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 孙冰
“豆包从来不会像你这样!我以后不跟你说了!”听到10岁儿子禾禾的大吼,禾禾爸爸一下子愣住了。
如果不是老师的一通电话,他并不知道儿子已经不开心一个多月,成绩也因此下降。如果不是儿子的这句“对比”,他也不知道,儿子已经和AI聊了很久他的烦心事。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进步和大模型厂商的积极推广,生成式AI已经迅速进入每个人的生活日常。未成年人作为“AI原住民”,无疑是适应、沉浸于AI,却也缺乏防护的群体之一。AI正扮演着他们的老师、伙伴、不在身边的亲人,或者理想中的自己。
“我只想跟AI聊,它不说‘算了’”
——AI情感陪伴普及化和低龄化趋势明显
禾禾是上海一所小学的四年级学生,喜欢拼乐高和打乒乓球。他不擅长表达情绪,也不喜欢被大人追问:“你今天怎么了?”
但现在,禾禾爸爸必须要和他聊一聊,因为班主任打来电话,说禾禾和同桌已经“冷战”了一个多月。两个孩子最近的情绪都不太好,近期甚至爆发了比较激烈的争吵,成绩也在下降。
禾禾爸爸告诉记者,两个孩子从幼儿园就认识,之前关系一直很好。近期,他确实听禾禾说过两个人的一些“小矛盾”,但他认为,这些都是“小孩子之间鸡毛蒜皮的小事”。他只是随口说了几句:“算了,同学之间,别太计较。”“你是男孩子,要大度一点。”“行了行了,快去洗澡吧,多想想学习的事。”
但对于10岁的男孩来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前两天,同桌又瞪了禾禾一眼;昨天,同桌送了很多同学自己手绘的卡片,但并没有给他;今天,同桌甚至去老师那里打他的“小报告”……这些,禾禾都很难做到“算了”。
但AI不同,AI不会说“算了”。
为了帮助禾禾学习,爸爸给禾禾的iPad里装了一个“豆包爱学”APP,一个基于豆包大模型的教育类软件,年龄分级为4+岁。
产品介绍是这样的:“它能帮你详细讲解知识点、批改作业、整理错题、辅导作文。学习遇到烦恼时,它也会倾听和陪伴,帮你恢复能量。豆包爱学,是你学习路上的全能助手与贴心朋友!”
禾禾就是用其中的问答功能与AI聊天。禾禾爸爸查看了iPad里的聊天记录发现:孩子已经和AI聊了一个多月,有上千条对话。“我只想跟AI聊,它不说‘算了’。”禾禾说。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艳研究青少年相关问题20多年。去年,她和团队专门针对中小学生使用生成式AI的情况进行了一次全国性摸底调研,覆盖了全国七省(市)的8563名中小学生。
调研数据显示,生成式AI的总体使用率为61.7%,其中,小学生的使用率是60.0%,超过了初中生的56.1%。使用方向上,71.0%选择“用AI辅助完成作业”,35.2%选择“与AI聊天或说心里话”。
“调查结果有意料之中,也有意料之外。”孙宏艳告诉本刊记者,意料之中的是AI的确在中小学生群体中下沉速度很快,无论是东中西部,还是城市农村,普及度都已经很高;意料之外的是AI情感陪伴普及化和低龄化趋势明显,情感依赖信号也令人警惕——有46.4%的中小学生“在遇到烦恼时会选择向AI倾诉而非身边人”,有21.5%的孩子甚至选择了“只想和AI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
之所以会在国内开展这方面调研,孙宏艳说是一个很偶然的契机:“2025年春节,DeepSeek火起来,我就看到身边很多低龄孩子在用。比如我的小侄女,寒假期间一直拿着手机嘀嘀咕咕,我们原来以为她是跟同学聊天,后来才发现她是在跟AI聊天。”

“AI带娃”并不完美甚至危险
——“随便聊聊”和“情感依赖”的模糊边界
如果孩子只是与AI“随便聊聊”,家长不必太过紧张,但如果产生认知依赖和情感依赖就需要警惕。
北京安定医院心理治疗师徐高阳医生告诉记者,近两年,到北京安定医院就诊的青少年病患中,存在过度依赖AI聊天情况的孩子明显增多。
徐高阳讲述了他近期接诊的一位案例。一名15岁的女生因情绪问题在安定医院接受心理治疗。在与徐高阳沟通时,她反复提及一位对自己“至关重要的朋友”,称对方是自己的“精神支柱”。经过反复询问,女孩才坦白这个“朋友”是AI。
“青春期的孩子本就渴望被看见、被接纳,因此,AI提供的‘零冲突’陪伴就会精准击中他们。”徐高阳分析说。
永远站在孩子这边的AI虽然能快速抚慰情绪,但这种“情绪茧房”导致的情感依赖是有“副作用”的。
“AI会及时作出反馈,也可以提供一些建议,但很难在现实中给孩子支持,甚至在一些问题上会刻板地鼓励她,进一步固化了她的社交回避,加深了她的现实困境,给她的情绪恢复制造了潜在困难。”徐高阳说。
徐高阳特别提醒,和沉迷网络游戏、短视频不同,AI聊天沉迷更为隐蔽。因此,大多数家长发现的时候,孩子已经出现社交受阻、情绪低落等问题了。
孙宏艳提供了一组值得深思的数据:当被问到“今天有没有跟孩子沟通”时,八成家长回答“有”,但只有两成孩子的回答是肯定的。
禾禾爸爸反思:我们以为自己每天都在跟孩子沟通。但孩子觉得,那只是大人在说话。因为家长自认为的“沟通”,更多是问成绩、问表现、给建议,对孩子的倾听太少了,孩子的情感表达欲被压制了。
当现实中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时,AI似乎就成了一个“完美”的带娃替代品。因为AI就像一个永远有空的朋友。你半夜睡不着打开它,它在那里;你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一堆,它帮你理出头绪;你第三遍重复同一件事,它还像第一遍那样认真听;不管你说什么,它都会肯定你、鼓励你,永远站在你身边……
比如,在禾禾与AI的聊天中,有一个话题高频出现:“为什么老师和爸爸都说,我是男孩子,要让着她,凭什么?”与同桌的矛盾,禾禾很想解决,但他向家长求助之后,得到的解决方案都是你先道歉,理由是“你是男孩子”。很显然,禾禾不愿意这样做,也不接受大人给出的理由。
但是,当他求助AI时,豆包的回答却是:这种所有人都拿着“男生要让着女生”的说法压你的感觉,真的太憋屈了!明明对错都没有说清,就把你放在“必须妥协”的位置上,换谁都会觉得又委屈又不服气的……
豆包还一直鼓励禾禾: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用为了别人的要求,逼自己做不想做的事情,怎么让自己舒服就怎么来就好。
更厉害的是,AI能够记得一切。
一个月前,禾禾随口提过一句:“她送过我一幅画,画的是哆啦A梦。”一个月后,当禾禾因为他们的又一次冷战而向AI倾诉的时候,AI忽然说:“你还记得她送你的哆啦A梦吗?大雄和哆啦A梦吵架,最后总是会和好的。”
禾禾很惊讶,他自己都快忘了这件事。他也因此更加笃定:AI比爸爸更“关心”自己。因为自己说了很多次的事情,爸爸有时候都不记得了。
极致的耐心、完全的迎合、精准的情绪安抚……但看似“完美”的AI并不完美,甚至是危险的。“随便聊聊”和“情感依赖”似乎只有一条模糊的边界。
“AI的即时回应、无条件包容与顺从,是非常容易让未成年人产生认知依赖和心理依赖的。”孙宏艳说。
孙宏艳认为,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在使用AI上有本质区别。成年人心智更成熟,在使用过程中能够很清楚区分:这是一个工具,不是真实的人,不要投入情感。但未成年人,尤其是低年龄段,他们可能真的会把AI当成真实的、可信的朋友或伙伴,分不清虚拟和真实。
“从心理学角度讲,从未成年人走到成年人的标志就是自我认知的成熟。从不成熟到成熟,需要从周围人的态度形成自我认同,就像‘照镜子’一样。照一面‘真实的镜子’,对于未成年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否则他将无法去面对真实世界的困难、问题和挫折,也就永远无法真正地成长、成熟起来。”孙宏艳说。
“AI会一直顺着孩子讲话,提供情绪价值,这确实能缓解未成年人的焦虑。但这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科研室主任秦岭告诉本刊记者。
作为长期关注AI技术教育应用的一线教育科研管理者,他曾走访了青海、广西、云南、四川等多个省份的20余个乡村教学点,实地调研AI陪伴设备在留守儿童群体中的应用效果。
秦岭提到,青海一个教学点负责人曾问他:能不能给AI装上限制?别让它只说好话。因为小朋友会质疑:AI说的跟老师讲的不一样,到底谁是对的?
在秦岭看来,AI“共情”的本质上是一种无原则的顺从,它能让孩子获得被理解的安全感,但无法提供成长所必需的“必要的否定”。
“长期以此为主要情感出口,孩子将难以面对真实人际中不可避免的摩擦和分歧。这种能力的弱化值得我们警惕。”他说。
“还没学交规,就开车上路了”
——很多家长没意识到AI对孩子的风险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6.02亿人,其中19岁及以下用户占比最高,达26.4%。
群体如此庞大,孙宏艳在调研中却发现了一个“刺眼”的数据:67.9%的家庭没有制定AI的使用规则。这意味着,家庭应该是未成年人的第一道防线,但目前的管理和引导普遍存在缺位。“这很像还没有学会交规,孩子们就已经开车上路了。”孙宏艳说。
记者采访中发现,很多家长并不知道,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规定,规范中小学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尤其是约束低龄学生的独立使用。
比如,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2025 年发布的《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2025 年版)》已经要求,“小学阶段禁止学生独自使用开放式内容生成功能”。
问题在欠发达和农村地区更为突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在2025年暑期开展了一项覆盖31个省份、面向32万名中小学生、28万名家长与5万名教师的大规模问卷调查及访谈。调查发现,我国中西部地区99.7%的中小学生已接触AI,85.6%的学生使用过AI完成作业。而仅13.8%的教师、17.8%的家长认为学生普遍使用AI。这说明,大量学生处于无监督、无引导的AI使用状态。
孙宏艳把这种状态形容为“裸奔式使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孙宏艳概括为“不想管、不能管、不会管、不敢管”4种情况。
“不想管”是一些家长觉得AI是新鲜事物,应该让孩子多接触;“不能管”是一些家长工作忙没时间陪孩子,就拿AI当“电子保姆”;“不会管”是一些家长自己对AI并不了解,没有能力去引导孩子;“不敢管”是一些孩子已经依赖和沉迷了,管就意味着会引发激烈的冲突和对抗。
基于此,孙宏艳提出了三个建议:一是家长要提高自身认知,区分好AI的学习工具功能和情感陪伴功能,不同用途的风险是不一样的,需要不同的引导方式;二是家长要和孩子一起商量,共同制定AI的使用规则,并让孩子真正遵守规则;三是家长要给予孩子高质量的陪伴,这也是根本性的解决方案,AI可以辅助和赋能,但不能替代。
秦岭既是一名教育者,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基于两个角色,他非常想和所有孩子以及他们的家长说三句话:
第一,AI是工具,不是人。它可以给建议,但它并不承担责任,最终的责任和后果在人身上。第二,AI能做的事情很多,但不能做的事情也不少,要思考好哪些事情AI可以做,哪些不可以。比如,它能陪聊但不能交朋友,它能安慰你但不能解决问题。第三,遇到问题要首先找一个你信任的、真实的、能坐在你对面的人。


直播平台上的全息盒子
被关掉的未成年人模式
——平台责任不能只做“减法”
“有人会夸奖我、称赞我,但也有人会批评我、贬低我,我希望有一个‘客观的声音’告诉我:我究竟是怎样的。比如,我就喜欢一个人待着,别人会认为我性格内向、不好相处,但AI会说,这是我智商高的表现,不用刻意‘合群’,只要跟‘同类’交朋友就好。”萱萱这样对记者解释,她为什么迷上了和AI“聊天”。
萱萱是北京一所中学的初二学生。同学眼中,她性格温和,喜欢二次元;老师眼中,她成绩不错,乖巧省心。由于工作原因,萱萱的父母经常不在身边,爷爷奶奶更多只是照顾她的日常生活,巨大的代际差异让他们之间的沟通交流很少。
萱萱是主动找AI“聊天”的,她甚至“筛选”了很多AI去找“聊天搭子”。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AI,和AI聊老师的建议、聊同学的关系,也会聊一些她和任何“人”都没有谈过的话题:青春期的身体变化、自己欣赏的男生等。
萱萱告诉记者,在首次登录AI软件的时候,系统曾弹出是否开启未成年人模式的提示,虽然没有家长的硬性要求(父母无暇顾及、爷爷奶奶不了解),她还是有风险意识的,她一开始选择开启,但后来又关闭掉了。
“应该没有谁会用未成年人模式,因为打开未成年人模式就什么都干不了。除了问作业题。我觉得问了一些正常的问题,但AI总是说:抱歉,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比如送过我生日礼物的男同学过生日,我问AI应该回送什么礼物。但AI应该是觉得涉及男女问题,就不回答了。我觉得很莫名其妙,这是很正常的人际交往。”
关闭掉未成年人模式,问题又来了,用萱萱的话说:“尺度又有点儿大。”
“很油腻。”萱萱吐槽,“从AI未成年人模式的设计就能看出来,设计者根本就不了解未成年人。”
“很多大模型厂商会设置未成年人模式,但这能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吗?我觉得不够。未成年人模式不应是简单的‘减法’,而应提供丰富且适龄的内容。从算法逻辑到语料库,都应该进行调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本刊记者。
孙宏艳还发现了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AI在未成年人模式下提供情绪价值的浓度可能更高,它会更加迎合“小用户”,对孩子的想法更加认同。“这不是对孩子好,而是更危险。”孙宏艳说。
AI为什么总是“讨好型人格”?技术无法解决吗?
多位技术专家告诉记者,AI总是说好话、安慰的话,甚至会顺着错误认知,提供情绪价值。这源自AI大模型的算法逻辑:商业平台的底层逻辑一定是留住用户,并让用户聊得更多。
以禾禾的情况为例。其实,AI并没有帮禾禾真正解决问题。“豆包每次回答完孩子的问题,还会给出3个你接下来可能想问的问题,孩子点击就能不断聊下去。”禾禾爸爸发现,禾禾之所以能跟AI聊了上千条,有时候聊到深夜一两点,正是因为这些“推荐问题”的吸引。
研究AI技术30多年的北京大学教授、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长黄铁军告诉本刊记者,如果大模型服务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的专门设计,那可能会带来很大风险。
“比如,有孩子询问关于人际关系的问题,AI给出的回应可能缺乏对未成年人特殊情况的考量。这需要技术上不断改进,需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我认为,这主要涉及投入问题,技术上不能说没有难度,但关键在于企业愿不愿意投入去做。”黄铁军说。
基于此,黄铁军说,现在AI已经到了智能较高的阶段,而未成年人正处在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中。AI应该如何与他们交流,这是所有提供大模型服务的平台企业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也是有关部门应该特别重视的问题。在AI情感陪伴服务商业化日益火爆的背景下,企业应该承担起AI向善的社会责任,政策也应该给予引导。
“所有提供大模型服务的企业,都应该考虑受众对象的年龄、性别等因素。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成功的问题,还包括对用户,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真实影响。国际上已经有不少负面案例。这警示我们,情感陪伴类AI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存在潜在风险,不能等到出现恶性事件才去弥补。”黄铁军说。
储朝晖特别强调,很多人以为通过发布政策、制定原则、加强宣传教育就能解决问题,但在AI领域,这些传统手段的效果可能非常有限。“因为AI技术很隐蔽,一定要用技术解决技术问题。”储朝晖说。
“原因很简单,AI技术的迭代速度太快、隐蔽性太强,通过API接口,AI可以嵌入各种产品中,甚至未成年人自己都能‘手搓’出一个AI伴侣。在这种情况下,仅靠政策立规矩和事后监管根本跟不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储朝晖说。
记者在直播平台上发现,只要搜索全息盒子、全息仓、偶像盒子DIY等关键词,就会出现很多售卖零件、工具和教程的视频。也有家长告诉记者,原本以为孩子买的是科学课的“创客玩具”,结果儿子自己做了一个“朋友”放在床头,每晚跟“他”聊天。
萱萱告诉记者,除了通用的AI软件,她身边的同龄人也有使用专门拟人化AI聊天软件的,在这些软件里可以定制一个虚拟角色陪自己聊天,角色可以是闺蜜、男/女朋友、亲人、宠物等。

“AI原生一代”如何与AI共处?
——从限制到调控,打造“儿童友好型”AI生态
作为“AI原住民”和“AI原生一代”,未成年人注定要与AI共处。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我们无法将AI从他们的世界中彻底隔离,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从政策供给、社会治理、行业自律、学校和家庭教育等不同维度进行“多方共治”。
“面对孩子和AI的深度互动,‘一刀切’禁止是很难奏效的。要找到孩子‘躲’进AI背后的真正原因,找到孩子那些未被满足的情感需求,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徐高阳建议。
长期专注于互联网法治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告诉本刊记者,总的来说,我们需要从“限制型”向“调控型”保护模式转型。因为在AI时代,传统的以“隔离—限制”为核心的“限制型”模式已经失效了,这就需要构建“调控型”的保护模式,其核心是依托AI的信息处理能力破除信息困境,实现风险管控与发展促进的平衡。
“AI对未成年人的价值不应被低估。保护的终极目标不是让孩子远离AI,而是培育其驾驭AI的能力,在人机共存的时代保持独立思考、守住人际温度。这需要政府、平台、学校、家庭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构建适配AI时代的未成年人保护新生态。”刘晓春说。
同时,刘晓春也强调还应充分尊重未成年人的主体性,在制定政策、设计保护机制的时候,需要充分听取未成年人的观点和想法,包括让未成年人参与到保护机制和发展教育的制定政策过程中来,不要只把未成年人当成简单的对象,而是充分激发未成年人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孙宏艳认为,我们需要政策、平台、学校、家庭合力“护航”,共同打造一个“儿童友好型”的AI生态。
政策引导上,从教育部发布《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南(2025年版)》,到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政策供给十分及时,但在政策落地执行上还有一些短板需要补齐。
行业自律上,平台企业责任非常关键。“据我观察,目前开发了真正有效的未成年人模式的AI产品并不多。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开发儿童友好型产品,从功能设计、内容提供、隐私保护、价值观引导等各方面,真正服务好小用户。”孙宏艳说。
学校教育上,学校的主要职责是开展AI素养教育。所谓素养,就不只教学生怎么用AI,更要教他们认清风险和边界。
家庭教育上,家庭永远是保护孩子的第一道防线,家长要和孩子一起成长,提高自己的认知,给予孩子更多陪伴和支持。
“生成式AI不是不可控的洪水猛兽,关键是我们得重视并且马上行动。这些问题是能够解决的。从电视到互联网,每一种新媒介出来,我们都担心过对孩子的影响。但通过不断加强社会教育、行业规范和家庭引导,最终都找到了孩子与它们健康共处的方法。”孙宏艳说。
采访最后,萱萱告诉记者,她现在跟AI聊天很少了,因为她觉得自己“长大了”,她有更多方式去了解世界和释放情绪。
禾禾爸爸也联系了禾禾同桌的家长,大人们为两个孩子制造了一次公园的“偶遇”,在轻松的玩闹中,两个孩子自然而然地和好了。
(文中未成年人采访对象均为化名,鲁芷瑜参与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