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政府参事武义青:
​“转得出”,“接得住”,还要“留得下”

本刊记者 王红茹

雄安新区2017年4月1日正式设立,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新区建设稳步推进。截至目前,中国星网、中国中化、中国华能三家央企总部已进入稳定运营阶段,中国矿产总部主体结构顺利封顶;首批四所高校和两家医院加快建设;第二批中国大唐、中国华电等四家央企总部也已相继开工建设。

首轮疏解取得了哪些标志性成果?如何看待这些成果?疏解过程中又将面临哪些挑战?围绕上述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政府参事武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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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轮疏解取得三个标志性成果

《中国经济周刊》:怎么看待首轮疏解取得的成果?

武义青:从当前进展看,这一轮疏解主要取得了三个标志性成果:

一是央企总部从“规划落子”进入“稳定运营”阶段。中国星网、中国中化、中国华能三家央企总部已实现常态化办公,第二批中国大唐、中国华电等四家央企总部相继开工,形成“运营一批、建设一批、开工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

二是高校医院从“蓝图设计”进入“主体施工”阶段。首批4所北京疏解高校全面启动大规模建设,其中北京林业大学首批楼栋已封顶;北大人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雄安院区同步加快建设,雄安的“科教高地”和“医疗高地”骨架正在实质性搭建。

三是产业生态从“单点引入”进入“链式集聚”阶段。以中国星网为链主,空天信息领域已汇聚企业超60家;400多家央企各类机构落户,产业集聚效应初显。

《中国经济周刊》:雄安经过九年发展,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基本形成,怎么看待“集中承载地基本形成”这一阶段性目标?

武义青:关于“集中承载地基本形成”这一阶段性目标,从“量”上看,8家央企总部落户或建设中,首批高校医院全面施工,5300多栋楼宇拔地而起,承载框架已基本成型。

从“质”上看,央企已从“入驻”转向“运营”并带动产业链形成,疏解人员从“周末回北京”转向“家人来雄安”,服务保障从“政策出台”走向“可感可及”。

同时,应看到,“基本形成”不等于“完全成熟”。城市综合功能仍在完善,人口活跃度与远期目标尚有差距。正因如此,雄安将2026年定位为“提能级”之年,这正是从“基本形成”迈向“全面建强”的必然逻辑。

《中国经济周刊》:除央企总部外,雄安已吸引400多家央企各类机构落户,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集群加速形成。如何看待这种产业集聚效应?产业集聚又该如何反哺疏解工作?

武义青: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集群的形成,进一步创造了“不来就会掉队”的竞争压力:如果竞争对手都在雄安设立了研发中心,缺席就意味着人才流失和信息滞后。这种“机会成本”的考量,比任何政策补贴都更能驱动企业主动疏解。

产业集聚对疏解工作的反哺,体现在三个具体机制上:

一是降低后续疏解成本。随着产业生态日益完善,新落户企业不再需要“从零开始”搭建供应链,共享实验室、共性技术平台的出现使得落地成本逐次下降,形成“越集聚越容易集聚”的正反馈。

二是增强人才流入信心。产业集群意味着职业发展机会的丰富——一个空天信息工程师来到雄安,即使当前企业出现问题,也能在本地找到其他岗位。这种“职业安全网”的存在,极大降低了人才迁移的心理门槛。

三是催生新的疏解需求。产业集聚本身会衍生出新的功能缺口,倒逼检验检测、知识产权、金融保险等专业服务机构跟进,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循环。

疏解工作转向 “留得下”

《中国经济周刊》:在您看来,当前疏解工作面临的突出难题是什么?

武义青:当前疏解工作的突出难题,已经从前期的“转得出”和硬件上的“接得住”,转向了更深层次的“留得下”,也就是人才和功能主体能否真正扎根、实现自我生长的软环境问题。

具体来看,“转得出”阻力减弱。通过严控增量、减量发展,北京在控制非首都功能增量上成效显著。但推动存量资源,特别是效益尚可、有地方依赖的企事业单位疏解,仍面临现实利益阻力。不过,随着政策刚性增强,这已不是主要矛盾。

“接得住”硬件飞跃,但软件与生态有差距。雄安在交通、市政、建筑等硬件上起点很高,完全能“接得住”。

真正的短板在软件:雄安三县公共服务(特别是优质中小学、三甲医院)的水平与北京仍有较大差距;产业生态尚不完善,企业迁入后,上下游配套、客户对接、市场环境都需要从零或接近零开始。

《中国经济周刊》:“留得下”难题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武义青:“留得下”成为当前突出难题,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人才在家属就业、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后顾之忧尚未根本解决。一些疏解单位出现“北京留人、雄安挂牌”的双城模式,人才扎根意愿不强。

二是科研机构和高新企业在创新氛围、风险资本、同行交流等方面与北京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影响长期竞争力。

三是人才从首都到新城存在心理落差。缺乏自发生长的社区文化和归属感,容易让人产生“过客心态”。

如果说初期难题是“转得出”,中期是“接得住”,那么当前最突出的难题已是“留得下”。疏解工作已从“建房子、搬机构”的硬联通阶段,进入到“育生态、强服务、聚人心”的“软联通”阶段。这需要更精细的制度创新、更长期的社会投资,以及给雄安足够的成长时间。

下一步疏解需拓展广度深度

《中国经济周刊》:对下一步的疏解工作,您有哪些具体建议?

武义青:首先是拓展广度深度。疏解对象从央企、高校、医院向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等更广领域拓展;积极引进牵引力强的央企二三级子公司及创新业务板块,以及高端服务业等,深耕“链式疏解”。

其次要强化政策协同。聚焦疏解人员核心关切(如社保、公积金、职称等)深化“同城化”,并联合北京高校科研院所等相关单位,探索建设跨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实现“1+1>2”的效果。

再次是提升综合能级。完善“京雄一小时交通圈”,同时结合“儿童友好型、青年发展型、老年幸福型”城市建设,增加高品质公共服务供给,加速人口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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