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燕

我国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已形成相当规模，地位举足轻重。民营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显著增强。

在新的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正确认识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和有效应对当前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促进其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重要课题。

8月10日—11日，由《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主办的“中国经济论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广州南沙举行。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与一线企业家齐聚南沙，共同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本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I摄

法治是“定心丸”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董煜提出，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由四个维度构成——政策环境、舆论环境、营商环境和法治环境。其中，法治环境是“最基础、最本底的一环”。

“法治环境决定了经营主体能否健康发展，也决定了其他三个环境在什么样的轨道上运行。” 董煜说。

2025年5月，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这部被视为“里程碑”的法律实施一年多来，各地已积累形成若干宝贵经验。董煜将其概括为七个方面：坚决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坚决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坚决支持创新发展、坚决支持公平竞争、坚决打击损害名誉行为、加强守法规范经营引导、把握好涉企执法尺度。

在董煜看来，这些做法直接回应了企业家长期以来的关切，有效增强了经营安全感。

“守法就安全、违法必受惩——这应该成为市场的确定预期。”董煜说。他建议，出台与民营经济有关的重大政策必须于法有据，把法律要求作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的重要基准。对与法律精神不符的既有政策要进行系统梳理和清理，减少可能给市场带来困扰的政策条款。

“案例是最好的普法。”董煜说，“让企业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信心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在南沙，已经形成了稳定可预期的法治保障。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南沙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谢伟介绍，南沙集中了区人大、纪委、公检法司等九个核心部门，出台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创新举措91条，推行“综合查一次”“亮码入企”"一表通查”等制度，压减涉企执法检查70%以上，有效减少了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

从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制度护航到南沙“尊商、重商、亲商、安商”的营商实践，法治正在成为民营企业家可感知的安全感。

南沙创享湾

智能经济需要“敢投”的耐心资本

如果说法治是民营企业安心发展的制度底座，那么新质生产力则决定着民营企业能飞多高、走多远。

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今年上半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达9.36万亿元。集成电路（芯片）出口额达1772.8亿美元，同比飙升96%，近乎翻番。

“以人工智能技术规模化、价值化应用为核心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是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的前沿阵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张文魁说，在这一进程中，民营资本正成为不可或缺的主力军。

在发言中，张文魁列举了深度求索（DeepSeek）、智谱、Minimax等头部大模型企业的发展历程——它们的初始资本和多轮融资，很多来自民营资本。

为什么民营资本在智能经济中显示出很强的活力？在张文魁看来，与民营资本相比，政府资金因严格的问责和审批程序，刚性较大、弹性较小，不易匹配创新前沿的高度不确定性。而智能科技需要的资本，恰恰是那种能够容忍高失败率、愿意承担长期风险的“耐心资本”。

这一判断在区域实践中可以得到验证。在民营资本较为活跃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智能产业呈现出更为迅猛的发展势头，这并非偶然，恰恰说明民营资本的创新活力和风险偏好与智能经济的内在需求高度契合。

不过，光有活跃的资本还不够。张文魁认为，关键在于如何让资本真正匹配智能经济的高风险、长周期特征。经验表明，同样的资本在不同金融制度安排下，产生的创新驱动效果可能截然不同。

张文魁呼吁探索“亲创新公司金融”——在保证透明度和诚信度的基础上，增加股权种类、债权配置等方面的灵活性，让民营资本在智能经济中释放更大能量。

广东晶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肖国伟深耕半导体、微电子制造领域近30年，对金融制度激活民营资本活力深有感触。据他介绍，晶科电子先后经历了从芯片、封装器件到智能视觉系统的不同发展阶段，在智能车灯、新型显示、高端照明领域获得持续发展。此后，晶科电子先后创办芯聚能半导体和芯粤能半导体，目前两家公司均为广州市科技创新独角兽企业。

“民营企业有灵活性、有创新性。如何让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有效结合，形成真正的耐心资本，是非常重大的课题。” 肖国伟说。

在南沙，这种“耐心资本”的生态正在成形。南沙已建立总规模超300亿元的“3+N”产业基金体系，落户2000亿元广州产投、创投母基金，R&D经费投入强度达5.23%，连续5年居广州市第二，高新技术企业已突破1350家，4家企业上榜2025全球独角兽榜单。

在智能经济浪潮中，什么样的企业能真正抓住机遇？四维时代董事长崔岩用行动给出了回答。

2014年，崔岩从德国博士毕业后回国创业，锚定全自动高精度三维数字化技术持续攻坚。他带领团队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三维重建算法达到微米级精度，成功打破进口设备的技术壁垒，推出三维空间采集设备“四维看看”。目前，产品已销往40余个国家和地区，应用于文化遗产保护、应急消防等领域，并参与了埃及孟菲斯遗址考古数字化等国际合作项目。

在崔岩看来，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上有着优势：“民营企业的包袱小、自主决策性强，在科技创新上容易‘调头’，也能拼。”

在产业链的另一端，深圳市越洋达科技有限公司用十几年时间完成了一次关键跨越。2007年，刘有文在深圳创办越洋达，从消费类连接器起步，彼时国内连接器市场基本被海外巨头垄断。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刘有文另辟蹊径，配合整车厂做新能源汽车的连接器研发，致力于实现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国产替代。十几年时间里，越洋达的研发团队从几十人扩充到如今的200人，建成两座通过CNAS国家级认可的实验室，累计获得150项专利。如今，越洋达不仅在国内新能源动力总成核心零部件领域占据重要位置，更布局AI算力高速互联、储能高压特高压连接器等新赛道。

“实体经济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实干精神是我们的动力之源，实业报国是我们的初心所向。”刘有文说。

出海：从“单打独斗”到协同发力

出海，已成为越来越多民营企业的主动选择。如何让这条出海之路走得更稳、更远？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援引数据指出，2024年，非公有控股经济主体对外投资913.7亿美元，增长24.6%，占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额的54.3%。“民营企业出海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这条出海之路并不平坦。屠新泉指出，2008年之后经济全球化进入减速甚至倒退阶段。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投资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和审查。即便在发展中国家，一些国家的国内政策也因政局变化而剧烈波动，投资风险显著上升。

“从国际和我国历史经验来看，再强大的企业都必须紧紧依靠本国政府，才能更有效地保障自己的权利。一个强大的国家是所有出海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最有力的依靠。”屠新泉认为，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需要政府和企业通力协作，共同应对风险和挑战。

“在强化中央层面制度保障的同时，地方政府的服务同样不可或缺。”屠新泉建议，地方政府应着力做好服务保障，降低企业出海的风险成本，特别是在信息服务、法律支持和跨境金融服务等方面提供系统化支撑。

在南沙，一系列面向企业出海的服务举措已经落地。谢伟介绍，“南沙金融30条”为企业打通金融动脉，外汇登记及汇兑最快仅需一天，累计开立开设FT（自由贸易）账户近万户，跨境结算量超5.2万亿元，广州期货交易所交易额超30万亿元，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累计交易额超620亿美元。

实际上，面对出海这道考题，不同地方的民营企业都在探索各自的路径。

明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鄂明19岁起便踏上了创业之路。他出身于塑料世家，祖辈和父辈两代人都深耕这一行业。创业初期，他一个人跑原料、跑市场、跑客户。2018年，明塑科技在阻燃新材料研发上取得突破，产品达到V-0级阻燃标准，生产成本下降50%，顺利进入海外高端市场。在市场布局上，张鄂明从创业之初就定下战略：立足湖南、辐射全国、走向全球。目前，明塑科技产品已出口乌兹别克斯坦、墨西哥、巴西、尼日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订单突破5亿元。

巨正源股份有限公司则从另一条路径验证了出海的可行性。公司副董事长、总裁王立贵从高校辞职闯深圳，从贸易起步，再到建码头、建罐区，积累了第一桶金。如今，巨正源在东莞建成120万吨高端聚丙烯生产基地，在揭阳布局150万吨醋酸装置，产品覆盖100多个牌号。在聚丙烯高端化方向上，巨正源研发的零塑化剂餐盒料，已在东莞周边城市占据70%的外卖餐盒市场份额；其开发的大分子抗菌技术，应用于毛巾、床单、运动服装等产品，可实现天然杀菌，解决了广东梅雨季节衣物发臭的痛点。在国际化方面，巨正源今年出口比例已达60%，主要面向东南亚市场。

传承不是“交钥匙”工程

中国企业正站在一场代际交接关口。改革开放40多年来，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大多已步入花甲、古稀之年。企业领导人的平稳更替，直接关系到大量民企的长远生存，也关系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色与后劲。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企业家学院副院长朱建安深耕家族企业研究与教学20余年，对这一趋势有着长期观察。他援引全国工商联的调研数据指出，未来5至10年，全国约有300万家民营企业面临代际传承问题；未来30年，将有84万亿民营财富移交到下一代手中。朱建安称之为“中国商业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代际传承”。

朱建安以近年的一些典型案例为例，剖析了传承中的典型困境——老企业家口碑卓著、事必躬亲，但公司治理“强个人、弱组织”；二代接班时缺乏左膀右臂，转型激进的改革举措得罪元老和基层员工，内外压力集中爆发。

朱建安指出，很多问题不在二代，而在一代。“传承不是‘交钥匙’，不能指望子女在一夜之间成长为合格的掌舵人。传承是一个过程，是一代企业家愿意‘传’，也是二代企业家有能力‘承’。”

为此，他建议做好“扶上马、送一程”的接班人培养规划，让年轻人从基层一步步赢得信任和权威。同时，完善家族治理，通过遗嘱、信托、股权架构等工具构建家企风险隔离的防火墙。

朱建安强调，传承不仅是企业领导人的更替，更是治理模式的升级。“一代企业家靠个人能力打天下，但企业要做大、做久，必须从‘人治’走向‘法治’，从‘强个人、弱组织’走向‘强组织、优治理’。”

他建议，民营企业在交接班过程中，应同步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规范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运作，明确各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将家族意志通过合法合规的公司治理程序有序表达。“把个人光环转化为组织能力，将治理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企业才能真正跨越生命周期，实现基业长青。”

研讨会上，“90后”企业家、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鹍辉分享了父亲与自己的两代人接力故事。

2008年，他的父亲因一盒进口检测试剂售价2万元、国产仅800元的巨大价差，决心打破海外巨头垄断，选择自主研发磁微粒吖啶酯直接化学发光技术。2018年胡鹍辉接棒时，公司大部分员工“都是叔叔阿姨级别”，“一个留学归来的年轻人能不能管好这家公司”的质疑声不绝于耳。他选择沉下心从头学起——从供应链到研发、生产、市场、销售，每个环节都跑了一遍，2021年公司成功登陆科创板。

“传承是一个缓慢建立信任的过程。”胡鹍辉说。他的父亲在2012年就将名下所有股份转给了他。虽然将公司交给了他，但并未撒手不管，而是通过实战磨炼、协调与高管团队的关系，一步步将儿子“扶上马、送一程”。实业报国的初心，在两代人之间完成了交接。

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今天，让民营企业真正“敢想、敢干、敢闯”，不仅要靠政策的叠加发力，更离不开法治的“定力”、资本的“耐心”、出海的“后盾”与传承的“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