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郭志强

粮食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物质十分匮乏，到当前绿色低脂、科学膳食成为主流，我国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解决了千百年来难以解决的吃饭问题，实现了由“吃不饱”到“吃得饱”，再到“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

为什么中国能解决粮食问题？这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是中国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能力得到充分调动的结果。

袁隆平谈杂交水稻：靠国家、靠集体

21世纪谁将养活中国？这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提出的疑问。

作为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中国的粮食问题向来受到世界的关注，袁隆平在自传中回应称：“布朗的最大弱点，是对科技进步对提高农作物生产力的巨大潜力估计不足，而恰恰农业科技进步是支持粮食增产的第一生产力。”

早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我国攻克、推广水稻矮化育种技术，使稻谷产量增加20%—30%，给水稻生产带来第一次突破性飞跃。

1966年，袁隆平发表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拉开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

正是这一篇论文冲破了当时“水稻作为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理论禁区，一举奠定了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的历史地位。

袁隆平与学生李必湖、尹华奇成立“三人科研小组”，开始了水稻雄性不孕选育计划。1970年，在海南发现的一株花粉败育野生稻，打开了杂交水稻研究突破口。

这株关键水稻的花药细小、呈白色或淡黄色，不开裂，内含无活性的败育花粉。袁隆平听闻喜讯，连夜从湖南赶往海南。经过仔细甄别，他将这株改变世界历史的野生稻命名为“野败”。

“野败”的发现，是整个中国杂交水稻发展史上关键的转折点。它为水稻雄性不育系的转育和“三系”配套彻底打开了突破口。

袁隆平曾说，没有“野败”就没有杂交水稻。

美国学者唐·帕尔伯格在他的著作《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中谈到“野败”事件时说，从统计学上看，这明显是小概率事件，可是这种奇迹居然发生了。

1973年10月，在苏州召开的全国水稻科研会议上，袁隆平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基本成功；1975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紧急推广杂交水稻；1976年，全国示范推广面积扩大到208万亩，所有产区普遍增产20%以上。

1976年成为中国杂交水稻大面积应用的“元年”，直接拉开了我国粮食产量第二次大跃升的序幕。

中信集团首席科学家杨远柱回忆：“记得1976年，生产队种上了一种叫‘南优2号’杂交水稻，比原来的常规稻亩产提高了200多斤，而且做成的米饭也很好吃。”

“南优2号”正是全世界最早成功推广的杂交水稻品种。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研发和推广杂交水稻的国家。

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的推广，为我国粮食增产作出了巨大贡献。197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28631万吨，比1965年增长47.2%。从1976年到1987年，中国的杂交水稻累计增产1亿吨以上，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6000多万人。

唐·帕尔伯格在书中称，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是中国人战胜饥饿的重要方法。

“我个人在杂交水稻研究的前沿工作中起到了一点带头作用，但杂交水稻是大家干出来的，单枪匹马不可能干出来，靠国家、靠集体、靠方方面面的支持。”袁隆平在自传一书中说。

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大幕，中国种业结束了长期“家庭到田、户户留种”的生产状况，实施“四化一供”政策，即品种布局区域化、种子生产专业化、种子加工机械化和种子质量标准化，以县为单位统一供种。

1999年，新中国首部种子法颁布前夕，在市场化春风的吹拂下，中国种业开启了市场化征程。隆平高科由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和袁隆平等共同发起成立，是市场化运作的现代上市公司。

优质超级杂交水稻新品种玮两优2268具有抗稻瘟病、抗稻飞虱特征。受访者|供图

2009年7月，袁隆平院士听取水稻不育系选育进展。受访者|供图

全国大协作是关键

2004年，隆平高科的杂交水稻种子年推广量达5500万公斤，营业收入达5.63亿元，推广面积超过4000万亩，市场占有率超过20%，成为中国杂交水稻推广的佼佼者。

这背后离不开隆平高科与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紧密合作。按照各自优势分工，科研机构负责杂交水稻育种的前端突破，企业大力开展成果转化、市场推广，取得了初步发展。

袁隆平的成功也是我国几代育种专家大协作的成功。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认为，正是袁隆平带领全国大协作，推动了杂种优势在水稻生产上的应用，为中国人端牢自己的饭碗夯实了坚实的基础。

1996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同年，农业部正式启动了“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袁隆平主动挑起大梁，带领全国20多个科研团队展开了第三次举国大攻关。

1997年，袁隆平发表《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提出以“形态改良与杂种优势利用相结合”的水稻超高产育种技术路线和设想。在该技术路线的指导下，中国超级杂交稻育种迅速步入快车道。

2000年，袁隆平团队培养出“两优培九”，实现一期目标，2004年又突破了亩产800公斤。在1996—2014年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超级杂交稻连续突破700公斤/亩、800公斤/亩、900公斤/亩、1000公斤/亩这4个阶段性产量极限。

随着中国种业市场化改革不断前行，政府也持续加力提供政策支撑。2011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要求加大农作物种业基础设施投入，加强育种创新、品种测试和试验、种子检验检测等基础设施建设。

201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 提高创新能力的实施意见》，要求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支持科研人员和知识产权的成果转化，并鼓励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科研人员到企业从事商业化育种工作。

2014年底，原农业部成立了国家良种重大科研协作攻关领导小组。这推动了水稻研究部门和单位站在国家一盘棋的全局上考虑，去推动大协作。

很快，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的做法写进了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全面推进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培育和推广适应机械化生产、优质高产多抗广适新品种，加快主要粮食作物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

在杨远柱看来，杂交水稻育种进度如此之快，全国大协作是关键，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比如说，安江农校李必湖发现“野败”以后，分发给参加协作的所有单位，湖南、江西等省迅速培育出一批优良的不育系，这些新不育系又马上分发给各成员单位，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各地就筛选出一批强优势组合。

在那个年代，只要能出好品种、只要能为老百姓多打粮食，科学家就会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资源拿出来分享。

2019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显示，到2017年，我国稻谷每公顷产量已达6916.9公斤，较1996年增长11.3%，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0.1%。

“两个梦”逐渐实现

今年5月22日是袁隆平逝世5周年的日子。

长沙市唐人万寿园内的袁隆平墓前，不仅摆满了鲜花，还有稻谷、稻穗等祭物。袁隆平的家人、亲属、学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前来祭扫，深切缅怀这位“杂交水稻之父”。

来自非洲的穆萨·达博，是冈比亚一个农场的负责人。这次他飞了30多个小时，跨越12000公里，就是来向袁隆平献上一袋自己农场产的杂交水稻稻米。

袁隆平曾经说：“我一直有两个梦：第一个梦是禾下乘凉梦，就是追求水稻的高产、更高产梦；第二个梦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我始终都在努力使我的梦想成真，也希望与你们共勉，来共同实现这两个梦想。”

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与“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正在逐步实现。

2016—2026年这10年来，中国杂交水稻完成了深刻蜕变。它不仅在产量上屡破天花板，更在生态安全（低镉/抗虫）与民生品质（高档优质）上交出了优秀答卷，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筑牢了根基。

多年来，杂交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世界的粮食安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20世纪80年代，杂交水稻作为我国第一个农业技术转让给美国，当地引进的中国杂交水稻较原有高产常规水稻良种产量高出165.4%至180.3%。此后，中美间的杂交水稻技术合作持续至今。

在东南亚的印尼，杂交水稻产量高出当地品种一倍多，被当地农民亲切地称为“隆平稻”。

以隆平高科为代表的中国种子企业也开始走出国门，在国际化发展领域布局，充分依托水稻、玉米种业的领先优势，不断推动国际化运营。

截至目前，隆平高科已在巴西、美国、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多个国家建有水稻、玉米、蔬菜、谷子和食葵育种站60多个，试验基地总面积超1.6万亩，主要农作物种子的研发创新能力居国内领先水平。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带领亿万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