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周琦

1982年4月，51岁的谢高华从衢州调到义乌。当时这里“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穷得叮当响。

本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I摄

“摊摆到县委门口来了”

这位县委书记有个特点，不爱坐办公室，爱穿双大号解放鞋往乡下跑。冬天下乡披件军大衣，有时候裤脚一边高一边低，老百姓说“一点也不像县委书记”。

5月的一天，一位叫冯爱倩的农民把谢高华堵在了县委大院外的弄堂口。她家里8口人，穷到揭不开锅，摆了个地摊养家，却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追得满街跑，抓到一次罚1块，两三天白干。

“请问谢书记，政府还让不让人活了？我们一家人要吃饭，天天被打击、被罚款……”冯爱倩的哭诉，给了谢高华巨大的冲击。

谢高华将她请到了办公室。这场谈话持续了几个小时。临走时，谢高华说：“你去摆小摊好了！我告诉有关部门不关掉你的地摊。”

这事哪有那么简单。当时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帽子还悬在半空，不少干部怕“犯政治错误”。

1982年6月，县委常委会会议上，有人汇报“稠城农民经商太多，小百货摊子多，与国家竞争”。谢高华当场反驳：“义乌的市场是个很好的市场，很有发展前途……不能把搞活的经济搞得死死的。”

1982年8月25日，一份以稠城镇政府名义发布的《关于加强小百货市场管理的通告》贴了出来。9月5日，湖清门市场开张，两块水泥板搭起了700多个摊位。

改革面临着压力，对此，谢高华表态：“出了问题我负责！”

坚持最终有了回报。到年底，市场上已有30多个大类、2000多种小商品，客商来自全国10多个省份。

谢高华后来回忆：“可以讲，这个生命力是那么强，冲击波那么大，我也没估计到，摊摆到县委门口来了！”

“养鸡生蛋”

市场活了，税收却成了头疼事。

当时仍沿用对工商业改造时的八级累进税，经营得越好，税越高。可市场里几千个摊位都是小本经营，价格随行就市，根本不记账。税收干部像“抓贼”一样打击逃税，市场被搞得鸡飞狗跳。

谢高华调研后表态：“这可不行，严重打击了商贩的积极性，甚至可能搞垮市场。”为了解决问题，他定下了指导原则：“对义乌市场的税收要‘养鸡生蛋’，不要‘杀鸡取蛋’。”

1984年新马路市场开业后，“定额计征、源泉控管”的办法出台了——每个摊位按地段和商品类别定一个固定税额，一年一定，编组评议，按月分交。定额之外，赚多赚少不再计税。

周边商贩蜂拥而至。1984年的税收反而比两年前提高了整整3倍。

其实，开放市场，谢高华自己也一直承受着很大压力。在金华一次学习会上，他突然扭头问秘书杨守春：“小杨，你怕不怕？”没等回答，他像是安慰对方，又像是勉励自己：“有时候，发现真理难，坚持真理更难！”

“把金字塔倒过来”

1984年，谢高华正式提出：“义乌人民有经商的传统……要发挥这个优势……要兴商建县。”

当时全国通行的经济排序是工业在先、农业其次、商业排最后。把商业提到第一位，等于把金字塔倒过来放。用谢高华自己的话说，“当时改革情况复杂，我们也有很多情况搞不清。我就一切从实际出发，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

正是在一次次思想破冰与大胆实践中，义乌改革一步步走向纵深。

谢高华在义乌只干了两年零八个月。1984年12月离任时，他在义乌没留一处房产，没留一个摊位，没留一股企业股份，只带回衢州老家一对破旧的皮沙发。

此后30多年，义乌都把“兴商”作为首要战略。1990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交额跃居全国各大专业市场之首。

每年义乌小商品博览会期间，商会都会派车，敲锣打鼓去高速口接谢高华“回家”。

义乌人时常还会念叨：“谢天谢地谢高华。”

2018年12月，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谢高华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10个月后，他在杭州逝世，享年88岁。义乌人为他写了一副挽联：“生于斯长于斯情系金衢，飞鸡毛引银练无愧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