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孙冰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新型研发机构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力量。

2018年，北京市以“建设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为目标，聚焦重大基础前沿科学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成立了10多家新型研发机构。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下称“智源”）便是其中之一。

8年来，智源研究院已孵化出20余家人工智能明星企业，其多位核心骨干后来成为国内人工智能领域的中坚力量。智谱AI创始人唐杰、月之暗面创始人杨植麟、面壁智能创始人刘知远等，均曾在智源开展研究——智源也因此获得了中国大模型界“黄埔军校”的称号。

然而，在智源研究院理事长黄铁军看来，智源真正的“主线任务”，始终是向着成立时定下的“十年目标”迈进——成为国际顶尖的人工智能研究机构。

从1995年进入人工智能研究领域至今，黄铁军亲历了30年来AI技术的数次浪潮。2018年11月，时任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主任的黄铁军参与创立了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人工智能的开源战略，与闭源路径形成鲜明对比。从技术发展的底层逻辑，应该如何看待这两种路径的选择逻辑与未来前景？

黄铁军：如果仅仅把开源路径和闭源路径对立起来看，视角会太近期了，这只是商业竞争、国际竞争中的一个阶段。实际上，这件事应该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上来：在人类面临重大技术革命时，我们究竟应该选择何种路径？

大模型的技术源头在20多年前就被提出了。可以说，2020年之前，大模型技术演进了20年，包括谷歌和OpenAI在内，都是和学术界一起在做技术探索，因此都是开源开放的。直到2020年之后，少数公司意识到大模型的商业价值，才开始闭源。

闭源独占不符合技术发展的基本规律，改变不了技术演进大方向。一家公司所谓的独有技术，其实只是很小一部分的改进和创新，90%的基座技术都是人类公共知识，都是开源开放的。

这就像电力革命，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拥有专利，但他控制不了电力时代，电力是全人类共有的新能源。

人工智能也是如此，我们正进入AI时代，智能会像电流一样输送给千家万户来使用，促进时代发展，这才是主流。所以，开源一定是主流，中国的选择符合技术发展规律，符合历史大潮流。

《中国经济周刊》：“龙虾”（OpenClaw）近期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有人兴奋，也有人焦虑。您如何看待“龙虾”所代表的AI智能体（Agent）这种新一代AI产品形态？

黄铁军：AI Agent其实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了。“龙虾”之所以关注度这么高，不仅仅是AI智能体，而是因为它定义了AI时代的产品应该是什么样子，它是一个真正的AI原生产品，跟之前所有的AI产品都有本质不同。

ChatGPT的创新性在于人机交互的提升，本质上还是用新技术升级旧时代产品，并不是革命性的。“龙虾”是一款非常有创新意义的产品，因为其定义了“AI产品”——自己有脑子，能自己干活。

在“龙虾”之前，只有人能通过智能分析世界和改造世界。现在“龙虾”也有了智能，不是人类去定义它、指挥它，而是它自己去想办法解决问题。未来，这种智能体会改变很多东西，包括产品形态、人机关系等多个维度。所以，对于所有人来说，越早了解这种全新技术越好。

这确实也引发了一些焦虑，但我认为，人工智能时代来了，总体上是解放我们的。以往必须亲力亲为的事情，现在不需要了，这是好事。孔子讲“君子不器”。机器能做的就可以让机器去做。机器替代过去人所承担的工具性功能后，我们作为人的个性、兴趣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来。

人类有了AI的帮助，就有了更多时间陪伴老人、孩子和家人，这正是人性的回归啊！我们也有更多时间和志趣相投的人乃至高水平的智能体相处。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提“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什么是智能经济？哪些会成为智能经济新形态？

黄铁军：2000年左右，互联网刚兴起时，对互联网新经济有两种看法：一是用新技术为传统产业提效，二是不曾存在过的全新经济形式，比如后来的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等。智能经济也是一样，它不仅是赋能千行百业，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创造出真正的以前不存在的新经济模式。

比如，“龙虾”这种拥有独立工作和思考能力的智能体，就会带来全新的经济组织方式。未来很可能会出现大量的OPC，即“一人公司”。一个人，加上一批智能体助手，就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单元，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再延伸一点，当智能体足够普及，我们甚至可能出现全新的经济协调模式，出现“无人公司”。比如，围绕一个目标，不同的智能体之间自动进行分包、协作和结算。这些新形态，依托于强大的智力基础设施，会颠覆现有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方式。

所以，基础设施一定要走在前面，先有了先进的“智网”，上面才能长出新东西。

《中国经济周刊》：国家正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下称“两新融合”），智源研究院作为新型研发机构是“两新融合”的重要实践者。根据您的探索，破局的关键点在哪里？

黄铁军：推动“两新融合”，如果还是将科技和产业放在两个独立主体上，融合难度会非常大，甚至可能此消彼长。智源作为新型研发机构，定位是“做大学做不了、企业不愿做的事”，不是融合者，而是本身就兼具这两种角色。

大学为什么做不了？因为大学教授主要依靠人的智力，缺乏生产资料。比如，训练大模型，动辄需要上千张卡，这是一个巨大的算力平台，大学是没有条件建设和运维的。

企业为什么不愿做？因为在技术前沿探索阶段，一个东西能不能做成产品、有没有市场，还是未知数，企业不敢贸然投入巨资。

智源这种新型研发机构，能够填补这个空白地带。我们联合大学的科研人员，同时自己招聘大量工程技术团队，一起合作把科研想法变成可运行的原型系统，并开源开放，为后来的“百模大战”探索出可行道路。

《中国经济周刊》：8年来，智源已经探索出一条独特的“两新融合”路径。智源的模式可以复制吗？

黄铁军：北京从2018年起设立了10多个新型研发机构，现在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一条成功路径。其核心经验是“五新五不”：新定位、新体制、新机制、新平台、新队伍，不定行政级别、不核定编制数量、不设定工资总额限制、不直接参与管理、不实施传统考核。政府给资源、给自主权，只提宏观的顶尖要求，不设具体的、可预测的短期项目目标。

比如，在机制上，北京市给了智源稳定支持和充分自主权。政府不下具体任务，而是给一个宏观目标：在AI方向做到全球顶尖。科技创新是没有办法“挂图施工”的，谁也无法预测3年后的准确成果。这种充分信任和稳定支持，正是科研创新与产业融合得以生根发芽的土壤。

《中国经济周刊》：面向未来，智源的战略目标和发力重点是什么？

黄铁军：智源2018年成立时，设定的目标是在2028年成为世界顶尖的人工智能机构，成为全球AI创新的引领者。经过多年实践，这个目标已经集中到3个非常清晰的方向上。

一是打造AI生态，现在称之为“众智FlagOS”。这可以理解为一套智力基础设施的技术开放体系，偏标准和基础技术体系，由众多产学研单位共建共享。

二是面向具身智能的世界模型。2023年“百模大战”后，智源主攻方向转向多模态大模型。我们不做机器人本体，而是集中力量做能够理解物理世界的“具身大脑”。

三是AI与生命科学的结合。我们做生物大分子模型、脑模型和心脏模型，甚至虚拟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