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孙庭阳

《中国经济周刊》：生物制造是“十五五”时期我国重点布局的六大未来产业之一，如何看待这一战略安排？

康振：生物制造同时守住资源、粮食、生物科技三重安全，可重构六成以上化工、医药、食品产品生产路线，是新一轮产业变革核心驱动力，布局该赛道是抢占全球产业制高点的必然选择。

从百姓生活角度看，生物制造的创新多集中在生产环节，隐藏在各类日常产品背后。比如，在生物医药领域，国产重组胰岛素、医用生物多糖，还有多款疫苗实现全面平价替代，打破海外垄断，大幅降低民众就医成本。

《中国经济周刊》：世界各国在生物制造领域的竞争，目前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康振：生物制造已成为各国争夺科技和工业话语权的新赛道，竞争焦点集中在四大核心领域。

一是上游底层核心技术主导权的博弈，美欧长期垄断高端基因设备、生物设计软件、核心工具酶等基础软硬件，通过出口管制构筑技术壁垒，是当前全球竞争关键的“卡脖子”环节。

二是全球产业标准与绿色规则话语权的争夺，欧美主导生物基产品认证、低碳评价、行业准入规则，通过标准壁垒塑造全球生物制造产业格局。

三是后化石时代工业供应链主导权竞争，各国依托生物制造重构化工、材料、食品供应链，争夺摆脱石油资源依赖的新型工业体系主导地位。

四是生物安全与低碳贸易壁垒竞争，各国通过完善合成生物监管、生物安全审查和碳关税体系，既防范技术风险，又构筑产业保护屏障，抢占全球低碳经济与生物产业的战略制高点。

《中国经济周刊》：生物制造技术的突破，会有哪些“溢出效应”？

康振：生物制造的溢出效应，集中体现为替代传统化工、降碳减污、原料重塑、技术跨界复用。

生物制造可打破石油化工依赖，实现低值生物质、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推动制造业从“高耗能高排放”向“绿色低碳”转型。同时，标准化菌种设计、高通量合成、柔性生产技术可跨行业复用，大幅降低新兴产业研发与生产成本。

在新材料产业，生物制造替代石化合成路径，量产可降解材料、生物基尼龙，解决塑料污染问题，实现全生命周期低碳。在医药健康产业，通过微生物合成人参皂苷、透明质酸等活性原料，摆脱植物动物提取产能限制，生产纯度更高、成本更低。此外，在现代农业与食品产业、美妆日化行业，都有广泛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