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郭霁瑶 杨琳

翻阅1948年至1949年前后的金融档案，一个反复出现的词是“重建”。

在那个剧烈变动的年代，货币不仅是交换工具，也承载着经济秩序和治理能力。旧有货币体系日趋崩溃，新的货币制度逐步建立，中国的金融秩序正在被重新塑造。

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币的形成与落地，有两个节点格外清晰：一个发生在解放区内部货币统一的制度奠基阶段，一个发生在1949年上海解放后的金融接管与市场稳定阶段。

人民的银行、人民的货币

时间退回到1948年前后，一个现实的难题摆在眼前：解放区之间，货币并不完全通用。

当时，解放区金融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并不是单纯的货币短缺，而是货币种类繁多、流通范围分散。有关资料显示，各解放区当时流通的货币有300种之多，有的地方用边币，有的地方用布票。货币不统一，直接影响物资流通、财政管理和根据地经济建设。

董必武就曾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件事。

1947年3月，他带着夫人和孩子途经山西五台县东山区大槐庄时，带的干粮吃光了，警卫员跑到一个小店买烧饼。谁知付款时，出了问题。店家不收陕甘宁边币，甚至连公家开的商店也只认晋察冀边币，最后警卫员只能空手而归。孩子饿急了，董必武的夫人只好用一块新布料换了几个烧饼。这件事使董必武深切体会到货币自由流通的必要性。

1947年7月中旬，华北财经办事处筹备成立，董必武任办事处主任，办公地转移至西柏坡。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中华北大街的一座“小灰楼”里正式宣告成立。同日，人民币正式开始发行。

从史料看，当时开展的工作不只是“印新钱”，更重要的是“立规矩”——把分散在各解放区的货币逐步纳入统一框架，推动统一发行、统一流通、统一结算。货币的统一，让物资调度、财政收支、商业交易有了统一的基础。

随着人民币发行和推广，解放区之间的货币流通与交易结算逐渐顺畅起来。据有关回忆，邓小平和负责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同志乘吉普车从南京到丹阳。深夜抵达后，众人饥饿难耐，看到路边有馄饨担子，便拿出一张崭新的人民币询问摊主是否愿意收。卖馄饨的老板很高兴，说：“这个票子值钱，能买好多东西，大家都愿意要。不像国民党的票子，只能当草纸擦屁股。”

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和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是中国金融史和货币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掀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工作新的辉煌篇章。

上海：打的是金融战，稳的是民心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这座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重要金融中心，面临的金融形势远比一般城市复杂。

问题并不只是“有没有钱”，而是长期通货膨胀和货币信用崩溃造成的金融秩序失控。国民党统治时期，100元法币在1937年可买两头牛，到1949年连一粒米都买不到。金圆券基本沦为废纸，街头巷尾真正流通的是银元、黄金、美元。

一些投机势力甚至叫嚣：“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迅速着手整顿金融秩序。上海市军管会颁布公告，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金圆券限期收兑，比价1元人民币兑换10万元金圆券。全市设立369个收兑点，市民们捧着急剧贬值的旧纸币排队兑换人民币。“排队换钱”成了上海解放初期一道独特的街景。

截至1949年6月5日，全市共收兑金圆券35.9万多亿元，占国民党统治区金圆券总发行量的一半以上。

金融秩序的恢复并非一帆风顺。金圆券退出后，银元仍在暗中流通，并一度影响商品定价和市场预期。投机势力借机操纵银元价格，扰乱市场秩序，企图阻碍人民币立足上海。

为从根源上消灭投机势力，人民政府决定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1949年6月10日，直接抓捕银元投机分子200余人，查抄黄金3000多两、银元近4万枚、人民币1000多万元，还有大量美元和重要物资。

消息传开后，银元价格迅速回落，投机气焰受到沉重打击，市场秩序得到明显恢复。

真正让人民币站稳的，靠的不仅是行政措施，更是物资保障和市场供给。 “银元投机”被遏制后，投机资本又转向大米、棉花、煤炭等民生必需品，囤积居奇、哄抬物价。

为此，上海制定了一套全国统筹的组合拳。全国各地的大米、面粉、棉花、煤炭，源源不断运入上海。人民币的信用由此在日常交易中不断巩固。

经过“银元之战”“米棉之战”等经济战役，人民政府掌握了市场主动权，遏制了投机资本对市场的操纵，使延续多年不断上涨的物价稳定下来，取得了新中国经济史上的重要成就。

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上海工商界人士也由此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治理复杂市场的能力。上海这一仗，打的是金融，稳的是民心。

回望这段历史，人民币从诞生到站稳脚跟，再到走进千家万户，见证的是经济秩序的重建，也是人民信心的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