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0月1日，香港以东海面，两艘轮船悄悄在公海会合。钱学森一家从美国轮船“克利夫兰总统号”走下来，登上了华润的船。

这次行动由周总理办公室亲自交办，华润总经理张平全程落实，目的只有一个：确保钱学森安全回国。

连襟

华润与钱学森的渊源，始于一条特殊亲属脉络。

时任华润公司总经理杨琳（即秦邦礼）的妻子叫黄美娴，她懂财务，英文好。1952年随杨琳回到北京后，她常在周恩来总理接见外宾时做口译。

黄美娴有个弟弟叫黄立富，黄立富的妻子叫蒋雍，蒋雍的妹妹叫蒋英，蒋英的丈夫就是钱学森。

简单而言，杨琳的小舅子和钱学森是连襟。

这层拐着弯的亲戚关系，在那个信息传递极为困难的年代，却是一条重要通道。

1950年，钱学森准备从美国回国，要托运家当。8月3日，他把填好的一份《出口声明》寄给白金斯搬运公司，注明邮件的接收地址是香港九龙秀竹园6号，收件人是黄立富——这里正是杨琳和黄美娴居住的地方。

通过蒋雍、黄立富这条线，杨琳第一时间知道了钱学森要回国的消息，随即向中央报告。

但钱学森没能走成。美国政府将他拘留14天，没收了800公斤书籍，随后软禁5年。

这5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为他的回国奔走。直到1955年8月，美国国务院才签署了允许钱学森回国的通知。

1955年，钱学森一家乘美国轮船回国。

密电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携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踏上归途。

这次行程由国家出面安排。

1955年9月20日，贸易部办公厅机要处收到周总理办公室密件，要求贸易部协助钱学森回国事宜。

时任贸易部办公厅副主任崔哲将密件递交给副部长李强，李强高度重视，指示崔哲抓紧时间以密电形式将信息告知华润公司总经理张平。

电文如下：“指定可靠同志，会同蔡福就、方远谋接送钱学森等人，经费由张平拨付。”

蔡福就和方远谋是港中旅负责人，负责为钱学森一家办理香港的离境手续。

多年后，钱学森之子钱永刚还原了当年的安保安排细节：“后来我们得知，当我们全家路过香港时，周总理办公室特意有指示，让香港的华润公司全员出动，确保一家人路过香港时的安全。”

公海

中央领导和华润人都很担心。

当时港澳口岸环境复杂，各类特务、境外媒体混杂码头，安全风险极高。

此前已有惨痛先例：1948年，冯玉祥在归国途中因轮船失火身亡；1955年4月，赴万隆会议的中方代表团所乘客机在香港起飞后被炸坠毁，机上11名乘客遇难。

钱学森作为顶尖科技人才，必然成为境外敌对势力重点针对目标，常规码头接船方案隐患重重。

张平与班子成员开会，反复研究迎接方案。他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改变钱学森的下船地点，不在原定的码头上岸，而是在公海上迎接。

华润将方案上报贸易部，得到中央批准。外交部为张平等登船人员办好了外交函。

换船

10月1日，“克利夫兰总统号”驶近香港水域。华润所属的华夏航运公司的轮船提前开到公海上，迎了上去。

两船靠近后，华润负责人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函，登上美国轮船，与船长协商。请求很明确：把钱学森一家接到华润的船上。

但操作起来并不简单。美国船长知道钱学森的身份，临行前中国政府要求美方确保钱学森在船上的人身安全，美国政府也承诺了。现在钱学森要中途下船，换到另一条船上，这超出了原有协议。

两条船之间的谈判，实际上成了两国间的外交谈判。船长要得到美国政府的同意，才能放人。

谈判持续了一段时间。蒋英后来回忆，当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听到两边的人在谈，最后美方同意了。

就这样，钱学森一家换了船，换了登陆时间，也换了登陆地点，华润的轮船载着他们悄无声息回到香港。

当美国轮船抵达香港码头时，等在那里的记者大失所望——钱学森根本没在这条船上。

到香港后，华润安排钱学森一家休息，并参观了华润公司。中央派来的接待人员与钱学森顺利会面。

10月8日，张平等送钱学森一家离开香港，前往广州。

后续

护送钱学森归国，只是华润服务海外爱国科技人才工作的开端。

钱学森回国后列出一份海外人才名单，华润员工出国做贸易时，顺道一一拜访，为他们安排行程、出路费，把这些人接回祖国。

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是在公海下船，登上华润的船只。

与此同时，“两弹一星”工程研发所需特种原材料、精密零部件，大量依赖境外采购。很多突破西方对华物资封锁，完成海外采购、跨境运输、安全入关的工作，也由华润承担。

此后多年，华润利用自身区位与贸易优势，源源不断接引海外爱国人才、输送关键科研物资，为新中国早期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本刊记者周琦整理自吴学先所著《红色华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