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孙冰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正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今年又恰逢“APEC中国年”，中方提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和“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彰显出在逆全球化与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的诚意与信心。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出海的路径与策略、风险与机遇备受关注。

魏尚进现任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金融经济学学术访问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本刊专访魏尚进，分享他对于中国企业该如何拥抱“新出海”、抓住新机遇的洞察与思考。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企业出海经历了哪些阶段？您基于哪些变化和趋势认为中国企业进入“新出海”阶段？这个阶段“新”在哪里？

魏尚进：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大体概括为4个相互叠加的阶段：出口贸易、特许经营、绿地投资和棕地整合。

具体地说，早期以代工和商品出口为主，企业主要依靠成本与制造能力进入海外市场；随后，一部分品牌通过特许经营、渠道合作等轻资产方式拓展；再往后，企业通过绿地投资把生产、供应链和就业扎根当地；近年又出现更多棕地投资和并购整合，即利用已有厂房、渠道、品牌与人才进行“存量优化”。这4种方式并不是后者完全取代前者，而是企业根据行业、市场和能力进行组合。

我所说的“新出海”，重点不只是出海产品或企业的数量增加，也不只是把更多产能搬到海外，而是目标发生了变化：从“把产品卖出去”转向更多的“产品、服务和技术协同”，从追求市场进入转向价值深耕，从“走出去”转向“走进去、沉下去、立得住”。

企业衡量成功的标准，也应从出口额、工厂数和门店数，扩展到本地就业、品牌认同、供应链韧性、合规能力以及对当地社会的长期价值。

这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变化。全球生产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国家生产、另一个国家消费”，而是贸易、跨境投资和本地企业网络共同组织的供应链。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出海不能只管理出口端，而要管理研发、融资、生产、服务、数据、渠道和本地伙伴组成的完整网络。

《中国经济周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对世界经济的重要贡献表现在哪里？

魏尚进：从“制造”到“智造”的根本变化，是增长动力从低工资和人口红利更多转向创新与生产率。随着工资上升和劳动力增速放缓，中国未来的竞争力必须更多依靠创新；而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既受益于全球市场机会的扩大，也受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倒逼。换句话说，开放与竞争并不只是让中国多出口产品，也推动了企业创新。

西方讨论中常见的第一个误解，是把中国竞争力全部归结为低工资或产业政策补贴。低工资成本曾经重要，产业政策对部分行业的出口也有很大的作用，但不能忽视国内企业创新、产业链齐全、产业集群和服务投入对中国出口的贡献。

第二个误解，是把海关口径的总出口额等同于一国独自创造的价值。全球价值链中的中间品会多次跨境，传统总额统计包含外国增加值和重复计算；判断贡献、依赖和贸易失衡，需要同时看增加值、跨境投资以及上下游联系。

换言之，中国出口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能以高度开放的形式融入国际分工的网络，把世界各国的优势中间品用到中国自己的生产活动中。

第三个误解，是把宏观贸易顺差简单等同于若干行业的出口补贴。经济整体的总贸易顺差还受到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等更深层因素影响。

中国制造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至少有三层。第一，继续提供规模化、价格友善的产品与绿色技术，扩大消费者和企业的选择，同时为世界迎接气候变化的挑战作出重要贡献。

第二，把制造能力、数字技术和供应链组织结合起来，推动产品更快迭代、减少库存和降低交易成本，这为世界各国缓解生活成本压力作出了贡献。

比如，我在新书《繁荣的困局》里面有专门讨论Shein和Temu，它们就是通过数字平台把供应商网络、需求反馈和物流能力重新组织起来的案例，通过生产率和商业模式创新，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更多性价比高的解决方案。

第三，越来越多的出口不是单一商品，而是商品所包含的金融、研发、设计、软件、营销与售后服务。我们发现，金融和商业服务发展会增强那些密集使用这些服务的制造业部门的比较优势；服务业开放也能帮助本国制造业提升出口能力。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中国第三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道主。您认为，这对中国企业出海意味着什么？企业能否从中找到实实在在的机遇？

魏尚进：在保护主义上升时，APEC的价值之一就在于为区域开放保留政策协调和规则对话的空间。

如果中国的这些倡议，实质性地推动了贸易便利化、标准互认、数字互联、服务业开放、海关合作、供应链韧性和中小企业能力建设，那么对企业的出口与其他形式的出海都是意义重大。2026年APEC“开放、创新、合作”的议程与企业出海的现实需求高度契合。

企业应关注可落地的规则和试点：哪些通关环节更便利，哪些数字标准能够互操作，哪些绿色和服务标准更清晰，哪些人才和创新合作渠道被打开。

中国企业也应把APEC当作展示“共同创造价值”的平台。真正有韧性的区域化，可以通过本地就业、供应商合作、技术培训和绿色转型，让企业收益与当地发展形成更稳定的共同利益。

《中国经济周刊》：“新出海”阶段，中小企业的角色是什么？如何抓住机遇？

魏尚进：中小企业不是大企业出海的附属角色。许多细分产品、快速迭代、柔性生产和本地化创新，本来就是中小企业更擅长的领域。它们可以作为产业链中的“隐形冠军”，也可以借助平台、中介和龙头企业的供应链进入海外市场。研究表明，出口中介能够帮助生产率尚不足以承担全部直接出口固定成本的企业进入更困难的市场。

中小企业的优势是反应快、专业化强、组织层级少；短板通常在于融资、合规、品牌和海外服务网络。因此，对中小企业和新市场而言，中介、平台和专业服务机构尤其重要，因为它们能够分摊获客、合规、渠道等固定成本。

这意味着，产业带、跨境平台、海外仓、商协会和专业服务网络可以成为企业试水海外的重要基础设施，但企业也要避免把客户、数据、定价权和品牌完全交给平台。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企业出海应该主动规避哪些重要的风险和陷阱？对准备出海或已经出海的企业，您的建议是什么？未来5年最值得期待的出海新机遇是什么？

魏尚进：需要警惕或关注三类风险。第一，把短期低价当成长期竞争力。效率提升、减少中间环节和按需生产可以创造真实价值，但若长期依赖极限压价、补贴或特定税收豁免，一旦规则改变就会暴露风险。第二，只关注短期、看得见的成本，把设厂或并购本身当作成功，忽视投后整合、本地劳工关系、供应链治理和文化适配。第三，把“找关系”当成跨越制度障碍的捷径。不透明和腐败会显著抑制跨境投资，并增加无形资产保护、合资治理和争端解决的风险。

我的建议是不要把出海当成一次销售行动或产能搬迁，而要把自己建设成当地社会愿意长期合作的价值伙伴。进入一个市场之前，应先回答3个问题：我为当地客户解决了什么真实问题；我能给当地就业、供应链或创新生态带来什么增量；如果补贴、关税或流量红利消失，我是否仍有竞争力。

已经出海的企业，则要从“进入市场”转向“经营生态”：把合规前置，把本地人才放进决策链，把品牌、研发、数据和售后等无形资产当作核心投入，把财务透明和风险管理变成组织能力。价格优势可以帮助企业打开门，但只有技术、品牌、服务和信任能让企业留下来。

未来5年，我期待看到3种变化。第一，产品出海进一步转向“产品+服务+技术标准”的组合，服务投入对制造业竞争力的作用更加明显。第二，更多企业从单一出口转向贸易与投资协同，通过绿地、棕地和本地伙伴网络形成真正的全球运营。第三，通过资本市场的开放与改革，更多的出海企业能完成无形资产投资、更好地管理各种风险。

［注：绿地投资（Greenfield）：是指企业在海外从零新建工厂、产线等设施，把生产、供应链和就业扎根东道国。

棕地投资（Brownfield）：亦称棕地整合，是指企业通过收购已有厂房、渠道、品牌与人才进行改造整合，以较低成本实现“存量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