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王红茹｜北京报道

2025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一提法延续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重要部署精神。

围绕如何深入推进两者结合、“投资于人”应重点投向哪些领域等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所所长杨萍。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所所长杨萍

投“物”与投“人”需协同发力

《中国经济周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在您看来，这一提法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传递出怎样的政策信号？

杨萍：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固定资产有其特定概念，是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经营或管理而持有，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房屋及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管理有关的设备、器具、工具等。

固定资产主要有3个特点：一是固定资产是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经营或管理而持有，二是使用期限超过一年，三是固定资产原则上为有形资产。由此可见，无论是否与人直接相关，所有的固定资产投资都是“投资于物”。

“投资于人”最初与人力资本积累相关。人力资本主要是指从事生产活动的人的数量和质量,是体现在人身上的一种资本，它既不能被买卖，也不能被当作财产，但它和物质资本一样，能够对经济起生产性的作用，促使国民收入增长。教育、保健、在职训练等有利于人力资本的获得和积累，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种投资。

“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创造性地将两者联系在一起，既尊重客观现实——无论何时何地投资都是关乎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关键变量；也关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要求——“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这对做好当前和“十五五”时期的投资工作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因此，“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中国经济周刊》：“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通常被视为不同范畴。您如何理解“紧密结合”的深层内涵？

杨萍：从投资的动因看，投资可分为3种类型，一是需求增长带来的扩大产能投资需求，亦称引致投资；二是固定资产折旧带来的更新改造投资需求，称为重置投资；三是技术变革和追求更高效率带来新投资需求，又称自发投资。目前，我国急需激发自发投资的积极性。

了解投资动因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对做好当前投资工作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重大指导意义包括：一是推动政府投资结构的优化调整。随着传统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以及人口结构和流向的深刻变化，政府投资的方向和重点应当调整。

例如，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已超过600万公里，铁路营业里程超过16万公里，高速铁路里程超过4.6万公里，高速公路里程约19万公里，高等级航道通航里程超过6.7万公里。特别是“6轴7廊8通道”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已基本贯通，连接超过80%的县级行政区，服务全国90%左右的经济和人口总量，交通运输综合能力、运行效率大幅提升。

二是推动政府投资管理理念和方式转变。长期以来，项目管理是政府做好投资工作的重要抓手和关键环节。“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十五五”时期，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创新投资不同于一般投资，其不确定性更大，这就更需要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目前，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起设立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及3只区域基金完成工商注册，3只区域基金与首批49只子基金以及27个项目代表正式签约。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设置20年的存续期，聚焦硬科技、坚持长周期、提高容错率，通过市场化方式投向科技型企业，鼓励社会资本做陪伴初创期科技型企业成长的“耐心资本”。

三是推动投资效益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资要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可以适度超前，但不能过度超前，否则会造成极大的浪费。

二者结合可达“1+1>2”效果

《中国经济周刊》：从理论上看，“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如何具体地相互促进，产生好的效应？

杨萍：从消费与投资相互促进的关系来看，投资于人有助于改善当前消费偏弱的局面，改变内需不足状况。无论是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还是投资形成的便利安全消费场景，都会对消费需求产生积极作用，之后，消费增长，需求改善，引致投资需求增加，消费与投资之间良性循环形成，在此意义上，二者结合同样能产生“1+1>2”的整体效应。

《中国经济周刊》：投资于人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当前最迫切需要加强投资的领域是什么？

杨萍：投资于人具有双重现实意义。一方面，从人力资源开发角度看，在国内需求仍显不足、经济结构转型加快的背景下，加强对人的投资,可以为劳动者转岗和再就业提供更充分的支持与服务，有助于劳动力在不同行业与业态之间更顺畅地转换，提升就业市场的适应性和流动性。

另一方面，从消费结构升级来看，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3万美元，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居民对服务消费的需求日益增长。与之相应，当前应进一步加强与服务消费相配套的软硬件投资，并完善相关制度安排，以更好满足消费升级趋势，形成人力提升与服务供给良性互动的格局。

强调投资于人并非削弱投资于物

《中国经济周刊》：在实践中，两类投资在资源分配上是否可能存在短期竞争关系，比如财政资金的“挤占”， 在“紧密结合”的原则下，您认为该如何取舍？以什么为优先？

杨萍：从当前财政预算安排的角度来看，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冲突。

投资于人，例如加大生育支持、社会保障支出，要求财政预算更多地向这些领域倾斜。而与之相关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央预算内投资一直在支持其发展。可见，如果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其他财政预算安排能够相互配合，可以实现“1+1>2”的效果，并非彼此替代的关系。

就投资本身而言，强调投资于人并不意味着削弱投资于物的重要性。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之一，也是改善经济结构、推动产业升级、提高经济技术水平、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投资还是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增加投资可以促进就业增长，投资中的住房投资与提高城乡居民居住水平有直接的关系。

投资双轮驱动促内需增长

《中国经济周刊》：其他发达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涉及这两类投资有哪些成功经验或失败的教训？中国提出的“紧密结合”有何独特之处？

杨萍：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曾专门研究日本的过度投资问题。这提醒我们，在推动投资过程中应注重实效，避免出现类似过度投资造成的资源浪费。

除了已经谈到的重大指导意义，我国提出的“紧密结合”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坚持人民至上，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

《中国经济周刊》：展望未来，尤其是“十五五”时期，如果“紧密结合”的原则得到有效贯彻，您预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将呈现哪些关键性的积极变化？

杨萍：中国经济与社会预计或将呈现以下积极变化：一是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效能持续提升；二是投资与消费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进一步巩固，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效缓解当前国内需求不足的状况，从而更好实现既定发展目标，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更为扎实的进展。

这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共同富裕尤为重要。假如仅仅从福利角度强调“投资于人”，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对创新与技术进步的关注。而我国所倡导的“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相结合的模式，则实现了双向兼顾：既有助于缓解因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的消费乏力问题，又能充分发挥消费与投资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支撑作用，增强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拉动效能。