等多项国家金融创新政策相继实施。

在跨境金融开放领域，畅通跨境金融通道，落地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13项试点措施，外汇登记及汇兑最快仅需一天，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免开专户，FT账户开立过万户、金额超6万亿元。优化QFLP审批，“双Q”试点累计获批额度超300亿元。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服务超过2700家企业走出去投资。

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南沙大力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金融、科创金融，构建总规模超300亿元的“3+N”基金体系，形成覆盖天使、风投、创投、产投的基金矩阵。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科技信贷资金池为近2700家企业提供融资约155亿元，私募基金管理规模达到2823亿元，占广州全市近一半。

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一项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随着 “十五五” 规划落地实施，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必将不断迈向更高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更强劲的金融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