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孙冰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创立者和长期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的权威学者，他将AI置于工业革命的历史纵深之中，从比较优势出发，系统分析了这场技术变革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和应对之道。

冲击的本质

——AI将替代什么？我们要警惕什么？

《中国经济周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带来就业结构的剧烈震荡。这一次AI对就业的冲击有何不同？

林毅夫：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每次技术革命对就业的冲击本质上是相通的——新产业兴起，旧产业衰落，就业结构随之调整。就像马车在蒸汽火车和汽车出现后退出历史舞台，生产马车的人、赶马车的人都面临转型。这次也不例外。

以AI为核心的这一轮变革有一点与过去显著不同。过去的技术替代主要发生在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领域，这一次，人工智能很可能大规模替代过去被认为不会被替代的高端脑力劳动。但与此同时，那些需要真正创意、包含人类情感、要在复杂多变环境下作出决策的工作，至少在目前还不能被替代，甚至需求会增加。

所以，就业市场将经历一场结构性重塑，而不是单纯的“消灭就业”。总体而言，我相信新增的就业机会会多于被替代的岗位，但这个转换过程会伴随阵痛。

《中国经济周刊》：那么，我们在就业和分配政策上，应该如何设计和应对？

林毅夫：政策上至少要同时做好以下几件事。

第一，税收和再分配手段要跟上。资本利得和劳动所得的税制需要适应新时代，让在AI浪潮中获得巨大收益的企业和资本，回馈社会一部分收益用于支持转型。

第二，社会保障必须更加普惠和有力。在就业转换期间，失业者需要有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让他们掉队。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

第三，根本的是教育公平和终身学习。要让更多人具备进入新产业的能力，而不是停留在低端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的改善，归根结底要让人力资本水平整体提高，使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回升。

第四，最关键的是政治体制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我们的制度优势，在鼓励创新的同时，走上包容性发展道路。

《中国经济周刊》：在您的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下，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如何根据比较优势来应对AI就业冲击？

林毅夫：这是很典型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就是看自己有什么、能做好什么，然后做大做强。

能做AI产业化的地区，必须具备人才、产业基础、资本等条件。在中国，主要是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广州、武汉、西安、成都等领先城市。这些地方人才聚集，人均GDP已达较高水平，完全有条件在AI新技术研发上引领潮流，创造大量高端就业。

但我国还有大量传统产业。这些地区和产业的优势不在于研发新技术，而在于利用后发优势—— 把已经研发出来的AI技术拿来用，改造提升现有产业。

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用AI实现数字化、智能化之后，生产力水平提高、产品质量提高、成本降低，竞争力反而更强，市场会扩大，就业也就不成问题。

只要肯拥抱变革，没有哪个地区、哪个行业注定被AI抛弃。

《中国经济周刊》：您提到“羊群效应”可能导致AI泡沫，这对就业市场会有什么影响？

林毅夫：AI是新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因为大家一致看好，必然出现“羊群效应”，造成投资过多，形成泡沫。当泡沫破灭时就会出现危机，大量就业岗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

比如美国，AI企业在美国上市公司数量中的比重不到1%，但在市场总体估值中的占比却超过了50%。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中AI企业市值占比，用宽口径衡量在20%左右，用窄口径衡量则在10%左右，风险要小得多。

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时道琼斯指数是12000点，现在已到51000点，如果泡沫破灭，对世界经济和就业的冲击会非常大。中国要做的是让自己的经济更有韧性，在资本账户上有一定的管理，建立防护墙。

应对的策略

——政府、企业、个人各司其职

《中国经济周刊》：应对AI带来的就业挑战，政府、企业和个人各自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林毅夫：这是一个需要多方合力的系统性问题。

首先，政府要提供公共品。一是就业信息服务，用AI技术本身来做更精准的岗位匹配；

二是大规模的再培训教育，针对被替代风险高的群体，给予免费或补贴式的技能提升机会；

三是在失业期间提供必要的保障，让人有时间、有余地去完成转换；

四是要助力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对乡村和城镇经济提供政策支持和财政支持，让更多人实现就近就业和收入增长。

企业要有责任担当。在引入AI替代劳动的同时，不能简单将人推向社会。应该尽可能提供内部转岗培训，或与政府合作帮助员工寻找新出路。政府应通过规制和激励，引导企业走“就业友好型”的AI应用路线。

最后，个人必须有正确心态，主动拥抱而不是逃避。个人不学习新技能，不仅自己被淘汰，国家也会落后。在人工智能时代，终身学习不再是口号。

未来大家都应具备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能力，这要求教育体系注重普及新技术的应用，但个人自身的学习意愿才是决定性的。

《中国经济周刊》：您说过，中小企业必须拥抱AI，否则会被淘汰。但中小企业资源有限，面对高昂的技术改造成本和人才匮乏，具体该如何破局？

林毅夫：人工智能其实给中小企业带来了独特的发展机会。小企业范围很广泛，目前很多发展迅猛的AI初创公司本身就是中小企业，它们将AI新技术产业或应用化，抓住一个场景就能快速成长。

对处于传统产业的中小企业，如果能利用AI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生产力水平和产品服务质量就会提高，竞争力变强。如果不去拥抱，别人以更好的质量、更低的价格生产，你就可能被淘汰。

中小企业确实面临人才和资金的限制，这就更需要有为政府发挥作用。政府可以搭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提供低成本的AI应用解决方案；可以组织行业性的培训，帮助中小企业主和技术人员掌握AI工具；也可以通过财税金融政策，为中小企业智能化改造提供激励。

同时，大型AI平台企业可以把能力开放出来，像当年的移动互联网一样，让中小企业用得上、用得起AI。只要找准了符合自己比较优势的应用场景，中小企业完全可以在AI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

《中国经济周刊》：教育是特别需要关注的一环。面向AI时代，我们的教育体系需要怎样改革？

林毅夫：教育是根本。如果教育不改变，培养出来的还是只能做重复性工作的人，那将来面对的就业冲击就会非常大。

首先，教育的目的必须从灌输知识转向培养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过去我们强调学生掌握多少知识，但现在AI掌握的知识比任何人都多，你再会背也没用。要学会提问、学会思考、学会在复杂环境下的判断和决策。

只有在教育上更加强调让每个人的创新能力得到更好的释放，才能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潜力，而不是被它所取代。

其次，教育要贯穿终身。在AI时代，一次教育定终身的模式已经过时。学校教育、在职培训、转岗培训应该一体化，学校重点培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而具体技能的获取更多在就业前、就业中、就业后不断进行。以后，培训可能比一次性的学校教育更重要。

再次，要发掘人之为人的特殊禀赋。那些难以被算法化的隐性知识、审美力、情感能力、实践智慧——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部分——将在人机分工中越来越成为人的比较优势。这方面，早期教育和美育非常重要。

最后，教育公平必须进一步加强。要让农村孩子、农民工子女都能进入好的幼儿园、学校，甚至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早期发展阶段的非认知能力培养，事后会转化为隐性知识和创造力。随着发展阶段提高，应该拿出更多公共资源投资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