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石青川

航天科技集团总资产超6100亿元、研发强度近15%，但它生产的“产品”并不直接在市场上售卖。这笔巨额投入的经济回报究竟在哪儿？为什么几十年前一个“饿着肚子也要投”的决定，最终长成了全工业体系的能力底座？

围绕上述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院研究员周城雄，从国家创新体系、产业溢出机制、商业化转型三个维度，拆解航天的“经济账本”。

周城雄

航天投入这笔账该怎么算

《中国经济周刊》：网络上曾有一种声音——“登月了也不影响我的工资”。这种说法当然是片面的，但也反映出一些人对航天投入的误解。航天这笔巨额投入的回报到底在哪里？

周城雄：这种看法的误区，在于只用短期个人收入来衡量航天价值，忽视了航天作为国家级公共创新基建的系统性经济社会红利。

除了国防尖端需求之外，航天投入的经济回报至少体现在四个层面。第一，航天催生了万亿级民用产业。北斗导航、高分遥感、航天育种分别赋能物流、农业、防灾，直接提升了相关从业人员的收入。

第二，航天倒逼全产业链国产替代。高标准指标倒逼特种材料、精密芯片、高端设备突破，制造企业工艺升级带动岗位薪酬普遍上涨。

第三，大量航天技术普惠日常生活。气凝胶隔热、太空净水、生命监护技术转化为民用建材、家电、医疗设备，降低了群众生活和就医成本,创造巨大经济效益。

第四，航天持续培育创新人才与新兴赛道。载人航天4000余项技术转民用，带动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创造大量高薪岗位。

航天工业的回报具备长期性和外部性，红利分散在各行各业，持续抬高全社会的产业上限，稳定就业与民生保障。不能用单一短期收入来否定其综合价值。

《中国经济周刊》：也就是说，传统ROI逻辑（衡量投入与产出，用于评估盈利能力‌）对航天并不适用？

周城雄：对。传统ROI只核算产品直接营收，不适用于航天这类战略公共基础设施。衡量其价值，要立足全要素生产率与长期产业外部收益。

航天本质上是国家战略需求驱动的创新底座。

一方面，北斗降低了全行业定位成本，航天新材料优化了制造业能耗，国产化替代摆脱了海外技术压制，各行各业效率的提升都有航天底层技术支撑。

另一方面，航天工程以国家战略任务打通了“基础研究—工程验证—产业化”的完整链条，免费向全社会输出通用技术储备，相当于一个国家级公共创新实验室。

可以将航天工业理解为体系化需求驱动的创新底座，它持续提出更高技术指标，牵引材料、芯片、软件迭代，源源不断供给底层技术，筑牢产业自主可控的安全底线，长期抬高全行业生产效率。

《中国经济周刊》：航天工业有“极高可靠性、低需求量”的特点，为什么会成为全工业体系的能力底座？

周城雄：航天能成为全工业能力底座，核心在于它是工业体系的极限试验场，底层技术与管理方法具备跨行业通用性。

其一，太空极端环境倒逼底层基础技术突破，耐高温合金、高精度传感器、轻量化复合材料、特种焊接工艺无行业壁垒，可直接用于汽车、风电、医疗器械等领域。

其二，单枚火箭、卫星覆盖上百个细分工业门类，即便订单量少，也持续向上游配套企业下达严苛验证任务，倒逼中小企业完善品控、检测体系，企业凭这套成熟能力可承接各类民用订单。

其三，航天模块化、通用单机设计思路，可解决民用制造业重复研发、定制化成本高的痛点。

其四，航天系统工程全流程管控、故障闭环复盘的范式，可复制到大飞机、大型装备、基建项目。

低需求只是终端产品特点，航天沉淀的工艺、标准、管理体系能够全面赋能整个工业体系，成为通用能力底座。

成果如何“溢出”到民用领域

《中国经济周刊》：有些人以为这种溢出就是“把航天技术卖给民用市场”。事实不是这么简单。航天技术到底是以什么形式“溢出”到各行各业的？

周城雄：航天技术向民用溢出，可以分为四类典型转化路径，适配不同产业需求。

第一类是材料与特种工艺的直接平移。气凝胶、高温合金、真空增材、无损探伤等技术无须大幅改造，可直接用于新能源、轨道交通、高端模具制造。

第二类是高可靠单机降规格民用。放宽太空抗辐照、超长寿命要求后，航天惯性导航、储能电源、高精度光学元件可落地自动驾驶、工业机器人、医疗激光设备。

第三类是试验计量平台对外开放。航天的高低温、振动、真空综合实验室和超精密计量基准，可面向中小企业共享，补齐民用行业可靠性验证短板。

第四类是算法与系统标准复用。航天器姿态控制、故障预测仿真算法改造后可用于智能电网、工业自动化；航天全流程可追溯、失效分析标准可转化为高端制造通用质控规范。

“溢出”整体逻辑是先在太空极限场景验证最优方案，民用产业结合成本需求梯度适配，分层释放技术红利，兼顾性能与市场化落地。

《中国经济周刊》：航天工业产出的认证体系、系统工程组织，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工业体系里稀缺的“通用技术能力”。

周城雄：没错。航天沉淀的系统工程组织、全链条可靠性认证体系，是我国工业体系稀缺的通用底层治理能力，区别于单一硬件技术，具备全行业复用价值。

具体来说，航天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建立了统一需求拆解、多学科协同仿真、全生命周期风险管控流程，解决了国内复杂装备研发周期长、协同混乱、返工率高的痛点，可复制到大飞机、储能、大型化工装备研发。

航天可靠性质量认证覆盖元器件、装配、环境试验、失效复盘全环节。当前新能源、医疗器械、工控行业普遍缺乏高可靠统一标准，企业通过航天体系认证可显著提升良品率与国际认可度。标准化故障数据库、失效分析工具还能应用于安全生产、动力电池风险管控，降低各行业事故概率。

材料设备属于专用技术，但系统工程和可靠性认证是无行业壁垒的通用工业基础设施，支撑着制造业高端化转型。

《中国经济周刊》：从科技政策与产业组织形态看，航天工业在哪些方面有更特殊的“底座性”？

周城雄：结合70余年科技政策史与产业组织架构看，第一，顶层政策初始即将航天定位为全工业牵引工程，从1956年国防部五院到空间基础设施规划，航天政策兼顾带动冶金、电子、精密机械国产化部署，区别于单一产业扶持政策。

第二，独有“国家队总集成+央企配套+民营专精特新”分级协同组织模式，重大型号可开放配套订单，倒逼全链条企业同步升级工艺。

第三，同步承载前沿基础科研与工程验证双重职能，一边开展深空、微重力原始创新，一边完成材料、芯片工程化落地，形成完整转化闭环。

第四，兼具安全与经济双重属性，投入不受市场周期波动影响，持续稳定迭代工业底层技术。

第五，航天工业独有的天地一体化空间公共基础设施属性，以及北斗、高分卫星构成数字经济、应急治理刚需的公共资源，这些是别的产业无法替代的。

多重属性叠加，让航天成为独一无二的综合型国家产业底座。

商业航天，国家队有哪些新任务

《中国经济周刊》：2025年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破万亿，商业发射占比过半。在这种格局下，国家队的角色应该怎么调整？

周城雄：航天技术溢出正从零散的项目制合作转向常态化的制度化溢出，国家队与市场正在形成清晰的分层边界。

制度化转型体现在三大机制的落地。建成统一的航天技术成果开放库、公共中试转化平台、出台标准化专利收益分配规则。这些机制正在改变过去点对点、单次技术转让的模式，建立起长期稳定的技术供给通道。

国家队需要牢牢把控三类核心领域：第一类是载人航天、重型火箭、深空探测等国家战略工程。第二类是抗辐照芯片、特种航天材料、天地测控主干网等底层通用底座。第三类是轨道频谱、空间安全等公共空间治理事务。这些事关国家安全与产业根基。

可以全面放开的领域也很清晰，即标准化商业卫星和商业运载的批量制造，北斗终端、遥感行业解决方案、卫星通信等下游应用，航天衍生的民用材料、检测服务、商业化仿真软件，低轨商业星座的常态化运营。

整体格局是，国家队筑牢底层技术底座，通过制度化平台持续输出标准、工艺、试验能力；市场负责场景创新和规模化量产。两者形成长效双向协同的产业溢出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