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石青川

“呜——”一声低沉的鸣笛划破长空，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下称“航天六院”）自主研发的国内首款百公斤级车载液氢系统“赛道1000”，搭载一汽解放蓝途“星熠”液氢燃料电池牵引车，从攀枝花市花城新能源液氢加氢站驶出，一路向北。

东部沿海，2026年6月江苏昆山FCVC展会上，福田卡文神舟液氢量产车型成了全场焦点，与航天六院深度协同开发的“赛道1000S”侧置式车载液氢系统，是全球首次把航天液氢技术量产应用于民用重卡，常用工况效率领先行业9个百分点，整车降重500公斤。

同样是液氢，昨天推长征火箭发射，今天推49吨液氢重卡跑干线物流。航天六院氢能首席专家杨思锋说：“要把几十年积累的航天液体动力技术真正变成解决氢能产业痛点的硬实力。”

时间拉回到70年前，1956年10月8日，北京西郊车道沟附近一处小食堂，长条木凳摆开，聂荣臻代表国务院、中央军委宣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前身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那天人们提出了一件大事：中国得有自己的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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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航天就没有国际地位

1956年2月17日，归国不久的钱学森向国务院报送了一份《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彼时，中国连合格的耐高温合金都造不出来。“自己还不能够设计新型飞机 ”，是意见书里的一句判断。

一个月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筹备组建航空工业委员会；4月13日，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成立，聂荣臻任主任；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

1956年的中国，工业化刚刚起步，财政极紧，国家却愿意在航天科技领域勒紧裤腰带投入。

更考验决心的，是随后到来的1960年，外援撤走、经济陷入困难。

聂荣臻曾在回忆录里写道，有人主张“缓一缓”，他认为“一退就是几十年，将来要付出更大代价”。为此他不得不以个人名义向周恩来报告，向海军及各军区“化缘”高蛋白食品，以补充科研人员的营养。后来不少当事者笑称这些食品为“科技肉”“科技豆”。

为了确保航天国防工业在极端情况下的生存与持续生产能力‌，‌‌1965年1月五院转入七机部后，进行了三线建设的布局，也就是从那时起京陕川沪渝等地逐渐形成了航天院所与地方配套厂协作的模式，从而奠定了现在航空航天产业的分布格局。

1970年4月，“长一甲”成功将东方红一号送上太空，七机部的“工业体系能力”第一次被发射验证。

后来邓小平这样评价这段历史：“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一张设计图打动美国公司

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科学技术力量增强，外部技术封锁逐渐加码，自主创新成为航天领域的必经之路。同时，伴随经济发展需求日益增强，航天技术向民用领域转化、助力生产制造的趋势也开始萌发。

1982年，七机部改为航天工业部。1984年，东方红二号成功发射，我国实现了通信卫星零的突破，现在的偏远地区网络通信就脱胎于这项技术。

彼时，国际航空航天领域风云变幻。

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后，美国暂停航天飞机商业飞行，欧洲阿里安火箭也遭遇连续失败，国际发射市场出现真空。

年底，航天工业部决定开始研制“长二捆”火箭，并迅速开始对外推广。为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中国团队火速奔赴国际市场。曾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从事火箭总体研制工作的黄作义，当年曾赴国外进行过技术推销。据他回忆，当时没有任何实物与案例，他们手里拿的只是一张手绘的“长二捆”火箭设想图。

“长二捆”基于成熟的长征二号丙火箭改进，发射报价比当时国际市场低15%—20%。美国休斯公司对“长二捆”火箭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他们特地聘请美国航天界的权威火箭专家史密斯作为评估中国火箭计划的总顾问。史密斯说：“这样大的火箭项目，如果在美国要3至4年的研发时间，你们合同上却写一年半，让人不敢相信。”

经过激烈的谈判，中国航天技术惊艳亮相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并逐渐成为全球航空航天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也为后续载人航天工程奠定了技术与资金基础。‌‌

1988年，航空工业部和航天工业部被撤销，组建航空航天工业部。合并后的航空航天工业部也顺利用长征三号火箭将“亚洲一号”送上了天。从那之后中远、中海的油轮与集装箱船上有了“中国卫星通信”这一选项。

摔跤就再站起来

1992年，载人航天工程立项，这项工程后来“长”成了神舟。

次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为激发航天领域科研活动的活力，航空航天工业部自此从“部委”中撤销，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和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就此诞生，长三甲系列也在这个过程中定型，为后来的嫦娥、北斗打了地基。

在此期间，中国航天事业因为一次发射摔了一跤。

1996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三乙首飞失利，火箭起飞后姿态失稳。这一跤，也让我国航天人知耻而后勇，质量体系成为所有工作的先决基础条件。就如北京精密机电控制设备研究所工作人员杨瑶说：“质量早已从质量部门发起的‘专题’工作，转变成全员参与的规定动作。”

一年后，经过潜心研究，长三乙再次从西昌起飞，把马布海一号卫星送入轨道，我国商业航天打了场翻身仗。

为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引入竞争机制，1999年7月1日，根据国务院批复，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一分为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从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中分了出来，专门承担起长征、载人、应用卫星等核心领域的研究应用。

随后，神舟一号从酒泉起飞。从1992年立项到1999年神舟一号绕地球飞行14圈，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迈出了从无到有的关键一步。

2003年10月，神舟五号把杨利伟送入太空，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这一天被记入国际航天史。

突破技术封锁

作为自主创新的先行者，航天被推到了前排。

嫦娥一号从西昌起飞，中国第一次触及月球。多年后，嫦娥五号与六号不负众望带回月壤。

国际上技术封锁并未停止。2011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条款，其核心内容是禁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与中国进行任何形式的双边合作，并禁止NASA设施接待中国官方访问者‌。‌‌

多年后这个条款像“回旋镖”一样扎向了试图与中国空间实验室合作的NASA，美国相关科研机构至今无法获得中国带回的月壤。

2011年，中国天宫一号升空，空间实验室起步。

在所有人的努力下，我国空间站完成了T字构型，天和、问天、梦天3个舱段依次到位，2022年12月神舟十四号和十五号在轨交接，“中国人在太空有了自己的家”。

现在回头看，现实其实早已回答了“要不要搞航天”的问题，航天科技已成为工业生产的底座，并在新的市场条件下成功转身。

航天六院研制用在重卡上的液氢设备

商业航天的时代

2025年4月，杭州云栖小镇，航天五院“卓越供应平台”正式揭牌，“东方红天选超市”随之开架。整星、分系统、单机、部组件、元器件、服务被摆到同一个可浏览、可比对、可交易的货架上。

平台运营一年后有了600余笔成交，服务商业航天客户达180十多家、牵引成交额超30亿元、上架374款产品，其中87款来自五院以外的23家企业。

平台的含金量不在于把所有工序攥在手里，而在于打造了行业标准和测试认证的平台，为构建产业生态赋能。

在制造端，航天八院火箭总装相关负责人余子开这样描述正在发生的变化：“商业航天的核心，在于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可靠性、更快的响应速度精准匹配市场需求。所以，总装不再是产业链的终点，而是这个产业链的驱动力。”

2024年11月，长征十二号首飞，这是为高密度商业发射量身打造的新火箭。这一年，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突破万亿，商业发射次数占比过半。面对市场环境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组建了“商业火箭公司”和“商业卫星公司”两支“新纵队”。

据商业卫星公司公开信息披露，2025年7月，其拿下全球首颗高轨商业中继星“苍宇一号”研制任务；当年9月还研制了先进平板卫星并首飞成功。

国际商业发射领域，截至今年5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全资子公司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已完成109次商业发射，服务78颗国际卫星、317颗国内卫星，通过52次搭载发射将29颗国际载荷和127颗国内商业卫星送入太空。“十四五”期间宇航出口累计签约38亿美元，开创“共享火箭”发射服务模式。

在一次专业论坛上，有专家表示，正在把航天科技成果从“项目制溢出”升级为可制度化的转化链路，技术许可目录、共性试验平台开放等被列为下一阶段从“能力底座”走向“新质生产力发动机”的操作抓手。

1956年种下的种子，早已不再只躺在火箭上，从东方红一号的旋律，到液氢重卡的鸣笛，它正沿着标准、平台、数据3条轨道，长进中国高端制造的每一根骨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