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燕

他们被称作“共和国长子”。

翻开党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从百废待兴中撑起工业骨架，到三线建设时深山峡谷里的机器轰鸣；从改革开放后市场大潮中的转身与突围，到深化改革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涅槃重生；从新时代科技前沿全力攻克“卡脖子”技术，到国计民生中筑牢每一道安全底线——国有企业始终与党和国家命运与共、同频共振，“长子”之责，贯穿始终。

从火种到脊梁

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基础几乎为零。毛泽东曾感叹：“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这番感叹今天看来，仍能感受到一种真实的焦灼。正是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党中央作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策，“共和国长子”应运而生，拉开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时代大幕。

1953年，鞍钢以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高炉“三大工程”擎起中国钢铁工业半壁江山；1954年，初教-5飞机试飞成功，中国航空工业由修理跨入制造；1956年，解放牌卡车试制成功，我国开始独立掌握汽车生产技术。大庆油田一举甩掉“贫油”帽子，辽阳石化第一代建设者以“为党分忧、产业报国”的炽热情怀，在荒原上建起国内最大化纤生产基地，兑现了为共和国织就“七尺布”的庄严承诺。

每一个“第一”背后，都是在一穷二白中硬闯出来的路。没有技术、没有设备、没有经验，靠的就是一股“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劲头。这种从零起步、迎难而上的精神密码，从一开始就写进了国企的血脉里。

20世纪60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作出三线建设重大战略决策。数百万建设者奔赴西南、西北深山峡谷。没有路，就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没有住处，就搭窝棚、住山洞；没有设备，就用肩扛、用手挑，把一台台机床、一袋袋水泥运进大山深处。攀枝花钢铁基地在金沙江畔拔地而起，成昆铁路穿越崇山峻岭，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戈壁滩上奠基……条件再苦、环境再难，国企人没有后退半步，硬是在荒山野岭间扎下了工业的根，在短时间里为新中国初步架构起工业体系。

破茧，然后再出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

国有企业再一次面临新的挑战——从放权让利到转换经营机制，从推行股份制改革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对于已经习惯了在计划指令下运行、吃了几十年“计划饭”的国企来说，这一步，并不容易。

没有现成的路子可走，就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没有成熟的方案可用，就试一个改一个、在实践中反复打磨。国有企业在阵痛中抉择、在探索中前行，一步步从计划经济走出来，在市场经济中站稳脚跟。

改革没有完成时。国企改革继续向着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持续深化，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全面推行。改革所释放的活力和红利，为国有企业肩负起时代重任注入了强劲动力。

时代的考题在不断翻新，国企承担的使命随之而变。当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制高点，肩负“国家队”使命的国有企业闻令而动，将科技创新置于全局核心位置，改革与创新双轮驱动，向“卡脖子”技术发起全力冲锋。从“嫦娥”揽月、“天问”探火到“奋斗者”号万米深潜，从C919国产大飞机展翅翱翔到深中通道正式通车，从万米深地科探井开钻到高铁技术惊艳世界——一系列“国之重器”的背后，处处活跃着国企的身影。

回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在“一穷二白”中艰难追赶，如今，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前沿领域，国企正加速从“追赶者”向“领跑者”转变，把科技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托起人间烟火

大国之大，千钧重担。国有企业不仅是国家经济命脉的“压舱石”，更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定心丸”。

在大灾大难面前，国企永远是先到达、后撤离的力量。无论是抗击非典、汶川抗震，还是应对新冠疫情、防汛抢险救灾，国有企业不讲条件、不计代价，始终战斗在最前线。

在脱贫攻坚战中，国企累计投入和引进帮扶资金超过千亿元，从产业扶贫到消费帮扶，从基础设施到人才支援，将社会责任融入企业血脉，助力书写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还有那些不被看见的日常——电网翻山越岭、路网穿村过寨、信息网翻山跨海，让发展的光亮照进每一个角落。上缴税费、划转国资充实社保，让更多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弱有所扶。这些事不像大国重器那样引人注目，却实实在在地织成了一张网，铺到的是角落，兜住的是人心。

回望征程，从战火硝烟中护厂护矿的铮铮铁骨，到荒原戈壁上架起工业脊梁的豪迈壮歌；从改革大潮中脱胎换骨的勇毅突围，到科技博弈中铸剑卫国的使命担当……“共和国长子”的血脉里，始终流淌着对党的忠诚、对国家的赤诚、对人民的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