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石青川

“老板的女儿，这个标签一直跟着我，我很难证明自己的价值。”做快消品的卓泽铃，父辈是做服装企业的，她对接手父辈企业完全没有兴趣。

抱有这种想法的民企“二代”并不少，在他们看来，父辈的事业像是一堵密不透风的墙。作为老板的儿女，他们会被严丝合缝地“砌”在这面墙上，成为不能出错的一环。

这条在其他人看起来很好走的路，为何被年轻“二代”拒绝？不接手父亲企业的“二代”们想走什么样的路？

“我把考卷撕了”

“掐死我，我也不回去。”“厂二代GOGOGO”社群创始人之一王锦意开玩笑地说。

她是个更爱享受生活的“二代”，很满意现在的状态，有自己事业的小成绩，“这不比接父辈的企业舒服吗？”

“我感觉比较缺少成就感。”同样拒绝接手父辈企业，在做自己袋泡茶品牌的林航帆说，“我理解父辈们是在用一种安全逻辑帮我规避可能遇到的失败。但我更想自己作选择，我得找自己人生的意义，而不是他们的。”

除了主观上的束缚感，商业上的理念冲突也是很多“二代”不愿意接手父辈企业的原因。“代工厂的利润非常非常薄，话语权也越来越小。”卓泽铃说。

“父辈早年做生意，核心只靠两件事：市场销售渠道、人情关系，现在的商业可完全不同。”晏鸿浩为了不与父辈的制药领域重合，在湖北成立了一家叫黄袍山的绿色食品公司。

“我难以认同父辈的很多经营理念。最早创业时，我曾与父亲做过生意，结果从他那里进货的价格比市场上其他家要高。原来是他将基础原料、人工、包材等环节全部加了利润。同款包装瓶，外面市场两毛多，他给我供货价3毛。”晏鸿浩无奈地说。

他说，父辈曾试过让他接手家中一家公司。“我接手时发现，这家公司连亏6年了，这说明公司业务没价值。最后我把它关了。”晏鸿浩回想这段经历时说，就是父辈在考自己，想看看他能考多少分，“但我把考卷撕了”。

“我想证明自己做得到”

在被父母叫回家接手企业前，李梓奇的计划是跟着师父上山修行。大学学服装设计的她觉得父辈的羊绒纱线行业太“老”，“我还是想做艺术和时尚”。

不接手家里企业的“二代”很多是李梓奇这个“找自己”的状态。

“我选择创业的赛道，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是不能选完全不懂、找不到资源的赛道，否则天然就有一层隔离墙；第二要从自身需求出发。”卓泽铃说。

学供应链的她最终选择了做可穿戴的、用植物精油改善情绪的快消类产品。“父辈们是我最开始的‘天使投资人’，他们挺支持我闯出第二条赛道。”她说。

“我的父辈也比较支持我。我在国外私募市场做了一家投资机构，通过投基金、基金投企业的方式，让资金流向需要它的地方。”刘昱廷说，父辈经营地产企业，家中支持他出去开创一片新天地。

父辈经营环保产业的温子鹏则选择了当下最热的AI赛道。他说，在父亲企业里，AI已经引发出很多颠覆性创新，未来自己做的事业也会对父辈企业有帮助。

并不是所有自己独立的“二代”都有家里的帮衬，已经创业6年的吴宁格说，她不想靠家里。

“6年，我没有拿过家里一分钱，我自己的企业都是以融资或找资方合伙人的形式一步步扩大起来的。”吴宁格说，“我想证明自己做得到。”

“传承社会责任更重要”

温子鹏曾经参加过一次商业聚会，他发现传承企业的情况有很多，除了父母给子女这种常规方式，也有女婿、儿媳妇接手的，甚至还有叔侄、舅甥、爷孙这种传承。这让他有了一种新视角：“承续并不是非要子承父业，合适最重要。”

“血缘只是亲属关系，两代人两套经营思维，天然存在冲突。”晏鸿浩认为继承问题也该“在商言商”：“职业经理人理念不合可以直接离职，子女却会被血缘困扰，这件事很不商业。”

“如果两代人经营思路统一，就协同合作；理念分歧严重，就不要靠血缘强行绑定，各自经营，不能留下烂摊子。”晏鸿浩说，“很多亲友劝我帮父亲打理公司，我告诉他们，我自己公司虽然不大，但手下也有员工，要发放工资、承担家庭生计。”

“我没承续父母的企业，但我承续了父辈的企业责任与奋斗精神。”晏鸿浩说，这难道不够吗？

“拿血缘去强行绑定，是一种不理性的决策行为。”刘昱廷这样考虑继承问题。

“对于是不是接手家里的产业，我们家是开放的状态。其实，承续这个事情应该抛弃血缘去考虑，无论是我接还是职业经理人接，都从能力上入手作判断就好了。”刘昱廷说。

“企业就像一棵树，它有土壤、树干、树根和果实。土壤是社会资本，树干是文化资本，树根是人力资本，果实是资产。承续最重要的不是果实，而是土壤和树根。”温子鹏也同意刘昱廷的观点。

“父辈们的企业能稳定运行下去才是结果。这些企业背后牵动着好多家庭的生计。无论谁接手家里的企业，让它稳定运转才是目的。”王锦意说，“二代”们得明白这份责任才是承续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