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花啤酒、怡宝矿泉水、万象城、999感冒灵……这些日常随处可见的品牌，背后都站着同一家企业——华润。

总资产规模超2.7万亿元、年营业收入突破9300亿元，很多人只看见它如今庞大的产业版图，却少有人知晓，这家万亿央企的起点，是1931年的两根金条。

从秘密商号到世界500强，从香港一间小杂货铺到横跨六大产业的商业巨舰，华润走了88年。

两根金条

说到华润，不得不提起它的创始人——秦邦礼。

1908年，秦邦礼出生在江苏无锡。家里原本是大户，父亲早逝后家道中落。14岁那年，为了资助哥哥秦邦宪（博古）和妹妹读书，他放弃学业，去无锡复元钱庄做学徒工。

在钱庄的3年，秦邦礼学会了算账、看行情、与人打交道。这些本事，后来派上了大用场。

1931年，原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被毁严重。重建联络点迫在眉睫，人选必须绝对可靠，博古推荐了自己的弟弟。

秦邦礼就此在陈云的领导下开始为党工作。陈云约见秦邦礼时，带了两根金条作为“见面礼”，并明确了任务：以这两根金条做资本，为党建立新的秘密交通站、筹集经费。

秦邦礼改名杨廉安，在上海开了一家米店，以此为掩护建立联络点。铺子白天正常做生意，晚上用来传递情报、掩护同志。几年间，他用赚来的钱又开了家具店、糖坊、烟纸店等，把店铺从一间拓展到了六间。

秦邦礼的商业版图从上海延伸到汕头、香港，在汕头创办“中法药房分店”，构建起上海—汕头—瑞金的秘密交通线。

经由这条线路进入苏区的党员干部达到200多人，包括刘少奇、张闻天、博古、陈云、林伯渠、李维汉、陈赓等。

全面抗战爆发后，受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主任钱之光派遣，秦邦礼赴香港创办“联和行”。还是开店，还是经商，还是秘密工作——为抗日根据地筹募经费，采购医疗器械和药品。

联和行的办公地点设在香港干诺道冯氏大厦。当时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开展大规模抗日募捐，华侨捐款存入联和行账户，募集到的物资由联和行安排转运。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夏到1941年秋，通过联和行运往内地抗日前线的物资包括医药器械120多吨，捐款500万美元。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秦邦礼按组织指示撤离，历时数月、穿越数省，把联和行的资金卷成小卷，亲手缝进一件马甲的口袋里，最终安全交到了组织手中。

“马甲藏万金”的故事，至今仍在华润内部流传。

“马甲藏万金”

华润前身“联合行”

贸易支前

抗战胜利后，联和行的使命远未结束。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落幕，东北野战军主力即将入关，周恩来急令筹备军粮。彼时南京、上海尚被国民党把控，铁路干线也在战火中几乎瘫痪，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连成片的解放区，粮食自给自足都无法保证，筹粮极度困难。

华润公司的轮船此时担负起从东北运粮到关内的任务。船队在大连将粮食运往秦皇岛、烟台，一部分接济了当地百姓，剩余的大批粮食则经由齐鲁大地的万千小推车，源源不断送往前线。

从三大战役、渡江作战直至解放广州、海南，华润的船队穿梭于香港与东北、天津、大连、青岛之间。前线需要什么，华润就采购什么。

上海解放后，市面缺少粮食、棉花和煤炭，华润想尽办法，将“两白一黑”（粮食、棉花、煤炭）等物资运往上海，协助恢复生产工作。广州解放时，供水系统被严重破坏，华润购买了大量水管、水龙头，让市民及时喝上了自来水。

1949年，华润根据党的指示，派人打入国民党在港机构，成功策反招商局“海辽”号海轮起义。“海辽”轮成为新中国第一艘升起五星红旗的海轮，毛主席专门发来电报祝贺。

此后，华润又参与组织了“两航起义”——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公司的40余架飞机回到人民的怀抱。

抗美援朝时期，反封锁、反禁运、反冻结成为华润的中心工作。西方反动势力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华润利用港商身份，在澳门成立“兴隆行”，利用“港澳”之间没有“禁运”的空当进行秘密运输。在长达3年的战争期间，华润通过香港的“水上人家”以及诸多爱国同胞，保证了进口物资的运输。

更名“华润”

抗战胜利后，秦邦礼回到香港。1947年2月，他恢复了“联和进出口公司”的业务。公司越做越大，人员越来越多。

1948年初，公司正式更名为“华润”。钱之光出任首任董事长，杨琳（即秦邦礼）任总经理。

1950年夏，按中共中央决定，在香港的中央、华东、华南3个系统的多个单位并入华润，成立香港贸易委员会，秦邦礼任主任，同时兼任华润公司董事长。

1952年后，华润逐步被指定为中国各进出口公司在香港的总代理。

这个位置有多重要？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对中国实行全面经济封锁，香港是内地与外界联系的唯一窗口。

金华火腿、梅林罐头、英雄牌钢笔……这些国货通过华润走向海外市场。

最高峰时，华润的进出口贸易额约占国家对外贸易总额的1/3。

1956年，华润发起并筹办了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展览会在广州中苏友好大厦举办，华润承担了大部分的海外招商工作。开幕当天，广州市民及海外商人的参观人数超过一万人次，中苏友好大厦9200平方米的展览大厅更是被挤得水泄不通。

自此，中央和外贸部决定，1957年起每年举办两次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这也就是日后被人们所熟知的“中国第一展”——广交会。

华润还承担着另一项使命：保障香港民生。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香港经济高速发展、人口激增，本地供应已无法满足市民对鲜活食品的庞大需求。1962年，国家成立“三趟快车领导小组”，开通“供应港澳鲜活商品快运货物列车”。

三趟列车分别从上海、郑州、武汉始发，每日满载活猪、活牛、活禽、鲜蛋、蔬果，经深圳运抵香港。由内地各口岸粮油进出口公司组织货源，铁道部组织运输，华润旗下的五丰行在香港接货、组织销售。

数据显示，五丰行供应的活猪、活牛、冻肉及活家禽，一度占到香港市场份额的81％、100％、33％及14％，被誉为“香港人的菜篮子”。

1956年11月10日，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中苏友好大厦开幕。

《文汇报》1956年10月1日刊登的五丰行广告

转型之痛

1983年，华润大厦在维多利亚湾畔落成，成为彼时维多利亚港的新地标。同年，华润公司正式改组为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这次转型是被逼出来的。改革开放后，各省市纷纷到香港开办自己的窗口公司，华润“总代理”这块金字招牌，不灵了。

华润必须从依赖行政保护的“代理贸易”转向市场竞争为主的“自营贸易”，从单一贸易商向多元化实业集团转型。

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转型为国际贸易中心、物流中心和金融中心。华润抓住了这个机遇，开始投资大型基础设施：1988年参与投资兴建大老山隧道，后来又投资了国际货柜码头、三号干线、青马大桥等项目。

与此同时，华润还首倡了“三来一补”模式——来料加工、来样生产、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利用内地的土地和劳动力优势，吸引香港厂商带入技术、订单和设备，在珠三角建厂生产。深圳最早的一批工厂，很多是通过华润牵线搭桥建起来的。

这一模式推动了珠三角制造业的崛起，成为香港产业北移的关键枢纽，也为后来“中国制造”走向世界打下了基础。

1984年，华润在香港开出第一家超市，为如今的华润万家埋下了种子；20世纪90年代初与李嘉诚合作开发天水围，华润逐步进军地产业，成为此后华润置地的开端。

多元化实业巨头

真正让华润脱胎换骨的，是资本市场。

1992年，华润注资旗下上市公司永达利并将其更名为“华润创业”，成为华润系第一家上市公司，开创了中资企业进军资本市场的先河。

永达利原本主营纺织印染和物业租赁，因贸易不畅和租金萎缩，严重亏损。华润团队接手后妥善处理了旧厂，在原厂址上盖起工业大厦，当年就为永达利带来3.6亿港元盈利。

到1997年，华润创业的市值达到294亿港元，进入恒生指数成分股。

此后，华润旗下企业相继登陆资本市场。1995年五丰行在香港联交所上市；1996年华润北京置地挂牌；2003年11月，华润电力在香港主板上市……

如今，华润所属企业中有9家在香港上市，13家在内地上市，其中华润置地、华润啤酒、华润万象生活和华润电力位列香港恒生指数成分股。

2001年，华润提出要在内地“再造一个新华润”。此后，一连串并购行动横跨房地产、啤酒、零售、电力、建材、医药等多个领域。华润由此从一个香港贸易窗口公司，变成了一家多元化实业巨头。

“蘑菇战略”

1993年，华润创业与沈阳啤酒厂合资成立沈阳华润雪花啤酒有限公司，华润正式踏入啤酒江湖。

彼时，中国啤酒市场正处于“诸侯割据”阶段，各地都有地方品牌，但鲜有全国性的巨头。

华润没有选择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制定了“蘑菇战略”：先在区域市场建立优势，形成一个个“蘑菇”，再通过并购把蘑菇连成一片，实现全国布局。

自2001年并购后，华润雪花进一步巩固了其东北大本营，以此为基础将扩张势头指向全国。2000年到2004年，华润雪花先后收购大连棒槌岛啤酒、安徽圣泉啤酒、湖北东西湖啤酒、杭州钱江啤酒等，并斥资6.8亿元在东莞建立啤酒厂，一系列动作使其在华中、华东、华南地区站稳脚跟。2004年，华润雪花市场份额超过12%，登上销量冠军，至今稳坐行业第一宝座。

这种“并购—整合—品牌升级”的模式，后来被复制到水泥、电力、医药等领域，成为华润扩张的标志性打法。华润水泥控股后来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水泥生产商，华润医药集团整合了东阿阿胶、999感冒灵等知名品牌。

从两根金条到万亿央企，从总代理到上市公司，从“三趟快车”到万象城，华润每一步都跟着党和国家的大局走：国家缺什么，就筹什么、做什么。

这家企业88年的故事，也是时代的缩影。

（本刊记者周琦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