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远柱

1962年，我出生于湖南沅陵贫瘠的一个小山村。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吃饱饭”是大多数人的愿望。

为了追随袁隆平老师从事杂交水稻育种，1993年3月，我放弃了在怀化已经小有成绩的常规稻育种，带着妻女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株洲市农科所，研究方向转向杂交稻育种。

1999年，在种业市场化改革的浪潮中，我决定从株洲市农科所副所长岗位“主动下岗”，成为国内“第一个下海的研究员”，探索商业化育种。

我深知，只有实现科研与市场的深度融合，才能让更多优良品种走出实验室、走进田间地头，真正转化为粮食生产能力。

针对“家庭作坊式”课题组研究模式存在的弊端，我在国内率先建立起“商业化育种体系”和“工厂化、分段式”杂交水稻育种创新模式，大幅提高了育种效率和品种的持续产出能力。

经过22年不懈探索与实践，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水稻商业化育种体系日渐成熟。我将研发流程分解为生物技术、传统育种和中试评价三大部分。每个部分细分成不同的研发单元，实现信息与资源的高度共享，让科研从“小作坊”变成“工厂化流程化”的高效育种体系，大幅提升了育种效率和品种竞争力。

多年实践经验让我认识到，能否培育出好的品种依赖于种质资源与育种方法的创新，能否持续不断培育出好的品种则取决于育种体系与流程的变革。

干了半个世纪的育种工作，我和团队共培育出杂交水稻新品种644个（其中国审337个），这些品种近3年的推广面积占全国两系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的50％以上。

我不断告诫自己和团队：一方面要坚持市场和产业导向，完善杂交水稻商业化育种体系，打造国际一流的育种平台，通过水稻种质资源与育种技术的持续创新，培育更多更好的突破性杂交水稻新品种；另一方面，要通过培育和推广绿色优质超级杂交稻品种，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让每一位中国人吃饱、吃好、吃得健康。

（本文作者系中信集团首席科学家、湖南种子协会会长，由本刊记者郭志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